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家子孙们也有类似的记载。曾国藩幼女曾纪芬就曾说，老家湘乡的工匠唱民歌，歌颂她老爸，有两句就是：“两江总督太细哩，要到南京做皇帝。”
应曾国荃邀请，为湘军撰写英雄事迹《湘军志》的湖南狂生王辍皆耍菟狄踩霸识x性t裁炊济凰担允种刚翰杷诓杓干闲戳硕喔觥懊弊郑缓笞呖猛蹶〗运自己领会。
王辍皆耸茄芯亢头仿舻弁跏醯淖m遥蘸笤谕砬搴兔癯醮竺xΦ难疃龋褪撬难q钔г谝皇酌逗仙倌旮琛防铮绱粟└杷耐趵鲜Γ骸案邢嫣锻跸壬倌昊鹘qe莺帷s嗡抵詈畛筛罹荩洗孜帷t垂讼滔嘈唬壬笮e孪隆！敝胀趵鲜σ簧洹跋邸币导u疾焕硐耄故茄钔喑鲇诶叮晒ν瞥隽艘桓觥昂橄芑实邸痹揽m趵鲜ν砟旰苡裘频刈酝斓溃骸按呵锉斫龀桑s屑讯瘛w莺峒撇痪停樟舾咴下健！?br />
防范曾国藩坐大，这几乎是朝野上下一个公开的秘密。1854年，曾国藩率军攻占武昌，咸丰皇帝欣喜异常，要任命曾国藩担任湖北省代省长（署理巡抚）。委任状刚发出，军机大臣祁隽藻就劝阻道：“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崛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咸丰皇帝闻之心惊，立即追发一道圣旨，收回了前面的委任状，改授曾国藩国防部副部长（兵部侍郎）的虚衔。
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曾国藩在前线的处境一度十分艰难和尴尬。“无土无财，无位无民”，“武不能补千把外委之实，文不能辖府厅州县之官”，更为头疼的是，因为没有地方官的头衔。筹粮筹晌十分困难，备受掣肘。后来，干脆借奔丧为名，撂了挑子在老家静观局势。直到局势日益糜烂，中央不得不同意赋予其地方实权，他才出来工作。
激流勇退
在曾国藩最有可能问鼎中原、逐鹿天下的巅峰时刻，他踩下了紧急刹车。
8月1日，曾国藩获加“太子太保”衔，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曾国荃获加“太子少保”衔，封一等伯爵。先后获封的，除了湘军系的人马外，还有恭亲王、文祥等中央大员，李鸿章、官文等其他前线将领，充分体现荣誉属于集体的原则。14天后，曾国藩上奏，请求中央同意裁撤湘军，并且要求停解广东、江西厘金，这等于是自觉交出了兵权和财权。
两个月后（10月4日），年仅40岁的曾国荃“病”了，由其大哥曾国藩代奏，请求提前“病退”。曾国荃的“病”，来得很及时，很讲政治。
曾家兄弟自释兵权之后，中央也给足了他们面子。曾国荃曾经谎报说，洪秀全的儿子洪天贵福在南京城陷时被杀，实际上突围而走，最后左宗棠将其抓获，中央下令就地处决，不必押赴北京献俘，避免了曾家兄弟的难堪。
曾国藩对政治站队向来敏感，信奉“君子不群”的原则，不主动拉帮结派。早在三年前（1861年），即恭亲王和两宫太后发动辛酉政变那一年，曾国藩就很明智地拒绝了王辍皆说挠嗡担愎怀〈竽选8萃蹶〗运之子王代功编撰的《湘绮府君年谱》记载，当时，恭亲王、两宫太后与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八人帮”，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微妙格局，同在热河的肃顺与两宫太后已经多次发生正面冲突。作为肃顺一手提拔和扶持起来的干部，外人都坚信曾国藩与其关系密切。王辍皆说笔焙芪嗨乘郎停葱鸥ㄒ樗炀氤纤嗨秤牍淄酰种铺蟮拇沽碧扒祝ㄖ腹淄酰┫停ㄖ杆嗨常┎15茫愿ㄓ字鳌薄t幌脎徴饣胨暗檬椴槐ā薄2痪茫淄跤胩竺鞘迳┝郑虻顾嗨常蹶〗运失却政治前途，对曾国藩“太息痛恨于其言之不用”。在政变后查抄的肃顺文件中，曾国藩除了公文往来外，别无私信沟通，因此被恭亲王认为立场坚定、是非分明，得免纳人“肃党”之列，躲过了一次政治大清洗。
恭亲王和两宫太后上台后，实行“垂帘听政”与“亲王辅政”并行。这个年轻的领导核心，在行政方面奉行“不折腾”的稳妥原则，对肃顺执政时推行的大多数政策，包括引起很多满族干部不满的重用汉人，基本维持不动。
令曾国藩大感意外的是，政变后18天，新的中央核心就发布上谕，命令曾国藩以两江总督身份，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掌管浙江全省军务，还命令杭州将军瑞昌帮办。以一个汉人总督而节制四省，并且明确驻防将军只能做副手，这一放权力度之大，创下大清国历史纪录。
曾国藩在家书中，对新的领导集体评价道：“京师十月以来，新政大有更张。皇太后垂帘听政……中外悚肃。余自十五至二十二日连接廷寄谕旨十四件，倚畀太重，权位太尊，虚望太隆，可悚可畏。”
而对“可悚可畏”的局面，曾国藩十分“识趣”：多次奏请中央派出工作组，到前线监军；多次辞谢中央的奖励，表示不打下南京，无颜受赏；甚至主动表示，组织人事任免大权应仍归于中央统掌握，地方大员不应越位；等等。
在曾国藩与中央的大量往来公文中，充斥了互相表自、肝胆相照的信息。中国历代的权臣，多数在起初并无不臣之心，但却疏于或懒于沟通，不注意及时向中央、向领袖汇报思想动态，造成信息不对称，难免令人起疑心。上下一旦有了疑惧乃至防范之心，这种隔阂便不断扩大，恶性循环，最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善终者寥寥。
征战十年，曾国藩的湘军成为全国最大的一个派系：在同治二年（1863年），全国8位总督中，3人是湘军将领；全国15位巡抚中，9人是湘军将领，“至提镇两司，湖南北者，更不可胜数”。这种势力和实力。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曾国藩的功绩成果，也是曾国藩的“大戾”源头，他在家书中说：“古来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载一郭汾阳外，恒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愿与吾弟兢兢业业，各怀临深履薄之惧，以冀免于大戾。”
带刺的玫瑰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把算盘。对于恭亲王和两宫太后来说，既希望能将曾国藩手里的枪杆子缴械，又希望曾国藩能继续发挥“余热”，至少不能立即退休，以免给人造成中央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不良印象。
自觉裁军后的曾国藩，依然受命带兵围剿捻军，直到四年后调任直隶总督。直隶总督为疆臣之首，位极人臣，如此安排曾国藩，恭亲王一方面明显是为了酬功，另一方面也为了他能在中央身边工作，利用他在第一线所积累的多年经验，为自己正在积极推行的改革开放（“洋务运动”）出谋划策，保驾护航。
但也该他倒霉，一场“天津教案”，开创了晚清教案的典型，夹杂在愚昧的百姓、蛮横的洋人和颟顸的官员之间，曾国藩处境艰难，“诟【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竞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湖南会馆甚至将他的官爵匾额“悉数击毁”，并开除其“名籍”（不再承认他是湖南人），一代“中兴名将”、“旷代功臣”，“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甚至“谤讥纷纷，举国欲杀”。幸亏此时江南出了个“刺马案”（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电影《投名状》之原型），两江总督马新贻被旧友所杀，遍布两江的湘军旧部出现不稳定的迹象。恭亲王赶紧让曾国藩回任，顺带就把李鸿章推上了直隶总督的宝座。
以恭亲王为核心的大清国年轻领导集体，能将曾国藩这样的权臣驾驭控制住，其政治智慧和手腕不容小觑。但对于恭亲王，曾国藩也在私下场合与其心腹幕僚赵烈文有过有趣的辩论。赵当时在上海看到了恭亲王的照片，他说：“（恭亲王）盖一轻俊少年耳，非尊彝重器，不足以镇百僚。”
曾说：“然貌非厚重，聪明过人。”
赵说：“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他认为，恭亲王身处“姬旦之地”（即辅佐幼帝的周公），“位尊势极而虑不出庭户”，只有些小聪明而已，国家的大难还是难以避免。
曾国藩大不以为然，他以恭亲王的“勤政”、“免征”、“免报销”及处理官文几件事为证，认为这些“皆非亡国举动”，不存在“抽心一烂”的问题。
但在重新入朝之后，他告诉赵烈文：“两宫（太后）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文、宝（恭亲王、文祥、宝洹剑┦耍u酥鳌9n〖厦鞫蔚床荒芰19悖晃陌卮ǎㄎ南椋┱啥婺o涟嗖恢笕俗愿ǎ槐e搴猓u︿〗）则不满人口。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倭仁），然才薄识短。余更碌碌，甚可忧耳。”几乎一棍子横扫当时中央的所有人，曾国藩的孤傲内心只有在心腹面前才表露无遗。
纵观曾国藩的一生，其实主要只和两个人互相纠葛：一个是洪秀全，另一个就是恭亲王。这三个人都具备了南面称帝的条件，却走出了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
洪秀全当了十来年的人间天王，最后去见了他的天父天兄，他的尸体被湘军焚毁，骨灰塞入炮膛，发射到江里，只留下疮痍遍地的大半个中国。
曾国藩挟不赏之功，忧谗畏讥，处处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终于实现了平安降落，美国史学家称他是清代第一个得到善终的汉人将领。
受命于危难之中的大清总理恭亲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却在收复南京的第二年（1865年）就差点被打倒，虽然在满洲亲贵们的支持下，重新站了起来，却永远地失去了“议政王”的头衔。
“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那只名叫曾国藩的蝴蝶，终于没被帝位这一带刺的玫瑰所扎伤，平安降落在历史的荆棘丛中……
第二十九章 春意盎然李鸿章
【 李鸿章心中的“一段春”，绝不是“百官气”能养出来的，而是因为他
明白自己的定位就是吸引“敌人的火力”，让“百官气”向我开炮，所以才
敢放手一搏，不惮成为众矢之的，以掩护恭亲王、掩护慈禧太后、掩护中央，
心里有底如此，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自然春意盎然……
东方风来满眼悲。
1895年的春天，对于恭亲王、李鸿章及大清国来说，东风拂而格外冷。74岁的李鸿章，即将起航前往日本马关，与伊藤博文等进行谈判。日军的凌厉兵锋，直指北京，谈判一旦破灭，北京必将被日军攻占。尽管李鸿章早在十多年前就不断地呼吁军事改革必须与1:1:俱进，否则北洋舰队无法应对新形势下的军事挑战，但总是遭到强有力的反对及强有效的掣肘，比如翁同龢掌管下的户部，就在“大国崛起”的幻觉支持下，基本对北洋舰队采取了“财政封锁”政策。如今北洋舰队已灰飞烟灭，李鸿章成为举国皆曰可杀的罪魁，那些从来袖手旁观，乃至暗地里猛使绊子的新老愤青，爱国唾沫空前横飞，密集程度如同前线的枪林弹雨。
64岁的恭亲王，则托了日本人的福。如果不是这个帝國到了每个人都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聲的危险时候，他还将如同这十年一样，继续待在政治冰柜中。国难思良臣，家贫念贤妻，恭亲王终于走出了后海边那座华丽的“牛棚”，被“结合”进了中央核心，参与决策。
冰冻了十年，之前那睿智、敏捷的恭亲王似乎不再保鲜，但在这举国群情汹汹的情况下，他率领军机大臣们，在写给皇帝和太后的报告中，鲜明地提出了：“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
据说，李鸿章为此老泪滂沱，心甘情愿地踏上了轮船，前往日本去完成那不得不完成的艰难的“卖国”任务。
泰山顶上一颗“葱”
三十年了，大清国的第一波改革开放（“洋务运动”）最终被日本联合舰队击沉。在这轮改革开放中，无论军事、经济各方面，李鸿章都被后世毫无悬念地当做改革的旗手，而恭亲王则在很长时间内被当做是一枚橡皮图章，随波逐流地卷在浪潮之中。造成这种看法的原因，除了有意识的政治选择外，更在于李鸿章曝光度高，类似于大清改革的新闻发言人和操盘手，而恭亲王总是在幕后，不显山，不露水，甚至还经常表现得有点怯懦、有点摇摆。
似乎美国人看得比中国人还明白，这样的搭档是黄金搭档。或许，中国人即使看明白了，在很多时候也只能假装糊涂，时问久了，或许就真糊涂了。美国史学家西格雷夫就坚信，李鸿章就是恭亲王的“手”，他甚至大胆假设，李鸿章除了作为恭亲王的实践者之外，还帮恭亲王办了些“脏活累活”，比如可能的暗杀同治皇帝。
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显而易见的原因是，作为权力金字塔上的老二，恭亲王的地位不允许他表现出任何“积极要求进步”的迹象，位极人臣，功高不赏，你再要求进步，老大就该犯嘀咕了：你什么意思？什么动机？！而李鸿章就没有这种顾忌，他只要让中央相信，自己虽然拿着枪杆子，但自己更是中央的一杆枪杆子，就基本可以放开手脚，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同样是美国人，格兰特总统在拜访了恭亲王和李鸿章后，一针见血地指出：恭亲王受地位所限，决定了他“不可能如李鸿章那样走得那么远”。
恭亲王执政期间，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但凡要推出什么改革措施，中央一般都先把问题和困难摆出来，征求地方大员们的意见。如同文馆所涉及的教育体制和干部制度改革、建立阿思本舰队时涉及的军事改革等，都是将政策向地方大员和前线大员们事先交底，官员们则可以畅所欲言，不会出现扣帽子、打棍子的情况。这样一种“官场内部民主”，的确令不同的意见得到了表达的机会，并且形成争鸣；脱离了暗箱操作后，那些显然是敷衍、塞责的意见，在阳光下无可遁形。这令恭亲王的改革，总能比较稳妥地推进，既相当技巧地减少和化解了反对派的阻挠，又从反对派的充分表达中汲取了营养，完善了改革方案，更从不同派系的博弈中，来了解和掌控改革的力度、分寸。在这样的一个沟通过程中，作为舵手，恭亲王尽量地保持了中立的角色，从而可以尽可能多地团结“左”与“右”两方面的干部。尽管恭亲王早已获得了“鬼子六”的雅号，被人们贴上了自由派的标签，但是，除了蔡寿祺之类投机钻营的举报者外，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对他的人品及政治品格有过怀疑。这种稳健的政治手法，使恭亲王在关键时刻，既能推动改革不断前进，也能掩护激进的改革者从反对的声浪中逃生。
身处风口浪尖，恭亲王只是将自己定位为“泰山顶上一颗葱”，而不是“一棵松”，这使他减少了被狂风扫荡的机会，令泰山脚下的松树们大为心理平衡，同时也不影响自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在恭亲王三起三落的政治过山车历程中，没有任何一次下台是因为他奉行了过“左”或过“右”的政策，而都是毫无例外地出于慈禧老大对他的训诫—这种训诫不是因为政见，而只是因为老二离老大的位置过于接近，老大必须时时敲打老二，注意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恭亲王的这种政治性格，成为总理衙门的部门性格。这个以改革为主要使命的部门，在不断的利益调整中，不得不触及既得利益者的敏感神经，同时还得顾及大清特色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承受力，时时左右为难，却时时要做到左右逢源。这就注定了这个部门经常会受到“左”、“右”两方面的夹攻，里外不是人，而这正是中国历来改革者的主要下场。在它被来自“保守势力”的炮火猛烈攻击后，我们从欧美的史料中，几乎很少能见到对它的正而评价：西方人几乎一致批评这个部门在“保守势力”面前的软弱和妥协，其改革慢得像小脚老太一样。
作为泰山顶上一棵“葱”，恭亲王和总理衙门以小步快跑的方式，毕竟还是在三十年的时间内，令一穷二白的大清国，成为经济意义乃至军事意义（北洋舰队世界排行第八）上的世界大国。“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这不只是为李鸿章辩护，而是在为自己辩护，为大清所有身处夹缝中的改革者辩护。
“养就心中一段春”
李鸿章上调到中央身边工作，出任直隶总督，发生在1070年的天津教案之后。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上的进退失据，令中央相当失望。而原本，恭亲王是想借重曾国藩的大名和经验，作为自己推行改革的主要助手。出于爱护干部和解决问题的双重目的，恭亲王决心起用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一则能令忧谗畏讥、暮气日重的曾国藩平安着陆，二则也要在实践中考验考验这个公开声称要和洋人“打痞子腔”、不能对洋人太过实诚的李鸿章。
李鸿章此前，就显露过远比其老师更为灵活和果断的手腕。在招降了苏州太平军后，李鸿章摆下鸿门宴，剁下了降将们的脑袋，屠杀了大量降兵，据说这就是日后一部名为《投名状》的电影的创造灵感来源。尽管洋人们十分痛恨李鸿章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径，但中央相信，这的确十分有效地解决了苏州的后顾之忧。而在英国人阿思本率领舰队前来大清打工，还在和大清政府谈判指挥权时，李鸿章已经成功地从舰队中高薪挖走了一些骨干官兵，充实到自己的部队中，这令英国人大为恼火。
这样一个敢作敢为，同时也善作善为的人，终于成为恭亲王十分默契的政治搭档。自此，但凡中央征求改革意见，李鸿章总是积极响应，而且视野开阔、思路敏捷、态度坚决，将一些恭亲王不方便说、不能说，甚至没想到说的意思，都充分表达出来，既帮助恭亲王吸引了反对者们的炮火，又为恭亲王提供了与反对者们讨价还价的更大砝码。一个悄悄地点火，一个大声地放炮，默契和谐。李鸿章经常提交激进改革措施，并非其不了解中央的实际承受底线，而更是一种“求其上，得其中”的古老策略。
在建立海军的过程中，恭亲王和李鸿章已经确定了要发展远洋攻击型舰队，而非近海防御型舰队，需购买新式巡洋舰、铁甲舰，但却依然由李鸿章出面提出报告，为沿海各省统一采购小型舰艇。这些小型舰艇到位后，并不分配到各省，直接就截留在了李鸿章的北洋舰队之手，这样，不仅扩大了北洋舰队的预算，将各省名下的防务经费变相地纳入北洋，而且悄悄地将各省的海防大权收归中央，避免了海军方面出现与陆军相同的尾大不掉的局面。
其他在诸如兴建铁路、开采煤矿、发展电报等各项改革事业中，李鸿章均积极建言献策，动则数千字的长篇奏折，洋洋洒洒，并对保守派们的意见痛加斥责。这些建言，总是在提交给总理衙门后，没有反响。李鸿章自己透露，负责总理衙门日常工作的文样，每次都是“且笑存之”，“廷臣会议皆不置可否”，而恭亲王有时也表示无奈，说即使“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后世史家常以此作为李鸿章发牢骚的证据，殊不知，这正是绝妙的政治双簧，没有李鸿章的屡次进言，恭亲王拿什么去敲打那些榆木疙瘩脑袋呢？而没有恭亲王的审时度势、待机而动，李鸿章又凭什么在官场上巍然不动，甚至不断进步呢？这是改革者的无奈之处，也是其在夹缝中求发展的政治技巧。文祥曾经明确告诉热心而着急的美国人，在中国特有的国情下，必须小心谨慎地选择改革的步子、方向，否则，改革者自己将很快被牺牲，而改革则会被导向反面。
在大清的改革战车上，可以说，李鸿章负责踩油门、摁喇叭，而恭亲王负责看地图、踩刹车，不是为了减速，而是为了防止出轨。李鸿章有句名言，“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心中一段春”，这不能简单地理解成他的涵养和胸怀。他心中的“一段春”，绝不是“百官气”能养出来的，而是因为他明白自己的定位就是吸引“敌人的火力”，让“百官气”向我开炮，所以才敢放手一搏，不惮成为众矢之的，以掩护恭亲王、掩护慈禧太后、掩护中央，心里有底如此，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自然春意盎然……
第三十章 号令不出中南海
【 恭亲王推行改革，目的之一就是重塑中央权威，但改革的结果却是权威
涣散，号令不出中南海，威仪只限紫禁城，中央失去了对地方财政、组织人事，
乃至军队的控制，这埋下了日后武昌城头一夫作乱而江山变色的祸根……】
天还没亮（“漏三下”），大清国总理、恭亲王奕訢及财政部长（“大学士管户部”）倭仁，带同财政部的官员们，就开始在宫门外递折，请求两宫太后召见。包括倭仁在内，户部官员们都是两眼通红，呵欠连天，他们已是连夜工作至今。
如此郑重其事，两宫太后立即接见。奕訢和倭仁呈上户部拟定的一份报告，太后看后称善，命即颁谕宣示中外。
当这份文件用快马递往远在江南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时，曾国藩派出的信使，也在向北京疾驰：他请求中央裁撤湘军，停解广东、江西厘金，自觉交出兵权和财权。
这是1864年8月14日（农历七月十三），离曾国藩的湘军打下太平天国首都南京仅一个月。
军费报销
办完此事，恭亲王的心中放下了一块大石头，轻松的心情丝毫不亚于一个月前得到光复南京的红旗捷报。根据时人李桓（李黻堂）的记载，这份中央文件一发布，“都中人士欢声如雷，各部书吏闻而大骇，有相向泣者”，有人甚至将此称为“同治朝旷典也”。
这是一份有关曾国藩军费报销的指示，涉及的费用高达上千万两。
根据大清国的军费报销规定，一切军费开支必须造册报销，详细罗列开支的细节，然后由户部进行审计。但是，战区物价飞涨，尤其是粮食蔬菜等给养，价格往往难以与户部规定的参考价吻合，而士兵战死、失踪、新补频繁，加上各级军官们或者无暇做账、或者猛做假账，军费报销往往难过审计大关，一耗数年，“自帅臣以逮末僚，凡厕身行间，匀摊追赔，无一漏脱。存者及身，死者子孙，久迫追呼，非呈报家产尽绝，由地方官验明加结具文咨部，不能完案”。因此，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是，带兵统帅在报销时向户部官员们私下进贡一笔“部费”，他们就会对账目进行技术处理，保证能过关。曾国藩的湘军还在南京城头浴血奋战时，户部的书吏们就看到“复城之不远也，报销之难缓也”，“约同兵、工两部蠹吏”，密遣亲信到战区各省，秘密地“与各该省佐杂微员中狙诈狡黠、向与部书串通又能为管库大吏关说者，商议报销部费”，“部费”的盘口也都开出了。
当时担任户部郎中的王文韶，向中央提交了《请免册报私议》，建议中央免除册报，以免各地借报销的名义“徒滋扰累”。兼管户部的倭仁十分赞赏，就拉着王文韶，起草了一份详细的报销方案，将繁琐的“造册报销”改革为简便的“开单报销”，即带兵将帅只要提供一份开支清单即可。主持中央工作的恭亲王对此也深表赞许。
恭亲王所顾虑的，也和倭仁、工文韶及前线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们一致：按照老制度报销军费，不可为、不能为、不敢为。军事行动旷日持久，长达数年，账日难以核查，此为“不可为”；镇压太平天国，中央基本不提供军费，都靠各支部队自行就地解决，从情理上说，如今要他们报账似乎过于刻薄，此为“不能为”；而面对百战余生后的骄兵悍将，要层层追查他们的经济账目，弄不好就会激出兵变，此为“不敢为”。
恭亲王和两宫太后都是明智的，在那份“都中人十欢声如雷”的中央文件中，同意“所有同治三年六月以前各处办理军务米经报销之案，准将收支款目总数分年分起开具简明清单，奏明存案，免其造册报销”。
对于简化军费报销程序，曾国落在家书中说：“感激次骨，较之得高爵穹官，其感百倍过之。”他请求裁军的奏折，与中央宣布新的报销制度同日发出，这种巧合，就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和谐和默契。
大清肾亏
恭亲王和两官太后虽然成功地化解了湘军尾大不掉带来的高风险，但是，在战争中已经放手给地方的权力，已经很难收回。站在胜利的废墟之上，大清中央低头自省后发现：自己其实成了庙里的菩萨、宫中的太监，几乎是中看不中用的摆设。
在“耶稣的弟弟”（洪秀全）下凡折腾之前，大清国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无论军权，还是财权、人事权，都归中央统一调度，一切行动都听从和服从中央的召唤。比如在财政上，就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户部统辖全国的开支，既是财政部，也是国家税务总局，同时还行使着国家审计总署的职能。各省布政使司以及盐运道、粮储道等，都是户部派出的人马，由户部垂直领导，独立于地方督抚，负责监督和落实国家财政、税收等工作。这种大一统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稳定压倒一切。而当太平天国将半个中国拖入战火，尤其是攻占了税赋重镇江南之后，大清的中央财政，如同其国名一般，迅速成了两袖“清”风。面对困境，中央只好动用最后一种资源：权力资源，下放权力“特殊政策”，同意地方截留税收，就地筹款，“按年定数指拨解部”。从此，在欲望勃勃的“地税”挤压下，，早已是黄脸婆的“国税”只好偏居偏房。
地方督抚们，尤其是前线将帅兼任地方督抚后，几乎成了拥有无限权力的“小皇帝”。如曾国藩，其麾下大军实际上已成其私家军队，而并非之前的“国军”，“兵归国有”成了“兵为将有”，开创了近代军队“私营化”的先河。曾国藩本人还统管财政、人事乃至辖区内的外交事务，“凡湖广、两粤、闽浙等省大吏之黜陟（zhi4）及一切大政，朝廷必以諮之”，权势之大，直逼清初的吴三桂及年羹尧。在曾国藩的示范效应下，各地督抚纷纷借机扩大手中权力，在他们的不断要求下，甚至连司法上的死刑终审权，都下放给了省里，中央放弃了作为国家机器重要象征的“生杀大权”。唐代末年的藩镇割据局面，日渐成型，中央则逐渐被边缘化，成为一种象征工具而已。
雄起艰难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不止一次地有人游说曾国藩，更上一层楼，乃至干脆夺了江山自己称帝。出于各种考量，曾国藩并没有付诸行动，并月在战后率先交出兵权。
幸运的是，中央与诸侯当时都是人才济济，没有那种一根筋的二杆子，响鼓不用重锤，彼此心照不宣，花花轿子人抬人，才算从危机中平安地实现了软着陆。曾、左、李等“中兴名臣”顺利交出枪杆子和印把子，由此奠定了“同光中兴”的基础，为大清王朝争取到了宝贵的三十年和平发展时间，直到日本发动甲午战争。
大规模的改革开放（“洋务运动”），就在战后迅速展开。此时，一个难题摆在以恭亲王、两宫太后为首的中央面前：痛定思痛，不改革肯定不行；但是，中央却两手空空，推进改革只能继续依靠地方力量，而这又会导致地方权力的进一步巩固乃至扩大。唯一稳妥的办法，就是暂缓改革，待中央权威恢复之后再进行。但是，大乱虽然已过，小震不断，内忧外患频仍如故。不改革，祸在眼前；依靠地方进行改革，则或许还能突出一条生路。改革其实包含了两个目标，一是拯救政权，二是拯救中央，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尽管战后中央多次想收回之前下放的权力，主要是财政权，比如恢复奏销制度、撤除厘金等，却远不如收回最为敏感的兵权那么得心应手。这固然因为地方督抚抗争，但实质上还是因为中央自身硬不起来，必须依靠地方继续推进改革开放。
在轰轰烈烈的首轮工业化进程中，各省先后建立起机器局等。但是，如同当年打仗一样，中央财政空虚，只能放手继续让地方就地筹款。各省不仅截留国税（“京饷”）、挪用军费，甚至直接加捐加税，乃至随意动用国库（藩库）的资金。
在“洋务运动”中大量涌现的数十个新兴企业及事业单位〔学校等）中，真正得到中央财政全额拨款的只有天津机器局、吉林机器局等寥寥几家。而诸如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汉阳铁厂等关系国家命脉的重工业企业，都只得到部分拨款，轮船招商局则于脆在名称上就写明自了“招商”二字，其余的主要款项来源都必须依赖地方督抚各显神通、自行解决。这在培养了地方上一大批能人的同时，继续加大了地方的尾大不掉态势。
更严峻的是，改革似乎到处开花，却很少结果。中央调控的缺位，导致中央无法在全局层而上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各地督抚好大喜功，竞相攀比，重复投资，重复上马；再加上新型企事业单位既脱离了常规的纪检监察体系（尽管监督效率极低）的视线范围，又缺乏一整套的符合契约精神的法规的约束，内部管理混乱，效率极低，导致有限的资源在改革的旗号下被严重浪费。如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每月“薪水工食”一项开支即达万两，而船政局每月定额经费才5万两，高达80％的经费是“吃饭”之用。尽管针对各项改革事业中的腐败行为，举报信、意见书不断，但弱势中央却大多只能望洋兴叹。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巴林顿·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