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事件解决当天（10月18日），正是西华德到达上海的第一天。他在上海注意到，租界内的西方人极为恐慌，已经组织了民兵，发了武器弹药，进行军事训练，随时准备应对中国人的攻击。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他此时北上京城，认为太过危险。美国驻上海总领事正是西华德的侄子熙华德，在他坚持下，驻扎在上海的美军派出了大队人马，护送西华德北上。《纽约时报》在事后的报道中说，西华德所率的卫队人数，远远超出了条约中公使最多只能携带20名随从的规定，“但他并非公使，而是著名的政治家”。显然，在当时特别孤立的情况下，大清政府也不在乎西华德卫队的人数了，只要这位美国政治家能在北京露面，就是对中国最大的支持。
西华德的出访日记详细记载了在中国的每一次会见的细节，仅他和总理衙门的会谈，就至少有三次。第一次是11月8日，总理衙门为他举行欢迎宴会，除恭亲王因病、文样因事之外，总理衙门其他大臣都出席了，这个宴会历时长达4个多小时，令西华德大为感叹中国的办事效率。第二次是总理衙门的二号人物文祥在11月11日到美国使馆拜访。文祥是当时国际公认的大清改革派代表，西华德认为中美能成功签订“蒲安臣条约”，与文祥的开放精神及大力推动是分不开的，因此主动求见。当时文祥正在“丁忧守制”（父母去世，官员必须停职守制27个月），便以私人名义拜访了西华德。第三次就是恭亲王在11月20日的亲自回访。从这三次会谈的记录来看，丝毫没有涉及天津事件，可以说，宾主双方似乎刻意回避了这个敏感而痛苦的话题。对已经焦头烂额的恭亲王来说，美国人十分见机，不会“哪壶不开提哪壶”，这种“体贴”无疑是暖在心头的。
美利坚帝国
恭亲王在与西华德的会谈中，感谢他在上一年对到访美国的首个中国代表团（即蒲安臣使团）给予的热情接待，和在业务上的“精心指导”。其实，中美双方签订的《天津条约续增条约》（“蒲安臣条约”），正是西华德的杰作。这份条约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与列强所签订的第一份平等条约，并且条约中明确规定了，美国支持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预中国的内部事务等。这份条约及美国政府对使团的高规格接待，为使团此后在欧洲长达一年多的访问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这是中国在“睁眼看世界”后的第一次“伸手摸世界”，美国的态度令中国发现世界并非都是冰冷与可怕的。
席间，恭亲王好奇地问起西华德的遇刺情况。作为林肯政府的第一要员，西华德在1865年4月14日林肯遇刺当晚，也在家中遇刺，当时因病戴着颌骨夹板，结果逃得一命。被刺客们看做是与林肯同样重要的目标，这完全是因为西华德在林肯政府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西华德曾经是党内总统提名的第一人选，但最后败给了林肯。林肯当选后，西华德应邀出任国务卿。
即使在内战的艰难环境中，西华德还是继续在外交方面大展宏图，将自己早在担任联邦参议员时提出的将美国建立成为“太平洋商业帝国”的计划付诸实践。
西华德早在1850年代就提出，美国的竞争对手不在别处，而“在东方那些大陆和海洋上”。“太平洋和它的海岸岛屿以及海外的）“大土地”，正是“这个世界更伟大末来的主要舞台”。当时的大清国已经成为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之一，与现代美国从中国输入纺织品相反，1853年时中国就消费了美国纺织品出口总额的40％，美国当年输出到中国的纺织品，占其对华出口总额的87％。
酉华德坚信，“政治霸权随着商业优势而来”，“太平洋上的贸易和商业就是世界的贸易和商业”，因此，美国只有占领亚洲市场，才能“比迄今为止的任何国家都更加伟大”，而“战舰决不是能被派往国外的最成功的使节”，美国应当通过商业扩张来进军太平洋和远东地区。
美式黑猫白猫
正是在这样的战略思想之下，西华德实行了一连串基于实用主义的举措，而丝毫不受其意识形态的影响。
在对关国周边地区表现出咄咄逼人、志在必得的同时，西华德对于中国这个被他看做是有待拯救和改革的帝国，却表现出十足的耐心和友好。他提出的对华“合作政策”，最终在“蒲安臣条约”中得到体现，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一次被写入国际公约，这成为西华德与恭亲王在各自国内实现的巨大政绩。西华德的政策成为今后一个世纪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旋律。
在对华友好，甚至对清政府的腐朽、腐败予以容忍的同时，西华德对日本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炮舰政策。作为中美之间航线上的重要枢纽，一个闭关保守的日本，是美国绝对无法容忍的。早在1853年佩里率领美国舰队打开日本大门的时候，西华德就是最坚定的支持者和推动者。他在回答参议院的质询时，慷慨激昂地提出：“应该质询的，不是为什么要派遣远征军，而是为什么迟至现在才开始派遣远征军。”
西华德为他心目中的“美利坚帝国”贡献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在1867年，成功地以720万美元（相当于2005年的9500万美元）从俄罗斯手中收购了152万平方公里的阿拉斯加，相当于每英亩2美分。这一举措被反对者们嘲讽为“西华德的蠢事”，阿拉斯加则被称为“西华德的冰窟”或“北极熊花园”，阿拉斯加并入美国版图，使美国在太平洋获得和英国在大西洋一样完整的商业和海上霸权。西华德自己认为这是“向亚洲伸出了一只友谊之手”，美国与中日两国成了相距咫尺的邻居。
在同一时期，西华德还主导美国获得了中途岛，从丹麦手里买下了西印度群岛，并积极进军夏威夷，矛头直指西班牙控制的菲律宾（最终通过美西战争获得对菲律宾的控制），而在家门口则从哥伦比亚手中获得建造巴拿马运河的权利，将联通大西洋与太平洋的捷径控制在自己手里。
在这一连串开创了美利坚帝国万世基业的行动后，中美关系在西华德的战略中就摆上了议事日程。1869年，当他协助朋友格兰特将军赢得总统大选后，便引退下来，开始了为期14个月的环球旅行（1869年7月～1871年的9月）。尽管这次旅行号称是私人访问，但实际上，关国政府将此当做了奉行扩张主义之后的一次国际巡回演出，尤其是西华德的中国之行，几乎成为一次准官方访问，美国军队不仅为其提供了政府首脑规格的保护，美国驻华外交机构实际上也成为他的助手。
也正是因此，恭亲王即使抱病在身，也坚持面访西华德。
鼓励中国走向世界
在恭亲王与西华德的会谈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话题就是中国应当派遣外交官常驻西方各国。恭亲王明确地表示，他将全力推动派出常任使节，并坚信这将有利于增进中外了解和沟通。而在此前西华德与总理衙门的会谈中，总理衙门的其他大臣对此不敢明确表态。在西华德与文祥的私下会谈中，作为激进改革派的文祥，也无奈地表示：中国的事情不能着急，改革必须稳步推进，否则会适得其反。
对于大清帝国的腐朽，西华德在这次访问中有了切身的体会。10月18日他在上海登陆时，就有幸看到了中国官员的招摇过市，鸣锣开道，随从如云，还奇怪地“举着各种颜色的伞”。西华德当场就对助手们评论道：“这就是帝国腐败的证据……一个国家，就如同一个人，（不可）总是惦记着过去的荣耀，尤其是在已经无能去发扬光大时。”
总理衙门欢迎宴会上，尽管《纽约时报》不厌其烦地报道了鱼翅、燕窝等菜谱，来证明西华德在中国受到的崇高礼遇，但那150道精美菜肴、长达4个多小时的吃喝以及中国官员们使劲干杯拼酒却回避公事的热情，令他头疼不已。
在西华德与恭亲王见面前，他曾经花了数天时间游览长城，在长城脚下，他和美军将领们大发感慨：为什么这么伟大的建筑，最终无法阻止这个天朝帝国的衰亡与堕落？
第二十章 谁可托福
【 美国总统格兰特告诉李鸿章：“我甚盼中国自强。”他的助手杨格将军也说：“中国若不自强，外人必易生心欺侮。……中国之大害，在弱之一字，我心甚敬爱中国，实盼望中国用好法，除弊兴利，勉力自强，成为天下第一大国，谁能侮之？”】
纽约河滨路周围都戒严了，8万多人拥挤在道路的两侧。
清晨6点左右，12辆装饰华丽的马车在警察和军队的护卫下，进入了尚未完工的格兰特陵园。大清国特使李鸿章坐在第二辆马车上，向欢迎的人群频频招手致意。在曙光的映照下，李鸿章身上的黄马褂格外灿烂。
这是1896年8月30日，星期天。
随着凄婉的军号声响起，8位来自美国陆军第十三师的仪仗队员，向李鸿章和中国贵宾们行持枪礼。李鸿章缓缓地走向巨大的格兰特铁制灵枢，随从们放上了月桂树枝扎成的花圈，李鸿章肃立默哀。然后，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他沉痛地对着棺木说道：“别了，我的兄弟！”
《纽约时报》在次日的报道中说，李鸿章的这句特殊悼词，“非常令人感动”，“他的思绪回到17年前与将军亲切会晤的场面，当时他们相谈融洽，因为他与将军一样都曾为了拯救祖国而久历沙场”。
《纽约时报》没有注意到的是，17年前，李鸿章与到访的格兰特总统多次密谈，请求格兰特充当特使，调解中日因琉球群岛主权发生的争执。自那次事件后，格兰特就被大清国政府和人民当做了仗义的朋友。
而这一切，都是恭亲王的运筹帷幄。
总统访大清
格兰特访问中国，是在1879年的初夏。当时，他刚结束了第二任总统任期，开始了为期两年的世界大环游，从暹罗（泰国）进入了中国境内，先后访问了广东、上海、天津，而后在6月3日到达北京。
这是第一位访问中国的西方国家元首，也是继9年前美国前国务卿西华德访问中国后，到访中国的第二位美国国家领导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大清“总理”、48岁的恭亲王奕訢十分重视，在格兰特抵达北京后不到两小时，恭亲王就派人前往其下榻的美国公使馆问候。
次日（6月4日）下午2点半，格兰特总统一行离开了东交民巷的美国公使馆，在中国军队的护卫下，前往总理衙门。这天非常炎热，气温足有101华氏度（摄氏度），中国首都的道路上尘土漫天、垃圾遍地，十分肮脏。
恭亲王早已率领官员们。迎候在衙门口。在欢迎的礼炮声中，恭亲王走向前来，与格兰特寒暄见礼，美国驻华代理公使何天爵担任翻译。宾主相携着走进一间宽敞但十分简朴的会议室，桌上已经布满了精美的冷盘佳肴。
恭亲王请格兰特坐在他左侧的贵宾位置上，两国随从们一一按级别入座。恭亲王便开始向美国客人一一分发他的红色大名片，何天爵陪同在旁，向他逐个介绍美国代表团成员，恭亲王与每人都亲切握手。当介绍到身穿军服的格兰特总统之子格兰特上校时，恭亲王停了下来，亲切地询问他的军衔及军装上各种饰品的含义，还问了他的年龄、婚否、有无孩子，当他得知格兰特上校只有一个女儿时，很同情地说：“你好可怜啊。”这令美国人诧异不止，事后补课才知道中国人对男孩的偏爱。
这次会见的主要“议程”，还是中国大餐。仆人们开始端上各种美味佳肴，燕窝、鱼翅、熊掌、烤鸭等，美国人因刚在使馆内用过午餐，谁也不饿，但依然饶有兴趣地欣赏着这一“奢华的娱乐”。他们注意到，与广东、上海和天津的官方接待不同，这次“国宴”还是相对简单的，尤其是没有过多的仆人川流不息。而恭亲王很少动筷子，只略喝几口燕窝，对鱼翅之类的则是碰都没碰。双方都没怎么吃，宴会很快成了“烟会”，美国人吸起了雪茄，而恭亲王则掏出了旱烟枪。
借助着翻译，宾主之间开始交谈，话题很快就转到了中国的教育改革及自然资源的开发。当时，作为中国新式最高学府，同文馆的教学已经在美国籍的校长丁韪良的带领下，步入正轨。而在煤矿和铁矿开发上，格兰特表示出明显的兴趣，强烈建议中国应效仿英国，多多开发自然资源，向大国迈进。但对这个话题，恭亲王似乎并不想多谈，或者他似乎有难言之隐，倒是中国财政部长（“户部尚书”）很感兴趣，与美国客人热烈讨论起来。恭亲王在旁听着，一袋袋地抽着他的烟枪，并不时给格兰特的盘子里添菜，那菜“堆得都足以装饰一颗圣诞树了”。
美国人事后总结说，作为中国的权力核心，恭亲王对于西方和世界大势，十分了解。远远超过他的同胞们。但是，与李鸿章不同，他首先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作为政权基础的满清贵族，而这个团体十分保守排外，这就注定了恭亲王“不可能如李鸿章那样走得那么远”。在此次会谈中，但凡涉及中国的改革和进步的话题，他都很少说话，而格兰特则侃侃而谈。因此，美国人认为，真正能推动恭亲王、触动中国政府的改革建议，“必须来自于中国内部，来自于中国的人民”。
宴会之后，格兰特总统一行前往同文馆参观。学生们用娴熟的英文致了欢迎词，格兰特则发表了简短的讲话，称赞说：在如此古老的国家里，看到了现代文明的进步以英语方式表达出来，这是他的世界环游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琉球、琉球
国宴次日（6月5日），恭亲王轻车简从，前往美国公使馆回访。这一次，恭亲王令美国人看到了他“绵里藏针”的另一面：机敏，睿智，不达目的不罢休。美国人感慨道，恭亲王代表着中国政坛的“勇气”和“能力”。
话题围绕着日本与琉球展开。
就在3个月前（1879年3月），日本利用中俄在新疆军事对峙，中国无暇东顾的机会，下令将其已经实际占领的中国藩属国琉球“撤蕃置县”，正式吞并。此举激起大清国朝野的愤怒，中国驻日本公使何如璋提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派遣军舰，盛陈兵威，表面上是前往琉球质问，实质上要“示日本以必争”；中策是据理言明，约琉球令其夹攻，“示日本以必救”；下策是与日本反复辩论，或援外国公法（国际法）以相究责，或约各国使臣与之评理。恭亲王等经过反复权衡，决定采用何如璋提出的下策。在朝廷而言，此时百废待举，在琉球问题上采用敷衍拖延，实在也是有难言之隐。邀请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威望的美国前总统格兰特，为中国进行斡旋，就是此次恭亲王回访的目的。
恭亲王向格兰特介绍了琉球情况。美国人记载道：“他的声音是低沉和柔软的，他的手势（丰富得）更像一个意大利人，而不是中国人。在何天爵翻译的时候，恭亲王就靠在椅背上，拿起烟枪抽几口。偶尔，他又想到了什么，就会打断翻译，又急又快地解释。特别在谈到中国将为保卫主权而奋战时，他会显得十分激动，然后他会为插话而抱歉，让翻译继续。有时，他会突然停住长句，说不能太长了，否则何天爵翻译时记不住，大家就哄堂大笑。”
格兰特表示，他目前并没有官方身份，但他很愿意以私人身份向日本天皇和日本政府转达中国的关切。他同时表示，美国的对外政策就是公平正义，不会容忍日本对华的侵略。
恭亲王说：美国对中国的深情厚谊，中国不会遗忘。他告诉格兰特，在返程途中经过天津时，直隶总督李鸿章将就琉球事件的细节与他进一步交换意见。
格兰特接受重托后，恭亲王如释重负，端起香槟，再次向格兰特及美国贵宾们表示感谢，并为格兰特的健康干杯。格兰特则回礼，为恭亲王和中国皇帝陛下的健康干杯。随后，恭亲王告辞，格兰特总统亲自将其送上使馆门口的大轿。
在琉球问题上，中国人令人惊讶地显露出了极高的效率。6月12日清晨，格兰特刚刚到达天津，还在美国总领事馆吃早餐时，就接到通知，李鸿章已前来拜访。格兰特总统立即要求美军士兵列队，并鸣放礼炮迎接这位著名的中国总督。
李鸿章详细地向格兰特介绍了琉球事件的前因后果。比恭亲王更为咄咄逼人的是，李鸿章搬出了此前的中美条约，条约中明确约定：如果第三国对中美任何一国“有不公或轻藐的事，一经知照，必须相助”。格兰特的助手杨格将军告诉总统，根据琉球事件的情况，日本的确“轻藐”了中国。因此，协助中国进行调解，不仅是道义责任，也是条约责任。这一来，格兰特的调停，不仅是私人外交行为，更上升为美国的国家外交义务了。
在第一次见面后，李鸿章就和格兰特成了惺惺相惜的朋友。次日，格兰特回访了总督府，李鸿章的欢迎仪式排场远超过恭亲王的，甚至动用了“黄缎衬里的轿子––在中国只有皇帝才能使用这样的轿子”，可以相信，这样的超规格接待，一定得到了恭亲王的同意。几天之后，根据李鸿章的命令，由天津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出面，邀请各国驻天津领事和夫人，为美国代表团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李鸿章破天荒地出席了这个有女士们在场的宴会，令外交官们大为惊喜。
“中国要自强”
离开中国后，格兰特总统乘坐美国军舰“里士满”号前往日本。日本之行，格兰特已不单单是游览，而且肩负着恭亲王、李鸿章和大清国的重托，以及美国对中国的条约义务。
日本人对格兰特的到访给予了最高规格的接待。对于琉球事件，在美国人的压力下，日本再度显露了外交方面的灵活手段，提出“分岛改约案”，将琉球由中日两国分割占领，琉球南部靠近台湾的宫古、八重山两岛划给中国。
在格兰特建议下，恭亲王和李鸿章一度曾考虑接受，让琉球国王在此二岛上复国，但琉球国派驻北京的使节再三哭诉，此二岛上地贫瘠，无法生存。中国于是提出了反建议，要求三分琉球，北部归日本，南部归中国，中部各岛则归琉球王国，由中日两国确保其独立自主。日本对中国的建议坚决反对，并且搬出了中日两国1874年签订的《北京条约》。当时，因台湾土著杀害了漂流到台湾的琉球船民，日本兴兵问罪，中国在签订条约时为了推卸责任，写下了“台湾生蕃曾将日本属民等妄加残害”，间接认可了琉球人是日本属民，这是恭亲王和李鸿章外交生涯中的最大败笔之一。
美国人一看这条约，也感无奈。而此时，沙俄在新疆加强了军事威胁，种种迹象表明日俄两国可能联手对付中国。为了避免两线作战，中国不得不调整策略，同意以日本的提议为基础，进行琉球问题的谈判。
美国的调停失败后，格兰特总统给李鸿章先后写了两封信，通报调停的细节，主题就是与其拜托美利坚，不如拜托自己。格兰特写道：“日本数年来采用西法，始能自立，无论何国再想强迫胁制立约，彼绝不甘受。日本既能如此，中国亦有此权力。我甚盼中国自强。”
而他的助手杨格更为直接，在写给李鸿章的信中说道：“中国若不自强，外人必易生心欺侮。在日本人心中，每视中国懦弱，为所求无不遂者，彼看不起中国，则无事不可做。日本以为不但琉球可并，即台湾暨各属地动兵侵占，中国亦不过以笔墨口舌支吾而已……中国如愿真心与日本和好，不在条约而在自强，盖条约可不照办，自强则不敢生心矣！”
他更指出：“中国之大害，在弱之一字，我心甚敬爱中国，实盼望中国用好法，除弊兴利，勉力自强，成为天下第一大国，谁能侮之？”
史料没有记载，恭亲王和李鸿章看到这几封信后的反应，但是，琉球事件后，新式舰队的建设就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7年后，排名世界第八的北洋舰队，就在日本长崎港亮剑，震撼日本朝野……
第二十一章 鸟巢鸟感觉
【 与餐桌上的“鸟巢”相比，老外似乎更关注大清国本身这只巨大的鸟巢。如同电影《阿凡达》所揭示的，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中，真理只有一个：谁的鸟大谁的巢就大，谁就是老大……】
大凡有地位的老外，到了大清国，都会惊叹这真是个“鸟”国家。在主人们盛情的宴会上，总是有一道令老外们惊诧而不敢动刀动叉的东东：“鸟巢”，即燕窝也。
老外们无法理解，大清国的领导干部，外带先富起来的一批精英人士，为什么会这么喜欢拾“燕”唾余，乃至不惜千金、劳师动众地强行拆迁燕子的蜗居，以将其吞噬。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尽管大多数的“宰相”，并无“撑船”的肚量，但吞噬小燕子的蜗居，还是绰绰有余的。
老外也无法免俗，虽不喜欢“鸟巢”，却喜欢“鸟巢”带来的“鸟”感觉。连堂堂的《纽约时报》，在美国前国务卿西华德、前总统格兰特先后访问大清国时，也很八卦、很阿q地在版面上记录大清国宴请美国贵宾的菜单，当然包括“鸟巢”之类，以显示美国领导人在中国受到了特别待遇。
西华德访华是1870年的冬天，作为有史以来第一个到访北京的西方首脑级大腕，他受到了大清政府的盛情接待，国宴便设在总理衙门。
说是国宴，其实并没有国家元首出席。太后和皇帝照例是不见外宾的，迎来送往的琐事一般都由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大清国“总理”恭亲王接待。但不巧，“总理”恭亲王病了，“常务副总理”文祥也病了。国宴遂由总理衙门的其他领导人集体主持。
主人们用“鸟巢”等富有大清特色的美味，同时填充桌面和时间。足足4个多小时的漫长会餐和150道之多的菜肴，几乎令美国人迅速对中华烹饪产生了审美疲劳。主人炫耀性地介绍各种怪异菜品的原料和烹饪方式，以此向客人展现天朝上国的伟大形象，同时频繁地与客人“干杯”，感情深、口口都要闷，令美国人几乎忙闷过去。
美国人郁闷的是，当他们想把话题转到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国内话题时，主人们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会场似乎贴着“莫谈国是，只谈鸟巢”的无形禁令。这顿饭令西华德等对中国政府的运作效率有了极深的感受。
九年后（1879年），刚刚卸任的格兰特总统在春夏之交到访北京，成为第一位访华的西方国家元首。这次，恭亲王亲自主持了在总理衙门举行的欢迎宴会。
格兰特是从暹罗（泰国）进入中国的，到京之前，已经访问了广东、上海、天津等地，各地官员们对这位美国“民主”（“民之主”也）给予了热情接待，令格兰特对大清官场的“鸟巢”社交文化略微有底。
当服务人员开始端上各种美味佳肴后，美国人发现，这一“奢华的娱乐”要比广东、上海和天津的接待简单了许多。当然，“鸟巢”依然是不可少的。美国人注意到，恭亲王几乎只是略喝几口“鸟巢”，而几乎不碰鱼翅等其他菜肴。
这次，因为有恭亲王在场，与会中国官员们便畅所欲言，与美国人交流改革开放的经验心得。但是，恭亲王只是劝酒、夹菜，几乎没做任何表态。美国人事后分析，恭亲王因为身份限制，很多事情可做不可说。
不仅西华德与格兰特，从迄今所能发现的西方记录看，多数西方来访者都是从中国政府那奢华的宴会中认识了“鸟巢”，景仰既久，却依然敬而远之。一位有幸参与过此种公款宴请的法国人，认为“鸟巢”之受宠，并非因其多可口，而只是因其昂贵，主人以此炫耀的，只是自己的好客与财富。
与餐桌上的“鸟巢”相比，老外似乎更关注大清国本身这只巨大的鸟巢。如同电影《阿凡达》所揭示的，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中，真理只有一个：谁的鸟大谁的巢就大，谁就是老大……
第二十二章 北京欢迎你
【 老外们很快就明白，全北京城，乃至全大清国，除了中央最高领导们生活、战斗和娱乐的楼堂馆所之外，这个伟大的国家根本就很难找出比这条“迎宾国道”更为清洁的道路。】
美国前国务卿西华德显然并不喜欢北京，尽管受到了热情的欢迎。
他发现，这座帝国首都那无比宽广的大街，也与中国其他城市一样“肮脏、混乱、令人作呕”。各种车辆、骡马和行人都闹哄哄地挤在一起，泥土夯成的路上，晴天灰尘满天，雨天泥泞遍地，两旁的住家和店铺都往路中间倾倒垃圾、污水，而几乎所有的河流都成了排污道，臭气熏天。
1870年11月8日，西华德坐在绿呢大轿上，在中国士兵们鸣锣开道及吆喝申斥声中，从满街的摊铺、卖艺者、设赌者中，挤出了一条路来，前往总理衙门，他极其准确地意识到：这可“绝非行走在华盛顿的宾夕法尼亚大街上”。
从东交民巷的使馆区，通往位于东堂子胡同（今建国门附近）的大清国总理衙门，这条大清帝国的“迎宾国道”，在几乎所有来访者的记录中，成为世界上最肮脏和最著名的一条道路。
大清政府和人民绝非故意怠慢远方来客。
老外们很快就明白，全北京城，乃至全大清国，除了中央最高领导们生活、战斗和娱乐的楼堂馆所之外，这个伟大的国家根本就很难找出比这条“迎宾国道”更为清洁的道路。
美国社会学家 罗斯在辛亥革命前考察了中国，他注意到“城市的街道狭窄、弯曲、凹凸不平、肮脏不堪、臭气熏天……几乎没有维护城市公共交通的任何工具，街道为个体商贩占据，几乎不能通行。店主们在货架前设有柜台，用篮子和篓子组成的货摊排列在街道两边，带着劳动工具的手工艺人充塞其中，致使一条六英尺宽的街道拥挤不堪。如不是官方规定必须为来往的轿子留出通道，道路会更加狭窄”。
他也考察了日本，在那里“人们绝对看不到在中国随处可见的成堆的垃圾、粪便、污池、泥坑”。他甚至坚信，在“至少三分之二”的中国国土上，旅行者很难找到一块干净的地方扎下帐篷，更不要说各地旅馆的肮脏、虱子和恶臭。
而在大清国第一个国际大都市上海，租界内“街道整齐，镭樨洁净，一切秽物亵（xie4）衣无许暴露”，华界内则“臭秽之气，泥泞之途，正不知相去几何耳？”人人“掩鼻而过”。
街道如此，居室也好不到哪里去。美国传教士、清华大学的主要推动者明恩溥感慨中国人居然都不讲究居室的采光，弄得室内总是十分阴暗。甚至在大清首富盛宣怀的豪宅，西方客人也吃惊地发现在那摆满昂贵的古董家具的客厅里，居然没有足够的窗户，古老的家具反而显得阴森森的。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高级军官们有幸参与紫禁城一日游，在惊叹其间的富丽堂皇时，他们也感慨这种华而不实的豪宅，实在不是舒适的居所。有趣的是，一位曾经访问美国的大清道台表示，美国的监狱要比中国的衙门舒服多了––不知这位口没遮拦的官员，回国后是否为这句话而被清理出干部队伍。
曾经长期在欧关生活的大清外交官张德彝认为，中国的脏乱差都是因为“在上者鄙此为琐屑之务，不复为之经理，小民更安于卑污，相率因陋就简”，一棍子将庙堂和草民都扫了进去。
上海的人民群众却似乎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告诉日本访客，这要怪洋人带来了工商业，导致本地人都涌到外企（主要是缫丝厂）打工，不再关心农作，可惜了那满街的“肥料”。尽管“肥料”满街的上海只能“掩鼻而过”，但上海大多数人民群众还是一边捂着鼻子，一边骂着洋鬼子，一边艳羡着租界内的整洁。
租界（或使馆区）外飘过来的恶臭，成为许多西方人回忆录中萦绕不去的中国气息。这种热烈欢迎，尽管带着大清口臭，也没有能阻止老外们一边捂着鼻子、一边扎根大清……
第二十三章 披着羊皮的熊
【 俄军向伊犁地区发动了攻击，却意外地受到了当地人近乎焦土战术的激烈反抗。为了解除中国的戒心，俄国表示，对伊犁地区的占领是临时的，只待中国政府有能力收复乌鲁木齐，就立即归还，摆出了“同志加兄弟”的友好姿态。】
在耶稣基督诞生1870年后，他的中国“弟弟”洪秀全在经历了对酒、色、财、权长达10年的过度消费后，终于在南京城死去。一周后，“天国”的首都成为人间地狱，破城之后的湘军在最高统帅部的默许下，用残酷的大屠杀向北京发出了平叛胜利的“伟大”捷报。
以慈禧太后为核心的大清中央，并没有多少值得庆幸与欣慰的。除了依然保持相当实力的太平天国余部之外，遥远的新疆也在此时发生了叛乱，叛军势力星火燎原，整个大西北被彻底震撼。叛乱最为严重的南疆地区，一时兴起了多个割据政权，为了对抗终将到来的清剿，他们向邻近的浩罕国求援。浩罕国虽然不是浩瀚的大国，却有着相当浩瀚的野心，其可汗立即出兵，由阿古柏率领，进入喀喀什噶尔。随后，阿古柏鸠占鹊巢，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国号“哲德沙尔”（即“七城之国”）。阿古柏开始迅猛地扩张，这立即引起了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