而更为吊诡的是，在这些为国企高唱的赞歌声中，普遍只提营业额，而不提利润，因为在那逐年递增的营业收入背后，是连年的亏损。招商局将自己打扮成推动gdp不断上升的英雄，一转身又从国家的兜里掏走大把银子，去填补利润败血症的无底洞。
在高高举起民族主义大旗的时候，招商局从中央拿到了特殊的政策。先是江苏、浙江的漕米，然后扩展到长江中游地区的漕米，随后，“滇之铜斤，蜀之灯木，江、浙之采办官物，直、晋之贩粮，鄂茶、鄂盐”等，均被其垄断运输。而且，李鸿章不断地为招商局向中央伸手，要求提高运费，理由就是在“外商”的价格挤压下，经营亏损。
财政部（“户部，’）最后被逼急了，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报告，指责“招商局十余年来，不特本息不增，而官款、洋债，欠负累累，岂谋之不臧哉？”报告认为，招商局的问题在于“不得其人，出人之经，不能讲求撙节”，却将亏损归咎于诸如“海上用兵”（海战）之类的外部原因。报告要求，招商局“既拨有官款，又津贴以漕运水脚，减免于货税，其岁入岁出之款，即应官为稽察”，应责成南北洋大臣，将“现存江海轮若干只，码头儿处，委员商董衔名，及运脚支销，分别造报”，这是清产核资；“此后总办如非其人，原保大巨应即议处”，这是希望从国企企业千部任命的源头抓起。但是，这份报告连一星水花都没溅起。
招商局的经营，直到与外资的怡和、太古两家航运公司“订利益均享之约，始免互相倾挤，而其利渐著”。
一家打着国有旗号的行业垄断者，最后不得不靠与自己公开反对的外敌结为寡头同盟，才得以生存，却依然高喊着“利权”、“中华”等政治口号，纷飞的唾沫溅满了史册，一百年未干……
第三十五章 谁动了恭亲王的奶牛？
【 在四平八稳、讲究和谐的大清官场，中央财政部（户部）却推出了一篇
振聋发绩的报告，痛斤那些整天高喊“利权”、将自己打扮成天使的大型国企，
“利权”其实“上不在国，下不在商，尽归于中饱之员绅”。】
国企轮船招商局并购了外企旗昌轮船公司之后不久，两份来自纪检监察部门的报告，在大清中央国家机关内部引起巨大的反响。
先是“御史”董俊翰发难。中央对招商局实行特殊扶持政策，独家承运国家战略储备粮（“漕米”），这令招商局在国企的身份之外，又多了层事业单位的性质。董俊翰指出，各级领导干部借机大肆安插私人，推荐信在招商局的办公桌上“函犊盈尺”，造成大量冗员，“求其能谙练办公者，十不获一”，甚至官员中也有人在公司内兼职，不干活只拿钱。此外，招商局内开支浩大，浪费严重。
不久，翰林院侍讲王先谦发起了更为猛烈的一击。他在《招商局关系紧要议加整顿折》中，尖锐指出：并购旗昌轮船公司，并非什么国企收购外企的成功商战，而只是招商局高管层欺上瞒一f，损公肥私的一个阴谋。根据王的报告，这个阴谋是由以下儿个环节组成的：
一、并购动议提交之前，招商局总经理（“总办”）唐廷枢，以弥补亏损为由，从北洋申请到了50万两财政补助，全部用于收购旗昌股票。这是典型的内幕交易，唐廷枢等因此大捞一票。
二、招商局的主管上级、北洋人臣李鸿章对并购并不积极，因为其手头可调动的资金十分有限。此时，招商局常务副总（“会办”）兼党委书记（上级选派下来作为“官督”代表）盛宣怀亲自出面，游说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沈葆祯，“诡词怂恿”，说得天花乱坠，居然从沈那里拿到公款百万作为并购资金。
三、在并购过程中，招商局高层则从美方获得大量回扣（“中金”）。
王先谦同时指控，招商局早已出现资不抵债的严峻局面，账面上的资本金及借款已达500万两，但各项资产实际价值只有250万两。当务之急，必须严肃查处招商局的领导干部，“唐廷枢、盛宣怀蠹帑病公，多历年所，现在仍复暗中勾串，任意妄为。若任其逍遥事外，是无国法也”。
王先谦指出，李鸿章近期已经上奏中央，计划将投资在招商局的国有资金190多万两，分5年提还，然后招商局将彻底改制为私营企业，“归商而不归官”。王先谦警告，这将使招商局这一最大的国企更为失控，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这一指控，有理有据，上纲上线，立即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恭亲王、慈禧太后亲自批转新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严肃查处。其实，王先谦的背后，闪动着的就是刘坤一的阴影，这是他与李鸿章斗法的一招杀手。而王先谦提出的解决方案，其核心就是停止招商局的私有化进程，并且将其由北洋转到南洋监管，从李鸿章之手转到刘坤一之手。
刘坤一的调查，采取了拉一派、打一派的分化策略，对商人出身、有望收归自己麾下的唐廷枢，他多方开脱，并评价为“招商局必不可少之人”，但对于李鸿章的亲信盛宣怀则采取了痛打落水狗的姿态，请旨将盛宣怀即予革职，并不准其干预招商局务。
李鸿章则对王先谦的指控，几乎全部否定，并且一口咬定王先谦是被人收买了当枪使，“明系有人贿属”。刘坤一在处理过程中对李鸿章主动拉拢，表示调查最好是由南北洋共同进行，但李鸿章毫不领情。他在交给中央的报告中，干脆打开天窗说亮话，明确说招商局“所用多生意场中人，流品稍杂，原不敢谓办理处处尽善。但此事由商经理，只求不亏官帑，不拂商情，即于中外大局有益”，这等于是摆出了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姿态。而月，他将王先谦的攻击，上纲上线，认为这将严重影响改革开放的形象，令改革者寒心：如此“掇拾浮议，辄据无稽之词，妄相牵掣，必致商情涣散，更无人起而善其后矣”。
这一事件，看似围绕着招商局反腐败斗争展开，其实无非是以反腐为武器的权力斗争。李鸿章在大清改革开放中的地位，毕竟是无人能够替代的，经过儿番回合，此事最后以盛宣怀调任别处而了结，其中所涉及的挪用公款进行股票内幕交易、蒙蔽沈葆祯出资及收受巨额“中金”等，都不了了之。
盛宣怀出局后，招商局在唐廷枢和徐润等商人的管下，推行所谓的企业化管理。当唐、徐二人在管理的借口下，要求完全商办时,曾经积极主张商办的李鸿章却大为起疑，并迅速将盛宣怀“以创始蒙谤之身，奉维持整顿之命”派回招商局清理清查。这一查，果然查出了大问题：唐、徐二人大量挪用公款，用于私人炒股、炒房地产。
李鸿章亲笔批示：“……唐、徐二道，因开平、承德矿务，擅自挪移局本、息款八十余万，几致掣动全局，实有应得之咎。即添造金利源码头及南洋轮船两事，川款一百二三十万之多，亦属铺张太过，毫无成算，＿直是锐意周利贪得，自贻伊戚，危险之至。”指责他们铺张浪费，挥霍公款。至于徐润在上海炒楼，李鸿章认为他不仅挪用公款，而且利用招商局的信用担保，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高达170多万两之巨，如今不得不抛售套现以归还公款，对公司的声誉造成巨大的损害，“似此周利贪得不顾其后，殊为可恨……”
盛宣怀则更揭出了可怕的内幕：“不料总办（唐廷枢）之朦混糊涂至于此极也。商本三百万，乃如开平拖欠八十余万，各户往来拖欠七十余万，各局往来拖欠七十余万，各局水脚拖欠三十余万，则局本已无着矣。其轮船、码头、栈房实估值本不及四百万，仅足抵老公款九十六万、新公款五十五万、保险存款一百万、客存客汇一百二三十万，人安得不望而寒心。”而根本的原因在于，那两位号称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家”，“雨之（徐润）早已不管局事，终日营私；景星（唐廷枢）亦只管造轮船、挪局款，其开平用项不下二百万，自己亦并不看账，一片一糊涂，专说大话”。解决方案就是，请唐廷枢、徐润两人卷铺盖滚蛋，然后由自己进行清理整顿。
财政部（“户部”）在一篇上交给中央的报告中，尖锐地指出招商局实际上已经成为腐败的渊薮（sou3）：“局中之侵蚀与局外之倾挤，所有资力颇虞亏耗。”“唐廷枢、朱其昂之被参于前，徐润、张鸿禄之败露于后……招商局十余年来，不特本息不增，而官款、洋债，欠负累累，岂谋之不减哉？”随后，报告引出了其最为振聋发聩的警句：“稽之案犊，证之人言，知所谓利权，上不在国，下不在商，尽归于中饱之员绅。”但是，这份慷慨激昂的报告连一星水花都没溅起。
以反腐的名义重回招商局的盛宣怀，从此在那里扎下了根，直到1903年离职。这个在招商局并无丝毫原始投入的大清干部，直到去世都是招商局的最大股东，并且因此跻身中国富豪行列，其个人财富高达数千万两，仅在上海租界内的房产，价值就有近2000万两。
“自银裹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背，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国企的奶牛终于哺育了一部分先富起来者，他们的头上匕带着耀眼的光环，据说他们都是为了国家和民族而在鞠躬尽瘁……
第三十六章 盛宣怀打“野鸡”
【 在权力面前，资本最后还是低下了它那高傲的头颅。而只要认可权力也
是“生产力”，资本与权力就能永享鱼水之欢。在“野鸡”们纷纷倒下之时，
持有管理层配股的盛宣怀们，成功地跻身大清国先富起来的孔雀行列，频频
开屏，向世界炫耀自己那灿烂的尾部……】
盛宣怀要打野鸡了，而且是联合自己死磕了十多年的老对手怡和轮船公司（英资怡和洋行麾下企业）、太古轮船公司（英资太古洋行）一起打。
这种变化有点让人眼晕。因为，盛宣怀主持下的轮船招商局，高高举起的正是经济民族主义的大旗，要从怡和、太古这些外商的手里，以“商战”的方式夺回民族利权。如今，枪口一转，敌人成了盟友。
“野鸡”的说法，是太古轮船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大班”）严吉迪发明的。他在1891年写信给盛宣怀求和：希望联手“设法驱逐走江海的野鸡船，俾我三家可以独占其利”。
这些“野鸡”，就是独立于招商局、怡和及太古之外的轮船。这些大多是“洋鸡”，比如美最时洋行的“宝华”号，麦边洋行的“萃利”、“华利”号，马立师行的“金陵”号等。因为这些“野鸡”的洋身份，盛宣怀打野鸡的行为，被后世的一些学者视为对外商战的一部分。
其实，这些野鸡大多是“土鸡”。在招商局成立之前，几乎每家外资航运公司中，华商都占了相当大的股份。招商局成立的动机之一，按照李鸿章的说法，就是要“使华商不至皆变为洋商，实足尊国体而弧隐患，尤为计之得者”。但是，招商局一亮相，华商们就发现自己被卡在夹板中了：根据政策规定，华商只能入股招商局，而不得自行成立独立的民营企业，而且，中央宣示这一政策将维持50年不变（即至1920年代）。权衡之后，不少华商选择伴狮（外资）同行，而非与狼（国企）共舞。因为，与狮同行，虽被盘剥，但契约受到尊重，并且在外国国旗的庇护下，受到的官方骚扰就很少。而入股招商局这类“官督商办”的企业，不仅要贴银子，还得继续做孙子，伺候那些既不出资本，也不对国家负责的官商通吃的“督办”们，同时还得应对外商的竞争，等于是两线作战。英国人赫德管理下的大清海关，就在报告中指出：“华商渴望自有轮船，这已是公开的秘密。某些挂外国旗的江海轮船，几乎全系华商所有。”
经过三年的幕后讨价还价，混战+ 年的招商局、怡和、太古三家，终于在1894年达成了“齐价合同”，约定三方“务要同心协力，彼此沾益，倘有别家轮船争衡生意者，三公司务须跌价以驱逐他船为是”。这是他们的第三个价格同盟，与之前那两个短命的同盟相比，这一次，他们的亲密关系保持了相当长的时间。
曾经并且仍然高举“外争利权”大旗的国企招商局，终于联手外企，组成寡头同盟，共同猎杀那些披着“洋皮”的“土鸡”。
“猎鸡”勇士盛宣怀，曾经以商战民族斗士的面貌亮相。
十年前（1883年），作为中央专案组的组长，他受命进驻轮船招商局，清理清查总经理（“总办”）唐廷枢、副总经理（“会办”）徐润的渎职及腐败案，决心大，措施猛。最后唐、徐二人被“双开”，招商局被彻底纳入大清政府的强有力领导之下，盯得牢，关得住，跟得紧。招商局自此废除“总办”一职，盛宣怀出任党委书记（“督办”），执掌大权。只设“会办”的管理层，成为其实际上的秘书班子。日後盛氏羽翼丰满，提出“国退民进”的建议，试图进行类似mbo的改制，“官办”成为“盛办”，国有则成为“盛有”。
夺回了招商局的领导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要让招商局成为会下gdp金蛋的金鸡，外树政绩，内得利益，盛宣怀面前的道路还很漫长、很艰巨。来自政府的关怀和支持，自然是最为有效的资源投放。招商局的直接领导、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亲自批示：“当此局势岌岌之际，必须官为维持，乃可日就起色。”
大清政府两袖“清”风，但权力就是第一生产力，也是第一生产要素。官方下发一纸红头文件，招商局就住进了“财政输血”这一高干病房，尽管它患的是多种病毒引起的并发症，接受的却是开小灶般的滋补疗法：减税、加价、增资。本就是独家垄断经营的国家战略储备粮（“漕粮”）运输，得到了进一步的税费减免；对招商局轮船运载的茶叶，减征出口税，免缴复进口税；提高漕粮运输的费率，并且不再收取海运局公费；同时，暂缓归还官方投资款余额77万两。
这几招，招招大补，但招商局依然萎而不举，举而不坚。根据招商局自己的说法，那都是因为怡和、太古这两个敌人太强大。三方贴身肉搏得十分惨烈，争相杀价，三败俱伤，而招商局虽然难以雄起，却也撑住了，就因为背靠政府的大树，不仅有大笔的垄断生意，而且有财政上的巨大支持––大清国虽然没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可供挥霍，但以一国之力去对抗两个公司，那还是能够游刃有余的。厮杀之后的结果，就是三方和谈，相逢一笑泯恩仇，把枪口对准更为弱势的“野鸡”们。
联合猎杀“野鸡”的行动，成效斐然。怡和与太古看到，在权力面前，资本最后还是低下了它那高傲的头颅。而只要认可权力也是“生产力”，资本与权力就能永享鱼水之欢。
而盛宣怀则欣慰地看到，通过猎杀“野鸡”并与外商大鳄结盟，招商局的利润额直线上升。招商局股票也如同服了春丨药，日益坚挺，从50两（1890年）飙升到140两（1893年），并攀上了200两的大关。这既是可以向上级大协特书的政绩，也是可以让子孙受益无穷的财富。在“野鸡”们纷纷倒下之时，持有管理层配股的盛宣怀们，成功地跻身大清国先富起来的孔雀行列，频频开屏，向世界炫耀白己那灿烂的尾部……
第三十七章 裸泳的奴家
【 在一个人人裸泳的年代，权力作为第一生产力和第一生产要素，就是那
决定令谁彻底“走光”的潮神。大清国实在并无企业家，只有“奴家”，而“奴
家”只能委身潮神的怀抱，以获取那点傲立潮头的机会。】
潮水在退去，人们凉诧地发现：如胡雪岩、徐润那般道貌岸然，爱作弄潮儿状的伟大企业家们，也露出了水面下的半截身子，居然赤条条空空如也。
1883年，中法在越南对峙。法国军舰开到了黄浦江口，将炮口对准了这座繁华的东方巴黎。这不仅改变了上海的物价结构：除了粮食等生活必需品飙涨之外，各色动产不动产几乎集体跳水自尽；同时也改变了上海的富豪榜排名，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代更比一代狠。
令胡雪岩、徐润彻底“走光”的，搞得很黄很丢脸的，是一直拿着高倍望远镜和长焦镜头在窥伺机会的盛宣怀。盛本人就是因涉嫌裸泳而灰溜溜地离开了轮船招商局，他根本不相信在大清国还有人会真的按照规则、穿戴整齐再下海。
第一个被放倒的是胡雪岩。
与徐润不同，胡雪岩之于盛宣怀，就是个“外敌”。胡总是左宗棠的跟班，而盛总则是李鸿章的小弟。老大之间的矛盾，当然就是小弟之间的仇恨。何况这两人，一个来自杭州，一个来自常州，都是长三角经济圈的地头蛇，都是玩“政治～经济”学的高手，更要为地盘斗上一斗了。
开始的时候，胡总当然强大许多。盛总无非是国企的高级打工仔，胡总却是富豪榜上的著名私营老板，他在西湖边建的豪宅，连同豪宅内圈养的十几房妻妾，都是人们八卦和垂涎的对象。胡总商业帝国的核心，在于阜康钱庄。作为纯粹的民营金融机构，阜康钱庄的核心竞争力却是政府公关，因能大量吸纳公款，这里几乎成了第二财政部，尤其是独家经办为左宗棠西征而借的外债。
承办国家外债，利润似乎并不高，阜康钱庄还得为此向外资债权银行承担连带担保责任，风险着实不小。但这毕竟是大清国的国债，大清国可以常常失信于自己的子民，却绝不愿意（或许是绝不敢？）失信于国际社会。何况，承办这么大笔的国债借贷，早已深谙中国国情的外商，也在暗地里给了可观的回扣；如果在收、支时间差上再多动动脑筋，就很容易多方截留，从而将公款变成阜康钱j庄的现金头寸。更不必说，这本身就是有力的“中央一拾”，给阜康在国际国内市场都做了个大大的广告，无形资产增值不少。总之，银行跑营销出身的胡总，打算盘是基本功，不会算偏。
蛇大窟窿大，胡总向来爱玩空手道，如今守着个银行，自然是要大展宏图的。当时的生丝出口有巨大利润空间，胡总于是痛下本金2000万两，争购并囤积生丝。据说，他之所以如此放手一搏，一是为了解救被洋人们欺压的蚕农，二是要为民族工商业争口气。实际上，就是要形成市场上的垄断优势。强龙难压地头蛇，在巨额资金的支持下，在黑白两道（胡是青帮的“空子”，差不多相当于其地下党员）的保驾护航下，胡雪岩抢购生丝十分顺手，几乎搜尽了当年的新货和此前的存货。洋商们无货可收，自然慌张，通过种种渠道与胡雪岩进行谈判。老外开出的价码很痛快：加价1000万两！
面对洋商的“诱惑”和乞求，胡雪岩并没有松口，理由却非爱民或爱国，而是要求再加价200万两。双方于是僵持不下。待到来年，新一轮的春蚕到死丝方尽后，胡总却发现：不仅遥远的意大利生丝大丰收，缓解了西方工厂的原料问题，而且法国军舰开到了上海洋而耀武扬威，银根全面收紧，手头已难以筹措足够的资金去收购新丝，而囤积的旧丝却已经开始变质。
此时，早在暗中窥测多时的盛宣怀，实施闪电战：启动官场内的关系，将本应解送到阜康钱庄用于支付外债的公款，押后数日，虽然只有80万两，但却是外交大事；同时，动员大储户们进行挤兑，在市场上传播阜康不稳的消息，结果硬生生憋死了并非资不抵债的胡财神：仅生丝一项，胡雪岩就损失高达1800万两，并随即被“双开”加“双规”，革职，抄家，彻底打翻在地。
扳倒地头蛇胡雪岩之后，盛宣怀转过身来收拾过江龙徐润，尽管徐润是盛宣怀在招商局时的老同事、老同志。
徐总先前就比盛总、胡总家阔多了。他14岁进了外企打工，在英商宝顺洋行（也称颠地洋行）当学徒，后升为买办，自己还涉足航运业、地产业、丝茶业、保险业、出版业等，搞得十分红火。1863年，徐润就已经在上海拥有“地二千九百六十余亩，造屋二千另六十四间”，而且在天津、塘沽、广州、镇江等地有大量房地产。当时，他年仅26岁，比他大15岁的胡雪岩，此时还在忙着事业的开拓；比他大14岁的盛宣怀，则还在乡下印望星空，想着如何到大城市出人头地。
房地产是个资金密集型行业，徐润四处融资，从国内的钱庄到外资的银行，大量贷款，以新债还旧债，进行滚动开发。这种现金链高度紧绷的游戏，被法国人的军舰轻易地毁灭了。上海房地产狂跌时，徐润名下的房地产虽然市值高达340多万两，但仅仅来自22家国内钱庄的贷款总额就高达250多万两，负债率超过73％。债权钱庄公选出6名代表，徐润也派出6名高管，双方组成的“联合工作组”研究来研究去，决心还是拉新股东入伙。不过鬼使神差般地，他们居然找上了日夜谋划着重归招商局、踢走徐润的盛宣怀，真是与虎谋皮，也可见买办出身的徐润的确不会讲政治、看风向。
盛宣怀四两拨千斤，一出手就抓住了徐润的命根子：徐润炒房时，挪用了招商局公款16万两，数目虽小，但性质严重。随即又牵连出徐润以招商局信用担保自己的贷款，涉及贷款金额居然高达160多万两，这等于将国有资产也牵扯进了房地产泡沫之中。
在盛宣怀义正词严的逼迫下，徐润被迫将镇江及上海永业里、乍浦路等处的房产以低价抵偿招商局欠款。徐润被开除出招商局，同时革除开平矿务局会办之职，贱价出售手头房地产，以归还所有涉及招商局信用担保的贷款，直接经济损失高达近90万两自银。
最为郁闷的是，法国人一走，他那些被迫“割肉清仓”以筹资的房地产，旋即升值十倍，高达2000万两白银。
在一个人人裸泳的年代，权力作为第一生产力和第一生产要素，就是那决定令谁彻底“走光”的潮神。大清国实在并无企业家，只有“奴家”。“奴家”只能委身潮神的怀抱，以获取那点傲立潮头的机会……
第三十八章 骑着毛驴上北京
【 在那些看似无稽的“风水”等遁词背后，恭亲王、李鸿章们的主要顾虑，
是国家的经济主权不能轻易让与外人，铁路要尽量保留到中国自身经济恢复
之后，自行建造……】
威妥玛大叔骑着毛驴上北京，这令他十分郁闷。
“大叔”其实并不大，在出任大英帝国驻大清帝国代理全权公使时（1864年），才46岁，只因为长着一部英国人爱留的大胡子，显出一幅“大叔”样儿。
威妥玛之前到过北京，但那时骑着战马，或坐着英军的军用马车。战争结束了，作为外交官，他只能和其他西方人一样，骑着毛驴上北京。尽管所有的人都认为这实在不是件体面的事情，但别无选择––毛驴是通往大清国伟大首都的唯一交通工具。
在美国使馆举行的某次晚宴中，他向美国传教士、后来出任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首任校长的丁韪良发出了抱怨。丁韪良宽慰他说：“希望你一直担任女王陛下的公使，一直到能乘着火车离开。”
威妥玛很高兴地说：“让我们为此干杯吧。”
威妥玛是个不折不扣的汉学家，著名的“威妥玛拼音”就是他的科研成果，大大提升了外国人乃至中国一般大众学习中文的效率。但从他对毛驴的不满来看，他似乎并没听说过“天上龙肉，地上驴肉”的说法，骑着毛驴那差不多等于乘龙前进呢。他似乎更不明白，中国人之所以如此喜爱毛驴，其性情温驯、刻苦耐劳、繁殖力强等特点，不正是主人们性格的写照吗？
要想富，先修路；火车一响，黄金万两。这是包括威妥玛在内，生活、工作乃至战斗在大清国这“同一个世界”的洋人们的“同一个梦想”。
威妥玛上任前一年（1863年），年轻的恭亲王己经开始主持大清中央的日常工作，大清国的改革开放正在徐徐展开。而英国这时也已经从穷凶极恶的洋鬼子，成了大清政府的好朋友，并将帮助大清国改革、开放，乃至协助镇压太平天国暴乱，当做了自己的国际义务。
英国人向大清中央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铁路计划：以汉口为中心，南达广州；东达上海；西经四川、云南等省，直达印度；北由镇江到京津。其实，怡和洋行早在1844年就设想将铁路从印度的加尔各答修到中国广州。尽管关系密切得如同同志加兄弟，恭亲王依然坚定地拒绝了这一请求。
同一年，英、法、美三国驻上海领事，及27家在沪的外资企业，集体觐见李鸿章。李鸿章当时还没调到中央混上“中堂”，只是个地方干部，担任江苏省省长（“巡抚”）。外商们要求修建一条从上海到苏州的铁路，也遭到李鸿章的严词拒绝。
你有政策，我有对策。在大清国的红灯面前，洋人们也学会了绕着走。威妥玛骑驴上任后一年（1865年），北京城终于出现了铁路。英国人杜兰德在宣武门外护城河边，铺了一段约500多米的小铁路，其上一台蒸汽机车“迅疾如飞”。那与其说是交通工具，不如说是嘉年华里的大玩具。当然，这绝非英国人吃饱了撑的行为艺术，而是一次广告促销。满以为“迅疾如飞”的火车一亮相，北京城内千树万树的榆木疙瘩们就能突然绽开，但没想到弄巧成拙。对这一新生事物，“京人诧为妖物”，“举国若狂，几至大变”，严重威胁到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首都公安机关（“步军统领衙门”）雷厉风行，重拳出击，紧急拆除了这段铁路，及时地消除了社会不安定因素。
在后世的主流史家眼里，彼时以恭亲王、李鸿章为代表的大清政府，在铁路建设上如同小脚老太太一般，胆子不够大，步子不够快，正是其颟顸、愚味的表现。但在那些看似无稽的“风水”等遁词后，恭亲王、李鸿章们的主要顾虑，还是在于国家的经济主权。铁路这一利权不能轻易让与外人，要尽量保留到中国自身经济恢复之后，自行建造。其实，同一时期大清国已经展现了对新生事物的热烈追求和对主权的坚定维护。恭亲王批准在英国一掷千金，购买了一整支新式舰队（“阿思本舰队”），后来又不惜赔本变卖，也不让英国人控制枪杆子，以维护大清中央对这支装备了世界上最先进军舰的舰队的绝对指挥权。
毛驴似乎战胜了铁路。但当时洋人中的敏锐观察者，却并未附和着轻率攻击大清国的颟顸、愚味，他们已经嗅到了“风水”等荒诞外衣包裹下的大清经济民族主义的内刚。
一位长期观察大清政治的英国人高思特在1899年出版的《中国的进步》中，搬出了英国铁路初建时种种颟顸行为，为中国辩护，实在值得那些轻率非议先人的国人一读：
“六十多年前在英国，当人们建议筑造第一条铁路时，全国吵闹反对。如果那些喜欢嘲笑中国人害怕蒸汽机工厂和铁路运营的人们，能回忆及此，不是没有好处的。”
“那时英国人所提出的反对，比今天中国人所表示的厌恶，可笑得多了。中国人不喜欢他们的墓地受到侵害，或是他们风水的规条受到破坏。但是在英国，一个著名的律师居然说，狂风时，蒸汽机将无法运转，即使‘搅拨火炉。甚至增加蒸汽的压力到锅炉要爆炸的地步’，也是毫无用处的。医学家说，隧道的暗淡与潮湿，汽笛的尖叫，机器的飞转，都将给公共卫生带来很大的损害。机车通过时的火花，将引起房屋火灾。乡绅们则担心自己牧场上的牛将受到惊吓而不再进食，母鸡则将停止卜蛋。许多人甚至担心工厂所吐出的烟雾将使蓝天从此变得暗淡无光（雪珥注：此点倒是蒙对了，符合“环保”理念）。这些荒谬可笑的担忧，要是拿来和中国人所提出的沉静的、十分有理的反对相比较，英国人可得自惭形秽。”
高思特认为，在面对铁路的“威胁”时，“中国一般人民的举动是有理而适度的”，因为“当人们的生计受到威胁的时候，愤怒的示威再加上暴动，是不可避免的”。他建议欧洲人对比一下“和中国人在生活、文化、思想方式上有着巨大差别”，然后就会“对中国从1860年到1895年之间的迅猛的进步，实在不能不感到惊叹！
而深深介人大清铁路发展的另外一位英国人肯特在其1907年出版的《中国铁路企业》（中译本改名为《中国铁路发展史》）一书中，大力肯定了恭亲王和李鸿章们的主权主张：
“不幸，这一个计划（雪珥注：指修建上海到苏州的铁路）虽经领事团重要人物的关说，却遭到断然的拒绝。李鸿章明确地通知领事团说，只有中国人自己创办和管理铁路，才会对中国人有利，并且中国人坚决反对在内地雇佣外国人。同时，一旦因筑路而强征中国人民的土地，将会引起极大的反对。他更直率地拒绝居间将任何此类建议奏报朝廷。他甚至表示，他有责任反对外国人追求铁路建设的特许权，这种特许权将使列强在中国取得过分的权利。”
骑驴看唱本，朦胧但坚定的主权意识，成为恭亲王的京韵与李鸿章的徽调中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