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致丁日昌函中说：“闻洋人在京陈说多端，词意激切，有所谓局外旁观论者，新议略论者，呈辨寻衅，咄咄逼人。”继而，在提交给中央的心得体会中，曾认为大清应该谢绝这种“劝告”，“如果洋人争辩不休，尽可告以即使京师勉强应允……而中国亿万小民，穷极思变，与彼为仇，亦断非中国官员所能禁止”。这等于是要中央向威妥玛、赫德等发出“反威胁”；曾国藩最亲信的幕僚赵烈文，在日记中记载道：“见示洋人在总理衙门所递议论二篇，均言中国政治之不纲，不日将为万国之役，尽情丑低，而托为友朋劝谏之语，欲中国改从其国之法，庶可自立，否则至危险之际，彼国各有难弃之事在中国（通商、传教等），只得自己护持，不能由中国作主。又力言欲行轮车电器诸事，中国若不听从，彼当自行……阅之令人发指。窥其意旨，盖以中国捻肆猖撅，兵力不敷，故敢为此恫喝，从之则堕其计中，不从则将来起衅之端，随时皆有。”
赵烈文对恭亲王评价一向很低，这次更是认为恭亲王让地方督抚讨论两个洋人的建议是其惊慌失措的表现，他感慨道：“嗟乎！自强之道，端在政本，疆吏能设法乎？枋国若此，夷言殆必售矣。大江以南必沦异域，其事不远，如何可言！”
在这次小范围、高规格的大讨论中，呈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真正在第一线身体力行进行改革的汉臣们，却在言辞上激烈批评这两份力陈改革的建议书，高调地强凋自己对传统和中央的认可；而那些对两份建议主张宽容接纳的满臣们，则多数并非改革的先行者。从日后的历史走势来看，汉臣们对两份建议的“批判”，更多的是出于政治表态的需要，这与之后改革过程中，中央的所谓“保守派”往往以汉人居多，言辞也较满人更左、更保守，是一致的。改革是一场利益调整，本就错综复杂，而汉巨们因为血统的关系，往往担心会被扣上一个“以改革的名义反对现政权”的帽子，不得不言行分裂，旗帜高高举向左边，脚步却实实在在地踩在了右边。这种体制内改革者的无奈，却往往难以被时人及后人谅解。
一台“双簧”？
洋人们并没看错的一点是：大清国的最大隐忧，的确是中央权威的沦丧和政权的失控。利用威妥玛和赫德的两份建议，组织地方督抚大讨论，也是恭亲王“以夷制藩”的手法：强化危机感，强调改革的紧迫性，在救亡图存的名义下，加强政权的凝聚力建设，确切地说，要争取将全国的注意力都集中到理解、贯彻和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
刚刚平定了太平天国动乱的大清国，胜利的喜悦并没有维持多久，一面是列强要求在刚刚收复的南方加快落实各项条约，另一面是长达十年的内战所造成的地方诸侯的实际割据。在大清国的政治棋盘上，力量过于强大的地方诸侯已经取代了太平天国，形成了列强、中央与地方的新的三角关系，“强枝弱千”成为中央必须首先解决的主要问题。那些手握重兵的诸侯们，并非没有乘时而起、黄袍加身的机会与诱惑。
与此同时，中外关系进一步改善：大清中央正式任命英国人赫德出任海关总税务司；在总理衙门的全力支持下，美国人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一书刊印出版；因鼓吹自由化而被贬官十年的徐继畬，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他那曾经被冷冻的旧作《瀛寰志略》，也获得公费印刷出版，成为省部级官员的学习资料，美国总统还专门给徐继畬送来了国礼。
地方诸侯们却挟胜利之威和传统的天下观，对于中央业已确定的对外条约体系，实行抗拒和抵制，这实际上威胁到了以恭亲王为核心的大清中央好不容易争取到的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在赫德与威妥玛建议书中提到的一些具体事件，如广东潮州拒绝洋人进城、贵州教案等，都不仅是“对抗列强”的“爱国”表现，也是“对抗中英”的“离心”表现。
“削藩”实际上已经成为大清中央与列强的共同利益所在。因此，当英国公使提交照会后，恭亲王立即心照不宣地、大张旗鼓地强化了这两份建议背后的英国官方色彩，拉响了警报，从而得以在“批判”的外衣下，借英国人“制造”的危机感，发起了一场特殊的改革大讨论和动员。
尽管被挂上了“批判”的标签，赫德和威妥玛建议中的绝大多数内容，都还是被融汇进了恭亲王日后的改革措施。而那些高声谴责洋鬼子的汉臣们，则成为改革的中坚。喧天的锣鼓声中，赫德和威妥玛高唱的，究竟是谁家的主旋律呢？
第十七章 华盛顿的定情信物
【 大清“右派”对华盛顿的评价令美国人大为感动：华盛顿率众起义，堪比陈胜、吴广；割据一方，堪比曹操、刘备；等到功成名就时，却“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这种“天下为公”的高风亮节，堪比尧、舜、禹……】
一份定情礼物越过了大洋，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来到了大清首都北京。这是美国国父华盛顿的油画肖像，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逊指令国务卿西华德，由专人临摹复制著名画家斯图尔特的作品，赠送给大清国作为礼物。
这件礼物的收件人，是大清国外交部排名最后的一位副部长（总理衙门大臣）徐继畬，一位在恭亲王的力保卜，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不久的老干部。而这背后，则是美国政府对以恭亲王为核心的大清领导集体的一种友好姿态。
美国尧舜
时年72岁的徐继畬，是大清国官场中相当著名的有自由化倾向的大右派。他受到美国人的推崇，主要在于他将美国国父华盛顿描绘成了美利坚的尧舜。
在徐继畬于1848年写就的《瀛寰志略》一书中，在述及美国时，徐继畬对关国开国总统华盛顿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将其视为西方最伟大的人物，并将其放到中国历史的参照系中进行对比。他认为，华盛顿率众起义，堪比陈胜、吴广；割据一方，堪比曹操、刘备；等到功成名就时，却“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这种“天下为公”的高风亮节，堪比尧、舜、禹（“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首哉！”
徐继畬的这段话，后来以中文直接镌刻在了美国首都的“华盛顿纪念碑”上，至今为人凭吊，1997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时，还引用此文。
徐继畬对华盛顿的评价之高，大大超过了美国人的想象，美国公使蒲安臣专门向美国国务院做了专题汇报。当徐继畬复出担任总理衙门大臣，尤其是主持大清国第一所干部学校“同文馆”后，美国政府决定向他赠送华盛顿的画像。
这幅华盛顿画像的原作者斯图尔特，是美国著名的肖像画家，他一生创作了无数华盛顿的肖像，其中最为著名的一幅题为《图书室》，该画中的华盛顿头像被印在了一美元钞票上，广为流传，其复制品在当年成为美国政府及议会向国际友人赠送的国礼。徐继畬所收到的，应该就是这幅画的摹本。
大清右派
徐继畬写作《瀛寰志略》，是因为深受鸦片战争的刺激。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他在福建任官，直接见证了这场战争。此后，他一直在福建，累迁到了巡抚，并且代理闽浙总督。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写作了《瀛寰志略》，全面介绍了世界地理风物人情、军工器物乃至政治制度。
作为体制内的开明官员，徐继畬的自由化言论令自己迅速成为靶子。与之前“睁眼看世界”的《海国图志》等著作不同，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在“睁眼看世界”的同时，还“睁眼看中国”，第一次不再端着天朝上国的架子，书中也很少出现“夷”之类的蔑称。最为关键的是，徐继畬大大超越魏源等“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鲜明地提出了全面学习西方，包括其政治体制的观点。
一位省部级高干，居然敢明目张胆地宣扬西方政治体制，贬低有大清特色的先进的社会制度，自然遭到了守旧者及政敌们的广泛打击，他被抨击为“轻信夷书，动涉铺张扬厉。泰西诸夷酋，皆加以雄武贤明之目。佛英两国，后先令辟，辉耀简编，几如圣贤之君六七作……似一意为泰西声势者，轻重失伦，尤伤国体。况以封疆重臣，著书宣示，为域外观，何不检至是耶！”按照美国学者龙夫威的说法：“因为他（徐继畬）对中国之外世界的开明观点，摇撼着中国文化至高无上的传统观念，他变成了守旧的反动派的靶子。”
最为痛苦的是，在最猛烈的攻击他的敌人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林则徐。1850年，因为一名英国医生及一名英国牧师租住了福州城内的神光寺，引起谣传说英国人将来进攻。正在福建老家养病的林则徐，鲁莽地要求徐继畬驱逐英国人，并且备战，在遭到徐继畬的反对后，便告上了北京。咸丰皇帝很重视，派员调查，结果发现整个福州城内仅有5名洋人而已，完全是风声鹤唳。但徐继畬依然被迅速内调，从一个封疆大吏改任“弼马温”（太仆寺少卿，太仆寺主管皇家的马政，类似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汽车管理处），不久便下岗回到山西老家。吊诡的是，徐继畬走后，福州的“爱国者”们便不再限制洋人入住，“神光寺事件”其实成了驱逐徐继畬的一场权争游戏。
徐继畬下岗后，他的《瀛寰志略》也是“罕行世，见者亦不之重”，倒是在日本先后两次翻刻，风行一时，这倒与《海国图志》命运相仿––1862年，日本维新人士高杉晋作随同“千岁丸”前往上海，就吃惊地发现在日本畅销的《海国图志》居然在大清国绝版。
东方风来满眼春。1865年随着英法联军的撤退和太平天国的灭亡，执政的恭亲王决心在推进改革方面，胆子更大一些，步子更快一些，外交事务需要像徐继畬这样的老右派来推动一下。于是，大清组织部门一纸调令，赋闲了13年、年逾七旬的徐继畬“临老上花轿”，并且从原来的“从四品”一跃到了“正三品”，焕发了政治上第二春。美国传教士、与恭亲王有着密切关系的丁题良对此评价道：“前福建巡抚徐继畬由于地理知识丰富，得以进入总理衙门任职……他的复出是好的迹象，尽管他的考古学不无错误。举国皆盲人，独眼称大王。”
随后，恭亲王又大力推荐徐继畲出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认为他“老成望重，品学兼优，足为士林矜式”。徐继畬到任后，同文馆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与倭仁等守旧派的激烈冲突中，徐继畬成了恭亲王最为得力的助手。
美国国礼
就在恭亲王、徐继畬等为同文馆的改革而与倭仁等相互斗法时，美国人及时地给这位大右派送来了国礼。没有史料证实，美国人是否想以此给中国的改革派增加点砝码，但是，美国人却毫不掩饰地承认，赠画的目的正是希望恭亲王、徐继畬等，能在同文馆这个培养大清国干部的摇篮中，大力宣扬美国精神。
1867年10月21日，简朴而郑重的赠画仪式，在总理衙门内举行。主持赠送仪式的，是即将离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随行的有作为翻译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卫三畏，此二人都是大名鼎鼎的汉学家，在中国官场有相当人脉。蒲安臣15岁的儿子沃尔特也随行观礼。
美国官方十分重视这次赠送仪式，美国国务院专门向蒲安臣发布了详细的指示，对仪式上的措辞等做了细致的安排。相对于官方的干巴巴的记录，小沃尔特在两天写给爷爷的家信中，生动地记录了这在他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的全过程，并且毫不掩饰那种能见到“控制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统治者”的欣喜。
根据小沃尔特的家信，举行典礼的地方，是总理衙门内一间很小的会议室，只有30平方米左右。显然，总理衙门内家具和装演之简朴，办事员们穿着之朴素，都大大出乎小沃尔特的预料。他所不知道的是，大清国虽然成立了总理衙门，并且以恭亲王领衔，却总是心不甘情不愿的，给总理衙门安排的办公室，相当破败，以此表达内心对“夷务”的蔑视。
中国官员们陪同美国人在圆桌旁坐下，蒲安臣身边是徐继畬，花白头发花白胡子，看上去“没几天好活了”；徐继畬边上则是主持总理衙门日常工作的文祥，在小沃尔特看来，文祥相貌堂堂，身材很好，充满智慧，“不像普通中国人”。蒲安臣事后向美国国务院发送的电报中，只是简单地提及总理衙门的成员们都出席了仪式，但从小沃尔特的家信中，可以确认，总理衙门的一把手恭亲王没有出席。似乎并没有人对此大惊小怪，显然，恭亲王在一般情况下并不出席类似的礼仪性活动，虽然人们依然能随时感觉到他的存在。
蒲安臣首先发表了致辞。他说，华盛顿不仅是属于美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他的光辉也必将闪耀在中国。他说，华盛顿所实践的，正是中国孔夫子的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中美两国应当互相学习，加快改革和进步。他提到，徐继畬因写书介绍华盛顿及西方国家而被贬十多年，如今被重新重用，并且.主持重要的教育机构，这是件值得庆贺的大好事，希望徐继畬能将华盛顿的思想传递给中国的年轻人们。
徐继畬做了答谢词后，众人就起立，围观那幅华盛顿的画像。并就广泛关心的中关关系和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而在大人们讲话的时候，仆人们络绎不绝地端上了各种点心，把小沃尔特高兴坏了。细心的主人还为客人们准备了刀叉，小沃尔特埋头苦吃他盘子里的各种糕点，而主人们也不断地给他添加，最后实在是吃得太饱了。在他的家信中，孩子还写道：“所有这些都让我对‘中国更加充满好感。必须承认，中国人就是东方的新英格兰人（即美国人）。”
美国各大报纸对此赠画仪式都纷纷作了报道，一时之间，这幅画成为以恭亲王为首的中国改革者们牢牢掌握权力，并且得到美国大力支持的象征。
美国干部
赠画仪式前几天，蒲安臣曾征询总理衙门意见，赠送仪式究竟在总理衙门还是在美国使馆进行。其实，美国政府很希望中方能同意在使馆内进行，但他得到了毫不含糊的答复：在总理衙门内举行。外交无小事，要在自己的外交部内接受国礼，这毫无疑问必须经过恭亲王的首肯。
那时的大清上下，对美国都充满了好感。列强之中，似乎只有淳朴的美国牛仔是真心帮助中国的，从“洋枪队”首领华尔到总理衙门的丁韪良等，都表现出了与他国人士不同的品性。甚至连美国派驻大清国的“钦差大臣”蒲安臣，也在国际纠纷中努力帮助中国，在解散阿思木舰队的复杂事件中，如果没有蒲安臣淳朴的协助，中英双方刚刚好转的关系将迅速降温，甚至可能爆发冲突。
蒲安臣的友善与能力，受到了恭亲王的大力赞赏。赠画仪式后，蒲安臣再度到总理衙门与恭亲王道别。此时，大清国正准备派遣一个代表团，到西方列国巡回，恭亲王居然创造性地想到了由蒲安臣出任中国的“钦差”。在随后总理衙门为蒲安臣安排的告别宴会上，恭亲王亲自出席，并由丁韪良为他做翻译。在席间，总理衙门的二把手文祥郑重地提出了邀请。不久之后，卸任公使之后的蒲安臣，披挂上了正一品的顶戴花翎，在黄龙旗的护卫下，率领大清代表团走向了世界。而他们的第一站，就是华盛顿。
中美之间的蜜月开始了，横亘在两国之间的太平洋，也都秋波荡漾起来了……
第十八章 黄龙旗下的美国葬礼
〖 这一在中国被后世的“主旋律”指责为卖国的条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成为各界讴歌和欢呼的对象,认为这是中国与西方在平等基础上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梁启超，他称赞“彼条约实为最自由最平等之条约也”。】
1870年4月23日，星期六，美国波士顿。
一场隆重的葬礼在这个城市举行，成千上万的人涌向街头，为一位美国外交家送行。由军人和警察护卫的灵车，覆盖着中美两国国旗：星条旗和黄龙旗，在当地消防队乐团演奏的哀乐声中，缓缓驶过街道。在举行仪式的教堂墙壁上也交叉悬挂着巨大的星条旗和黄龙旗，usa和china是当天所有人议论的焦点。
遥远的北京，大清国的中央领导核心、恭亲王奕訢，虽然并不知道丧礼的确切议程，却也用自己的方式在哀悼。一个月前，以同治皇帝的名义下诏，赐予死者一品官衔，给予家属1万两白银的优厚抚恤金。因为，这位美国外交官也是大清国的洋干部，并且在为大清国出使俄罗斯时，“捐躯于异国”（使团成员志刚语）。
他的名字叫蒲安臣。
伸手摸世界
在披挂上大清国的一品顶戴花翎之前，蒲安臣是美利坚合众国派驻大清国的公使。1867年，蒲安臣完成了他在中国的六年任期，即将回国。此时，恭亲王等正在苦苦物色一个合适的人选，率领大清国代表团遍访各签约国。
这一年，正处在改革开放初级阶段的大清国，内乱与外患都暂时消弭了。除了将精力放在以军事变革为核心的“洋务运动”之外，恭亲王率领的本届政府，也着重调整中国的外交格局，与列强之间，不仅要“请进来”（当然列强都是不请自来的），更要走出去，除了“睁眼看世界”外，还要“仲手摸世界”。恭亲王在写给慈禧太后的报告中，提到：“惟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
而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之前与列强们签订的各项条约，又到了要续签修订的时候。根据以往的血的教训，可以断定列强们必然会提出种种要求，而中国如果不走出去实地调查，将无法制定应对之策，无法维护、保障和争取中国的利益，甚至都无法定位自己的利益在哪里。
“摸世界”的长期战略动机，与“准备修约”的短期战术动机，促使恭亲王决心派团出访。而现实困难是：以中国之大，居然“使才难觅”，即使要找出些精通外文的翻译人才，都十分困难，何况是讲政治、懂政策、会韬略、通外文的外交人才。恭亲王担心，“若不得其人，贸然前往”，则反而“误我事机”。另一个担忧是，中国一直要求外国使节觐见皇帝和太后必须行三跪九叩大礼，遭到列强的强烈抵制，双方只好暂时搁置争议，列强外交官也因此无法按照国际惯例觐见中国元首，递交国书，而都由总理衙门和恭亲王代劳了。如果派出正式使臣，按国际惯例觐见了外国元首，那对方的使臣就可以要求对等待遇，这“叩头”问题又将成为麻烦。
困难既然如此之多，出使又是势在必行，恭亲王便创造性地想了个新办法：聘请洋干部出访。洋干部们出访西洋，本身没有语言障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又已经在中国生活工作多年，熟悉甚至精通中国的语言和习俗，双向沟通都可以很顺畅。而且，请洋人出面，似乎有望避免列强们以此提出对等要求，他们总不至于也任命华人作为洋使来覲見中国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吧。这后一点当然很牵强，即使委任洋干部出访，那也依然代表大清，人家一样能要求对等覲見，这在日后果然应验了。这与其说是恭亲王的想法，莫如说是恭亲王以此来忽悠反对者们，摸着石头先下水再说。
与所有不得不稳健从事的改革者一样，恭亲王在这件事上先做了个试点。1866年，大清中央最为信任的洋干部、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请假回英国老家长达半年。他建议恭亲王派些人，与他顺道回去，实地考察西方的风土人情。恭亲王立即采纳了这一建议，派了赫德海关衙门里的斌椿。斌椿当时在海关担任秘书工作（“文案”），都64岁了，是个典型的“老秘”。因为出任了大清国这破天荒的“鬼使”，他得到了组织上的破格提拔：一跃成为正三品的省部级官员，这在政治上（其实是官位上）积极追求进步的大清干部们眼中，还是值得的。斌老爷（赫德在日记和书信中对他的戏称）耐着性子开始公费周游世界，伦敦、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圣彼得堡、柏林、布鲁塞尔、巴黎，但到后来他实在受不了了。按照美国人丁韪良的说法，斌椿对于别人每句赞扬西方的话，都要十倍地予以反驳，总归是看啥都不顺眼。几经请示国内，恭亲王终于同意斌椿在巴黎结束行程，放弃了计划中的美国之行。当斌椿从西方那些“蒸汽和电气带来的惊心动魄”及“失礼与恶劣带来的烦恼”（当时的美国史家马士评价）中解放出来时，恭亲王却并没有放弃进一步走出去的想法，但他也似乎更坚定地准备选择一位思想上没有任何包袱的洋人。
外交创举
赫德当然是首选，但赫德忙于海关这个大清国最为重要的税收渠道，无法分身。几经斟酌，恭亲王选中了“其人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并且即将卸任美国公职的普安臣。
蒲安1820年出生在美国波士顿，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当了没几年律师后进入政坛，积极宣扬反奴隶制度，与后来担任总统的林肯关系密切。35岁（1855年）那年，他当选为美国众议院议员，声誉鹊起。林肯就任总统后，于1861年任命蒲安臣为驻奥匈帝国公使，但当蒲安臣行至巴黎准备上任时，却传来消息，这一任命遭到奥匈帝国政府的坚决拒绝。原来，蒲安臣十分同情匈牙利的独立运动。此时，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恭亲王代表大清国与列强签订条约，同意列强派遣使节常驻北京，林肯便将这一破天荒的职位给了蒲安臣。
这个在面对国内的黑奴制度和国外的民族压迫都十分好斗的牛仔议员，却在中国成了最受欢迎的弥勒佛。无论其动机如何，在大清国最为痛苦和孤独的时候，他令看惯了列强脸色的恭亲王和大清政府感觉到了温暖。
恭亲王选中蒲安臣，这不仅是对蒲安臣个人的认可，更是对美国的肯定。总理衙门一贯认为“英法美三国以财力雄视西洋，势各相等，其中美国最为安静，性亦平和”，曾国藩也认为“米夷质性淳厚，于中时思效顺”。而蒲安臣在华的工作方针，就是要“用公平的外交，来代替武力，用公平的方法，获得公平的结果”，积极推行“合作政策”，协助中国解决了一些棘手的外交问题，深得信赖。
在大清国外交部（总理衙门）为其安排的告别宴会上，恭亲王等试探了他的意向，双方一拍即合，一个外交史上的创举便定了下来。
这一创举，根据当时的海关洋干部、后来成为著名汉学家的马士的记载，“震撼了北京外交界”。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说：“这一决定，乍听之下，不能相信……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无论公布得如何突然，蒲安臣的任命一定是经过长期的和缜密的考虑。”
应该说，这是蒲安臣个人事业的顶峰。此时，他年仅47岁。
美国“汉奸”
扛着黄龙旗出访的蒲安臣，第一站就是他的祖国美国，最大的成就就是签订了中关《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史称“蒲安臣条约”。
这一条约包括了8项条款，主要是：保持中国的完整；中国控制自己的内地贸易；中国在美国各商埠设立领事馆；相互不得进行宗教迫害；鼓励中国劳工向美国移民；相互居住和旅行的权力；相互准许对方学生入学；不干预中国的内部发展。
这一在中国被后世的“主旋律”指责为卖国的条约，在很长的一段时问内，都成为各界讴歌和欢呼的对象，认为这是中国与西方在平等基础上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梁启超，他称赞“彼条约实为最自由最平等之条约也”。
这些不同的观点，直接关系到后世对蒲安臣的评价：他或者是中国人民的友善朋友，或者就是帝国主义的阴险帮凶。而指责他为帝国主义走狗的主要依据，就是这一条约掀起了华工进入美国的高潮，随即激起了美国国内的反华浪潮，这些华工普遍受到了迫害。
指责走狗的慷慨激昂者，却很少考虑：正是“蒲安臣条约”的存在，令美国各地的排华行动，而临着法律上的巨大障碍，而排华的主力军，正是以爱尔兰裔为主的美国“工人阶级”，他们在勤劳、安分、灵巧的中国工人竞争下，采取了暴力行动。而美国政府在很多场合下，根据条约及美国国内法律，不惜动用警察甚至军队，武装保护华工，与示威者爆发流血冲突。在反华者的巨大压力下，国会数次通过排华法案，却最终都搁浅在“蒲安臣条约”上，可以肯定那些排华者必定跳着脚大骂蒲安臣为“汉奸卖国贼”。直到“蒲安臣条约”期限过后，关国的排华才上升到立法层面。
“殉职”俄罗斯
蒲安臣使团，承担的是遍访列国的任务。从1868年2月成行，直到1870年l月蒲安臣被俄罗斯的严寒击倒，他们一直在各国游说，先后访问了美国、英国、法国、瑞典、丹麦、德国、俄国，会见了各国元首。
根据同行的使臣志刚记载，病中的蒲安臣十分担心与俄国的交涉，俄中毗连陆地数万里，这远远超出了蒲安臣所熟悉的“海洋外交”。他既担心“办法稍差，失颜于中国”，又担心“措语未当，贻笑于俄人”，于是‘旧夜焦急，致病势有加无已”，终于在2月23日不治而亡。
这是第一个殉职在大清岗位上的洋干部，消息传来，恭亲王立即请示慈禧太后，对蒲安臣给予了高度评价和优厚抚恤。俄罗斯在圣彼得堡为蒲安臣举行了第一个葬礼，然后将他的遗体用专轮运回美国。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纷纷发来唁电，各国报纸也予以报道并配发了大量的评论。
当蒲安臣还在英国时，赫德曾给他写信说：“有一个伟大的角色可以扮演：给中国十足的评价，对整个世界都是有利的，并且如果运用得当的话，对个人的信誉也是有贡献的。”蒲安臣自己也说：“当这个拥有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最古老国家，第一次寻求与西方世界发生关系，并要请这个最年轻国家（指美国）的代表，来作为一种变革的媒介，这个使命并不是能够通过恳求得到或是拒绝得了的。”
可以说，他的哀荣，绝对不是来自于他曾经的美国外交官身份，而是来自于东方那条挣扎着想腾飞的巨龙，以及巨龙阴影下那个低调的运筹帷幢者––37岁的恭亲王。
第十九章 美利坚雪中送炭
【 在对美国周边地区表现出咄咄逼人、志在必得的同时，国务卿西华德对于中国这个被他看做是有待拯救和改革的帝国，却表现出十足的耐心和友好，甚至对清政府的腐朽、腐败予以容忍。他提出的对华“合作政策”，成为今后一个世纪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旋律。】
星条旗飘扬在并不高耸的美国使馆门檐上，使馆所在的东交民巷附近都戒严了，首都卫戍区（步军统领衙门）派出的警卫部队早已封道净街，顺天府的衙役们则在周边的小巷内巡逻。使馆门前，站岗的美国陆军及海军陆战队士兵都换上了崭新的军装和雪白的手套，持枪肃立，军乐队也已经整装完毕。哨兵的枪刺和军乐队的鼓号，在北京的初冬阳光下，闪闪发亮。
这是1870年11月20日。午后一点，随着鸣锣开道声，几乘绿呢大轿在骑兵和步兵警卫部队的簇拥下，呼啸而来。美军军乐队开始奏响欢快的中国乐曲，这是半个月前美国人前往大清外交部（“总理衙门”）参加宴会时，听了记谱回来排练的。都说外交无小事，美国人为了今日的接待煞费苦心。
来访的正是大清国总理、39岁的恭亲王奕訢。他此行不是为了会见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前加州州长），而是为了拜访另一位更为重要的客人––刚刚卸任不久的美国国务卿、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着巨大影响力的西华德。
雪中送炭
恭亲王一下轿，就走上前去，托住西华德的胳膊肘，拥抱了这位69岁的美国政治家。在旁担任翻译的大清国洋干部、美国人丁韪良向西华德解释说，这是满洲人接待朋友的礼节。随后，双方热烈握手，恭亲王表达了对客人“久仰大名、如雷贯耳”的仰慕之情，客套一番后入座。美国公使镂斐迪的夫人，则陪同女眷们进入内室。
这次会见，对大清国来说，意义非比寻常。此时的大清国，正而临着严重的外交危机和被国际社会孤立的危险。
上一年（1869年），法国传教士在位于天津cbd的三岔河口地区建造教堂，进行了大规模强制性拆迁，大量民房包括地标性建筑祟禧观、望海楼均被夷平，在天津结下了极大的民怨。到了这年的夏天，法国天主教堂内所收容的中国儿童，因瘟疫大批死亡，教堂没有妥善安葬，导致尸骸露野。此时，天津又接连发生拐卖儿童事件，被捕案犯随口供认说是受教堂指使。为此，天津知县刘杰于6月21日押解案犯到望海楼教堂对质，教堂则找来了法国领事丰大业保驾护航。丰大业居然当场向刘杰开枪，打伤了刘的随从，激起众怒，丰大业及其助手被当场打死，暴动民众随后杀死10名修女、2名神父、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位于教堂旁边的法国领事馆，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其他4座基督教堂。这就是轰动世界的“天津教案”，西方称为“天津屠杀”。
教案发生后，法国联合了英、美、俄、普、比、西等共7国公使，联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