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罗吉尔伯特·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中认为，如中国这般的国家，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有助于力量的协调和资源的征用，从而得以支持现代化的进程。而萨缪尔·亨廷顿认为，只有一个强大的政府，才能拥有足够的资源动员能力，克服市场机制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保证现代化过程中所必需的政治稳定。
恭亲王主导的改革，从地方上先入手，绕开更为艰难的中央改革，先易后难，这自然是一种策略上的考量。但改革实际上的成本，就是牺牲了中央集权的权威资源。
英国驻汉口领事傅磊斯曾在1901年写信给《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现在还有谁人将总理衙门盖章的护照看得像某个总督签署的护照那样有效呢？你大概还记得两广总督曾经告诉我，总理衙门只能向他提出要求，而不敢命令他。事实上，除了皇帝外，连军机处也不能对一个总督下命令。在紧急情况下，像我们去年夏天见到的那样，如果皇帝依照错误的奏章发下圣旨，总督也可以不服从。”
军机大臣也公开承认：“今日之督抚，即前代之藩镇。责任固不可不专，事权亦不可过重。”《东方杂志》则描摹了地方坐大后中央的尴尬：“观于吾国政府，朝发一令曰，宜率此而行，外省置之不顾也；夕下一谕曰，宜以此为戒，外省依然如故。查询事件，则延迟不复；提拨款项，则藉词抵抗。而自外省言之，有竭蹶之政策请于政府，不闻为之一筹画也；有困难之交涉于政府，不闻为之一担任也。”
恭亲王推行改革，目的之一就是重塑中央权威，但改革的结果却是权威涣散，号令不出中南海，威仪只限紫禁城，中央失去了对地方的财政、组织人事，乃至军队的控制，这埋下了日后武昌城头一夫作乱而江山变色的祸根……
第三十一章 改革的阳谋
【 专攻裱糊的改革，令韬晦之术成为改革者的必修课，以确保自己成为先
驱，而非先烈。恭亲王就是韬光养晦、绵里藏针的个中高手。改革的大幕在
东亚升起，恭亲王一己之阳谋及手腕，能敌得过人家一国的阳谋兼阴谋吗？】
一起小小的交通事故，似乎为大清中央的一场路线斗争画上了句号：副总理级别的老干部倭仁从马上摔下来了，而且据说是故意的。
倭仁是文渊阁大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同时还兼着工部尚书衔，一人执掌着大清国中央的宣传、文教、建设等大权。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是同治小皇帝的老师。尽管他是蒙古人，却成为（或表现得如同）一名坚定的“传统文化”的卫道者，在内忧外患激发出来的改革声浪中，逆流而上，抵御着从科学技术到制度文明等西方“低俗文化”的入侵。
这一年（1867年），倭仁已经64岁，究竞是什么促使这样一位老迈龙钟的高级领导干部，不惜自残呢？
西学根源于中国？
这场交通事故的背后，是一场起因于“北京外国语学校”（京师同文馆）扩大招生的改革大辩论，就是在这场辩论中，恭亲王提出了一个雷人的论点，大大震慑了保守者们：西学根源于中国，学习西方就是学习古代中国。
几个月前（1866年12月i1日），恭亲王上奏，建议同文馆在讲授外文之外，添设一馆，专门讲授天文、算学等西方科学知识，而且扩大招生对象，从以往只在八旗子弟中招募13～14岁的少年，改为面向所有满汉举人及科举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京外各官。这一建议立即得到了慈禧太后的批准。一个月后，恭亲王再度递交了报告，建议将官方学术机构翰林院中的学者（庶吉士、编修、检讨等）纳入招生对象，因为这些人“学问素优，差使较简，若令学习此项天文、算学，成功必易”。
成立于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是大清“外交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直属机构，也是大清国首家近代化干部学校，待遇十分优厚，远超之后的各级各类军校等。所有学生每月都能领取10两月薪，而月伙食、住宿、书本文具等，一律免费，每月考试合格者奖金就高达32两。学校还专门配了厨师，学生甚至可以随时点菜送到寝室内。更为重要的是，根据规定，对于优秀学员，在干部任用、提拔等方面一律从优。这样的待遇，对于翰林院这个清水衙门中坐冷板凳的穷干部们来说，当然是有吸引力的，而对于那些还未进入仕途的举人们，更是充满了现实诱惑。
但是，这一举措却随即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首先提出反对的是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他高举政治挂帅的大旗，认为“气节”才是“自强之道”，而不是轮船和枪炮，只要有“气节”，就可以无敌于天下，“以之御灾而灾可平，以之御寇而寇可平”。他认为，科举正途人员是政权的接班人、干部的预备队，关键是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和思想道德教育，“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而完全不必去学习天文、算学之类的“机巧”，否则就是“重名利而轻气节”。至于天文、算学，只需将它们划归钦天监、工部等相关部门管理，招收些能工巧匠即可。
张盛藻奏折一上，立即遭到上谕的批驳。慈禧太后的批示明确指出同文馆就是“正途”，而天文算学“本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此举不过是“借西法以印证中法，并舍圣道而人歧途，何至有碍于人心士习耶？”
其实，这种反对意见，恭亲王早己料到。在他建议将同文馆招生范围扩大到翰林们的奏折上，就用长篇大论做了伏笔。他鲜明地提出“天下之耻，莫耻于不如人”，随后，提出了“西学”其实就是“中学”的雷人观点，认为“西术之借根，实本于中术之天元，彼西上目为东来法”，只是西方人“性情缜密，善于运思，遂能推陈出新，擅名海外耳”，因此，“法固中国之法也，天文、算学如此，其余亦无不如此”。学习科技并非是学习西方，“中国创其法，西人袭之。中国傥能驾而上之，则在我既已洞悉根原，遇事不必外求，其利益正非浅鲜”。
恭亲王的这套说法，无疑能相当有效地削弱反对的声浪。1899年，英国人harold 在回顾大清三十年改革史时，就认为恭亲王此举，是耍了一记漂亮的“外交手法”。
其实，在晚清的改革，乃至历朝历代的改革过程中，我们都能发现，改革者总是策略性地用现有体制的旧衣裳来遮掩不断成长的改革躯体，尽管可能会衣不蔽体，也要竭力强调自己对传统的传承，以期结成最为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减少阻力。当实际行为已经“右转弯”，口头却依然高呼着“左满舵”的口号时，这是一种策略，也是一种无奈。根基于体制内的“改革”，讲求的是妥协，有理也要让三分；这与源自体制外的，颠覆一切，打倒一切，使用简单直接的暴力手段清除反对力量的“革命”，是有根本区别的，革命讲求的是“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自己永远伟大、正确，错误永远只属于他人。改革与革命，虽然都涉及根本利益的调整，但在政治烹饪术上，一个是“慢炖”，即使锅有点漏了，修补修补继续熬，能将就则将就，不能将就的创造条件也要将就；而另一个则是“爆炒”，能不将就则不将就，即使能将就的，也要想方设法让它不能将就下去，完全是砸烂旧锅另起炉灶。显然，从实际操盘的难度来看，改革的“技术含量”高多了，这也需要改革者即使在策略方而也要比革命者更为圆润、老到。
“鬼子六”的“鬼计”
专攻裱糊的改革，令韬晦之术成为改革者的必修课，以确保自己成为先驱，而非先烈。恭亲王就是韬光养晦、绵里藏针的个中高手。1862年，他建议成立总理衙门，为了避嫌及减少可能的反对声浪，他再三强调这只是个临时机构，“俟军务肃清，外国事务较简，即行裁撤，仍归军机处办理，以符旧制”。
这一次，当改革遭遇官方“包养”的知识分子的激烈反对时，他也同样表现出了极为柔韧的姿态。在严词驳回张盛藻的奏折后，面对泰斗级的倭仁的反对，恭亲王施展了太极拳手法。
倭仁在他的长篇奏折中，坚决反对“正途出身”的官员进入同文馆。他担心这些国家栋梁拜洋人为师，学习天文算学之类的“一艺之末”，将导致“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之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而“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古往今来没有听说过有依靠着“术数”而能够起衰振弱的。他同时认为，以中国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
倭仁的奏折提交后，慈禧太后也不表态，批转总理衙门答复。恭亲王等随即上奏，痛切批驳倭仁等空谈误国，二三十年来“议和议战，大率空言无补”。他提出，既然倭仁有卧薪尝胆之志，但这是“为其名乎？抑将求其实乎？”他借用左宗棠的话说，大清国办事太难，“创议者一人，任事者一人，旁观者一人”。又借用李鸿章的话说，一些崇尚空谈的干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yin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他认为，倭仁等如果“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析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并且认为倭仁这一举动，对改革大有伤害，“不特学者从此裹足不前，尤恐中外实心任事不尚空言者亦将为之心灰而气沮”。
恭亲王的反驳是相当严厉的，但倭仁继续抗争，干脆认为同文馆请外籍教师本身就是“上亏国体，下失人心”，并认为国家振兴之际，百废待兴，“应办之事甚多”，何必因这一小事儿“群相解体”。
恭亲王随即开始转换策略，一边继续指控“倭仁倡议以来，京师各省士大夫聚党私议，约法阻拦，甚且以无稽谣言煽惑人心，臣衙门遂无复报考者”，另一边干脆来了招“请君入瓮”，抓住倭仁原奏中的大话：“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大呼道：我们花了三十多年的时间，都没找到这样的人才，“倭仁竟有其人，不胜欣幸”，建议请倭仁立即保举，另开一馆。
慈禧太后照准，要求倭仁立即保举精通天文算学的人才数名，“另行择地设馆，由倭仁督伤讲求，与同文馆招考各员互相抵砺，共收实效”。
倭仁这下急了，赶紧解释：“奴才意中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
中央却依然不放过他，慈禧太后在上谕中要求他随时留心人才，一旦发现此类人才，立即保荐，这等于给他套上了一个箍。接着，朝廷干脆任命倭仁也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
长期在同文馆任职的美国人丁韪良，对恭亲王的这招请君入瓮十分欣赏。他认为这是恭亲王为了让倭仁这个“老沙文主义者”能亲自通过跟他所谓的“洋鬼子”打交道来长点见识。
恭亲王的阳谋，倭仁当然能看清，他绝不愿意出任这一“鬼使”，再三请辞，却再三被驳，无奈，只好中途落马––对于倭仁是否堕马回避，学界尚有争论，史料也有冲突，但可以肯定的是，倭仁的确是以病假的方式得以保持了“体面”。
对此，丁韪良惋惜地说，如果倭仁“不拒绝训练，谁晓得这个老翰林会不会同样彻底地转变过来呢？”他同时总结出，总理衙门对付保守派的做法，就是“以内部摩擦避免外部反对”。总理衙门成员成林曾经向他解释：“你知道，由于外来反对，总理衙门的筹划有时搁浅。聪明的御史或有势力的总督向皇帝进谗言，从而破坏我们最明智的计划。这种情况下，恭亲王虽感应对困难，但仍自有办法。他奏请皇帝给他的反对者在衙门中安排位置。亲王知道，反对者一旦进入了衙门，不久就会发现，亲王的政策才是应对外国的惟一可行办法。毛昶熙和沈桂芬就是这样进入衙门的。”曾经是保守派一员的毛、沈进入总理衙门，真正挑起这千斤重担后，几乎立即实现了改变，不仅成为恭亲王的忠实同僚，而且.成为坚定的改革者和“总理衙门里最好打交道的人”。
在这次辩论中，倭仁虽然处于下风，但却“死不改悔”，而这轮折腾的效果立即显现：即使待遇十分诱人，同文馆的天文算学专业最后只勉强招收到了30人，而其中的20人在第二年就被淘汰。而此时，日本已经派出了第一批学生前往西方。梁启超日后感慨道，设立天文算学馆的计划如果顺利推进，则今后“中学与西学不至划为两途，而正途出身之士大夫，莫不研心此间以待用”，假以时日，必将有所成就，从而“用以更新，力图富强，西方大国犹将畏之，而况于区区之日本乎？”
改革的大幕在东亚升起，恭亲王一己之阳谋及手腕，能敌得过人家一国的阳谋兼阴谋吗？
第三十二章 猫儿闹大清
【 当抓住老鼠成为检验猫儿能力的唯一标准时，猫儿们自然要解放思想，
打破一切条条框框的牢笼。一部晚清经济史，就是一场超级猫儿的海选pk,
一场在潜规则甚至无规则下上演的大戏。】
大清国毕竟是泱泱大国，在内忧外乱夹击下，再怎么落败，还是老鼠遍地走，而且肥硕得很，甚至越落败，老鼠就越肥。
又多又肥的老鼠，当然吸引了无数只猫儿，不管黑猫、白猫，不管土猫、洋猫，也不管是公猫、私猫，都铆着劲、变着法，想成为那只能抓住老鼠的好猫。
当抓住老鼠成为检验猫儿能力的唯一标准时，猫儿们自然要解放思想，打破一切条条框框的牢笼。他们深切地认识到，大清国的改革，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改革就是利益重组，有时甚至就是赤裸裸的巧取与豪夺。
一部晚清经济史，就是一场超级猫儿的海选pk，一场在潜规则甚至无规则下上演的大戏。
猫儿嘉年华
最为活跃的当然是“公猫”们。大清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最早走的就是“一大二公”的道路，国库出资，官员坐庄，在奠定了中国最早的工业基础的同时，也令一部分官员及其亲属迅速跻身先富起来的一批人。大清国财政两袖“清”风，没有能力为不同官员不同花样的改革支付学费，但靠山吃山，政府最大的资源并不是白花花的现银，而是政策。脑门一拍，大笔一挥，推行“官督商办”，政府画圈，老板掏钱，改革开放照样做得红红火火。能进人这个圈子内的商人，自然也都非等闲之辈，个个能量都可直通“海里”。其中的佼佼者是胡雪岩，其政府公关能力之强，与官场结合之紧密，至今仍是中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官办的纯国企和官督商办的半国企，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切官僚化。史料记载，盛宣怀每次到机器织造局检查工作，厂里就要组织员工夹道欢迎和欢送，一如官场规矩，只是不知道是否会有节奏地呼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公猫”们虽然公开捕鼠的功夫并不怎么样，但私下为自己偷腥的本事却都不小。财务混乱，公私不分，是当时国企和半国企的最大问题。一边高喊实业救国，一边则将公款尽可能多地挪到自己兜里。著名思想家、机器织造局的郑观应，就挪用公款为自己炒股炒房，导致开工都被严重延误。至于效率不高，浪费严重，更是普遍现象。“模范总督”张之洞的汉阳铁厂，从立项开始到投产，都是凭空想象的“政绩工程”，证明了晚清改革的主旋律就是不断折腾。更有甚者，“公猫”之公，还真是体现在了性别意义上。机器织造局的文件显示，在相当一些企业干部眼里，工厂就是一座免费的丽春院，女工们俨然成了廉价的应招女郎，权力果然成了最好的春丨药！
私猫们当然没有公猫这么高调和张扬。在晚清时期，大凡混得好的私猫一般都必须有些公猫朋友，或者干脆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纯粹的私猫，是基本没有生存空间的。先天血统上的不足，令私猫们在包装功夫上相当细腻。比如导致晚清崩盘的保路运动，表面看，是各地商办铁路公司的私猫们在民族大义激发下，不忍心着到洋人们以雄厚资本“侵占”了我们的交通开发机会，所以对政府将铁路建设权收归国有表示反对，而骨子里，无非就是嫌政府收购商股的开价太低。其中闹得最来劲的四川铁路，则干脆是因为商人们希望政府来承担原先主办者挪用公款炒股而造成的损失，但政府不买账，商人们便只好祭出爱国护路的大旗，“推动”“革命”’了。
与土猫们相比，洋猫们的吃相要优雅得多，开口法制，闭口契约。但面对着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洋猫也一样是逐利的动物，在坚船利炮的“豪夺”己经不再时尚后，吸引中国官员占干股等“巧取”方式，就成了他们的主要游戏。美国总统胡佛，早年是一名矿业工程师，他的第一桶金，就来自帮助英商“巧取”中国的国有开平煤矿。他们设计将开平的老总张翼拉下水后，不花分文，就获得了丰厚的开平资产。胡总统的这桶金，日后成为其政治上的一大麻烦，时不时被反对党拎出来示众。而另一家更为著名的“福公司”，披“洋”皮，挂“洋”头，骨子里则是中外官商合营：马建忠（招商局总办）倡议，刘鹗（《老残游记》的作者）跑腿，李鸿章护航，意大利首相的儿子挂名，成功地绕过了外资不准进人矿业的禁令，以一个空壳皮包公司而获得山西、河南的煤矿开发权，然后将股份出售给西方大财团，经手人均获利丰厚。
丛林世界
在这场猫儿嘉年华中，“撬边模子”（沪语，类似京腔的“托儿，’）也没闲着。著名的媒体《申报》，在大清国股市黑幕中，紧密配合庄家，以忽悠起来的理论武装人，以包装出来的舆论引导人，不露声色地当了回股市“黑嘴”，成功地实现了“社会良心守望者”的市场化。
无论当权者，还是在野者；无论保皇者，还是造反者；无论遗老遗少，还是潮流青年，大清国晚年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了“一切向钱看”的特点，金银成为一切领域通行的硬通货，“金本位”、“银本位”成为全社会的本位。即使身负“道德城管”重任的纪检监察系统（谏台），也毫不犹豫地投身到“猫儿捕鼠”的运动中来，那些义正词严的弹劾及雷厉风行的查办，也都无非是更为稀缺、更为昂贵的商品而已,待价而沽。
做猫还是做老鼠？这在晚清并不是哈姆雷特式的选择题。做不了猫，就只能做被猫吞噬的老鼠，这是摆在每一个人而前的唯一道路。因此，更为准确地说，那并不是一个猫儿的乐园，而更像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
第三十三章 华商不爱黄龙旗
【 大清王朝根本无法提供安全、公正、信用、廉洁等经济发展的必要环境，
只有在政府力量所不能及的地方（比如租界），民营工商业才能得到喘息和发
展。买办们之所以能积累起巨额财富，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是中国最早
的一批不受国内腐败官僚控制的商人。】
1877年3月2日，一个令大清国人民备感振奋的消息传遍了全国：大清国资企业轮船招商局于昨日正式兼并了美资企业旗昌轮船公司。旗昌轮船公司所属的7艘海轮，9艘江轮，大量的趸船、驳船，共27艘，及码头、栈房、船坞、铁厂等，都降下了星条旗，升起了鲜艳的黄龙旗。
这是在以恭亲王为核心的中央领导下，大清国––不，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通过资本运作的方式，吞掉了一家大型外资企业。一贯喜欢嘲讽政府的《申报》，在这一天一反常态，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评论：“从此中国涉江浮海之火船，半皆招商局旗帜。”
最早提请中央考虑兼并旗昌轮船公司的太常寺卿陈兰彬（之后他出任l 中国首任驻美公使），甚至将其上升到“中外大局一关键”的高度。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大清国似乎已经好久没有这么扬眉吐气了，举国上下太需要这个“利好”消息的刺激了。但是，却有一群华人似乎并不为黄龙旗迎风飘扬而自豪，他们就是旗昌轮船公司的华人股东们。这些人不仅抗拒回到“祖国怀抱”，而且公然另组一家“宁波轮船公司”，并注册为美国公司，继续扛起星条旗。他们低调得几乎没在历史上留下多少印迹，弄得好像为了刻意躲避大清愤青们上纲上线的口水战似的。
其实，旗昌轮船公司从来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美资企业，而只是披着一身“洋皮”的民营企业而已。在公司100万两的开办资本中，华商的股份，居然占到了60万～70万两。
华商在外企中普遍参股，甚至占到大股，在当时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仅在航运业中，怡和洋行的华海轮船公司，第一批1650股，华商占了935股，其中，唐廷枢一人就占了400股；北清轮船公司，华商股份占到三分之一。大童的华商散户们集资购船后，更是纷纷挂靠在外企名下。滚滚长江东逝水，却只载着两艘船：一艘姓“外”，一艘姓“公”。
有学者统计，当时华商参股的外资企业，至少有62家之多，资本金在4000万两以上，以保守估计华商占股额1/4计算，则这些以披着“洋皮”的中资高达1000万两以上。
中资大量涌入外企，这当然是资本的趋利因素造成的。
对于外商来说，进人中国市场后，出于拓展业务和占据市场领先地位的考量，对资金总是处于饥渴的地步。而相比从境外募集并引人资金，本地资金更加便捷、廉价。而且，尽管外商在坚船利炮和各种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在大清国享有超国民待遇，但具体到每一个企业，在日常的经营和管理中，面对商场和和官场上充斥着的具有大清特色的潜规则、显规则，普遍晕菜，不胜负荷，只能依赖以买办为主的中国合作方，而在股权上结为利益共同体，无疑是增强凝聚力的最好办法。
而对于中资，尤其是刚刚崛起的民营资本来说，穿上一套“西装”，就等于撑起一把维权的“洋伞”；在一个公权对私权无度猎杀的环境下，一身“洋皮”就等于是一层恺甲，可以远离绝大多数的“大盖帽”的盘剥。对于挂靠在自己旗下的中国小弟们，洋大哥总是很讲义气，甚至不惜动用外交乃至军事压力，维护自己的小弟。大清国那几乎是工商业天敌的公权力，在“洋皮”面前，立即疲软萎谢。
在“避险”的同时，华商也发现，“洋皮”还能获利。大清国给予外企的超国民待遇，首先就体现在税收上。面对内地的层层关一卜，缴纳了海关税的外企货物，便能一路畅行，而民营企业就必须见庙烧香，逢山拜佛，留下重重买路钱。这样的“政策利差”，令外企们获得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财源：提供挂靠，然后从民资节省下来的税费中抽成，坐享其成；而且，还能动用这些不请自来的廉价资本实行超常规、跳跃式的发展。研究表明，当时儿乎每家外企后头都有一大串挂靠在他们旗下的民企，“强龙”与“地头蛇”郎情妾意、惺惺相惜。
到了1870年代之后，大量涌入中国的小洋行，多是皮包公司，他们几乎完全依赖中国当地的资本，而其自身的唯一资源，就是一身如假包换的“洋皮”而已。衡量各洋行买办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其在本土的融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所谓的西方外来经济势力中，其实儿乎没有血统纯粹的外资企业，更多的是“中外合资企业”，或者干脆是披着“洋皮”的纯粹民营企业。
有研究者将中日两国同时期的企业发展做了对比，发现日本的企业家似乎更“爱国”，更有长远眼光，也更能忍受一时的损失，而晚清的商人们多急功近利。造成这些差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大清王朝根本无法如明治政府那样，提供安全、公正、信用、廉洁等经济发展的必要环境；相反，只有在政府力量所不能及的地方（比如租界），民营工商业才能得到喘息和发展。买办们（中国第一批外企金领）之所以能积累起巨额财富，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是中国最早的一批不受国内腐败官僚控制的商人。
原旗昌的华人股东们新组的小小“宁波轮船公司”，在星条旗的庇护下，自然可以继续远离大清国官员们那只看得见的手，但却难以逃脱动用国资进行价格“割喉战”的那只看不见的手。之前，旗昌轮船公司在与招商局的价格战上惨败，并非资本不厚，经营不善，只是企业实力再雄厚，奈何招商局背靠国家财政，“割喉战”成了“超限战”，最后只好投降了事，见好就撤。
一年之后，“宁波轮船公司”就败下阵来，偃旗息鼓。它悄悄地走，正如它悄悄地来，挥一挥衣袖，连半点水花都没有激起。在以“公”为姓的权力面前，资本的力量就是两个字：可笑……
第三十四章 李鸿章吹起大泡泡
【 一家打着国有旗号的行业垄断者，最后不得不靠与自己公开反对的外敌
结为寡头同盟，才得以生存，却依然高喊着“利权”、“中华”等政治口号，
纷飞的唾沫溅满了史册，百年未千。】
并购了美资企业旗昌轮船公司后，招商局实际上的董事长李鸿章倒有些郁闷了。
这是一场高举民族主义大旗的资本兼并战，定调很高。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认为此“为收回利权大计”，“于国计商情两有裨助”。而筹措了大部分收购资金的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沈葆祯认为：“归并洋行，为千百年来创见之事……是真转弱为强之始。”
一场本该是大涨中国人民志气、大灭帝国主义威风的主旋律演出，剧本上明明写好了“此处有雷鸣般的掌声”，但却出现了一些嘘声，甚至旗昌公司的原华人股东们在这大是大非关头，表现右匕了极低的政治觉悟fri民族感情，纷纷退场，重组一家美资公司。
媒体在喝彩之外，也出现了嘘声：旗昌本是件破旧的衣服，如今却卖了个好价，美国人套现后不是正好可以换件崭新的时装吗？（《清史稿》：“旗昌弃垂敝之裘，得值另制新衣，期于适体”）当时，在招商局等的挤压下，旗昌公司的经营每况愈下，年净利润从1871年的94万两一路下滑到1873年的万两；而其100两面值的股票，也从顶峰的200两猛跌到1875年的60两，奔牛已经成为狗熊。招商局如果拿那笔并购巨款去投资新的轮船，或许能将旗昌这条“落水狗”彻底打趴下。
兼并后不到数月，一份来自巾央纪检监察千部（“御史”）董俊翰的报告，就引起了中央的重视。根据董的报告，收购旗昌其实是招商局的一个败笔，固定资产添置过多过快，运力大跃进，一下一子从吨上升到吨，看似红火，但不仅前期耗资巨大，而且维护费用惊人，船多货少，收取的运费甚至不够开支，导致每月亏损五六万两。
董俊翰建议中央应该设立专门的大臣主管这一巨大的“国资”，或者干脆停止官办，完全民营，政府只起监管的作用，从而减轻国家的负担。
李鸿章的回复是傲慢的。他先给中央写了封短信，认为董俊翰是“少见多怪”，“凡创办一事必有议其后者，多端指责”，并且感谢中央对新生事物的保护。之后，李鸿章又上了一个长长的报告，全面否认了董俊翰的几乎所有指责。但从李鸿章的报告中，也可以看出其从旗昌收购而得的是怎样一笔资产：“拟令该局（招商局）逐加挑剔，将旗昌轮船年久朽敝者，或拆料存储以备修配他船，或量为变价归还局本。”但是，变卖船只一定要注意不能给“中外流氓”，以免他们“减价相挤”。李鸿章否认收购旗昌轮船后，导致资产闲置，而将其责任归咎于怡和、太古等外资轮船公司的价格战，“若无外人倾挤，江面生意尚旺，船只不至闲搁”。
李鸿章对招商局的种种维护，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将其上升到国家利权，甚至“关系国体”的高度，从而将对于招商局的批评或攻击统统归入对国家的不负责任之列，他甚至技巧性地回避出现“华商”二字，代之以“中华”。
最早建议中央兼并旗昌轮船公司的太常寺卿陈兰彬，在那份主题为“自强必先求富”的奏折中，第一次列举了招商局对“民族”和“国家”的贡献：招商局成立前，外资航运业在华年获利万余两，招商局成立后，外资航运业在三年才获利万两，简单比较就可以得出：“合计三年中国之银少归洋商者，约已1300余万两，将来扩而充之，中国可以自操其利。”
薛福成估计，招商局成立六七年来，将中国航运利权收回了3/5（《筹洋当议》），而李鸿章日后也说：“创办招商局十余年来，中国商民得减价之益而水脚少人洋商之手者，奚止数千万，此收回利权之大端。”
这些意气风发的激丨情文字，或许能大长中国人民志气，但未必能大灭帝国主义威风。在洋洋洒洒的慷慨陈词背后，陈兰彬们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一个最为基本的前提：作为招商局假想敌的“洋商轮船”，其实，大半还是披着“洋皮”的华商。招商局“为国”截下的那些银两，本就基本不会外流。
其实，在李鸿章请求恭亲王设立招商局的报告中，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华商资本大量以假外资的名义出现，既导致国家尊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