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太后刚刚任命他及醇郡王、钟郡王、孚郡王四人，取代恭亲王，轮流领班朝会，即主持中央的每日国务例会。这等于是惇親王中了政治六盒彩，可他为何如此不识抬举呢？
仗义执言为弟请命
这是1865年4月3日，离太后亲自动笔，以皇帝口吻撰写上谕，将恭亲王“双开”才一天。在那篇别字连篇的上谕中，慈禧太后指责恭亲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敖（傲）。以（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朕冲龄，诸多挟致（制）。往往谙始（暗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满口中胡谈乱道”。
而事件的起因就是翰林院编修蔡寿祺于一周前上疏，弹劾奕訢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并要他“归政朝廷，退居藩邸，请别择懿親议政”。
太后同时任命了新的行政领导班子，一下子让四位王爷同时上台，满以为这样就能团结大多数可以团结的人，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惇親王几乎全盘否定了慈禧太后对恭亲王的指控：“恭亲王自议政以来，办理事务，未闻有昭着劣迹，惟召对时语言词气之间诸多不检，究非臣民所共见共闻。而被参各款，查办又无实据，若遽行罢斥，窃恐传闻中外，议论纷然，于用人行政，似有关系，殊非浅鲜。”要求“飭下王公大臣集议”，进行集体研究，商议对恭亲王的处分。
这份奏折语气谦卑，却带着骨头。慈禧太后批阅后，当天就召见军机大臣文祥等，指示说：“恭亲王于召见时一切过失，恐误正事，因蔡寿祺折，不能不降旨示惩。惇王折亦不能不交议。均无成见，总以国事为重。朝廷用舍，一秉大公，从谏如流，固所不吝。君等固谓国家非王不治，但与外廷共议之，合疏请复任王，我听许焉可也。”下令第二天召开王公大臣翰詹科道等“中央全会”，专题研究蔡寿棋和惇亲王的奏折。
但是，在第二天的中央全会前，慈禧太后却单独召见倭仁等大臣，告诉他们说：“恭王狂肆已甚，必不可复用……汝曹为我平治之。”按照她的这个指示，倭仁等确定了中央全会的批斗会基调。
结果，在会上，文祥和倭仁传达的太后指示精神，完全是相反的。与会的中央干部们或者就是以惇亲王和倭仁为首，分成了两派，相持不一下；或者看看水太深了，不敢表态。大家只能确定六天后（4月9日）再议。
第二次中央全会的前一天（4月8日），排行老七的醇郡王奕譞（即日后光绪皇帝之生父、宣统皇帝之祖父）回京，也上疏为六哥恭亲王抱不平。
醇郡王在报告中认为，要客观看待恭亲王的表现，成绩毕竟是主要的，“感荷深恩，事烦任重，其勉图报效之心，为我臣民所共见”；缺点则是次要的，具体表现在“小节有亏”，而原因也在于恭亲王太忙了，“至其往往有失于检点之处，似非敢有心骄傲”。最为关键的是，蔡寿祺的指控“本无实据”，如果因此将恭亲王调离了领导岗位，“不免骇人听闻，于用人行政，殊有关系”。所以，对待恭亲王还是要批评为主，“令其改过自新，以观后效”。
在第二次中央全会上，大臣们和王公亲贵们依然分成了两派。倭仁起草了一份以“批恭”为主的决议，但遭到王公亲贵们的坚决反对，已经60岁的肃亲王华丰（即善耆之祖父、川岛芳子之曾祖）干脆另写了一份决议。倭仁没办法，只好四次修改自己的稿子，王公亲贵们依然不同意，最后，与会人员分别按照政治路线站队签名：军机大臣多在倭仁的稿子上签名；王公亲贵们多在肃亲王的稿子上签名；纪检部门（“都察院”）、老干部及干部子弟管理局（“宗人府”）等则另行上了报告，五花八门，中央领导班子几乎分裂。
4月i1日，两宫太后终于接受了惇亲王们的意见，表示说，出于“防微杜渐”的目的，必须对恭亲王“略示薄惩”；但为了大局的需要，恭亲王可以边工作边检查。恭亲王的“议政王”头衔，则再也没有恢复。
“计划生育”错过皇位
在这次慈禧太后与恭亲王的首个回合交手中，慈禧太后对率先抗拒的惇亲王十分不满，她在召见倭仁时，质问道：“惇王今为疏争，前年在热河言恭王欲反者非惇王耶？”
原来，1861年咸丰帝去世后，两宫太后与恭亲王、醇亲王等密谋除掉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八人帮”。当时，恭亲王赶到热河吊孝，与肃顺、惇亲王等一起吃饭。饭桌上，被排除在密谋之外的惇亲王，当着恭亲王的面，手提肃顺的大辫子嚷嚷道：“人家要杀你哪！”肃顺是个大度惯了的人，只当是玩笑，连声说：“请杀，请杀。”恭亲王却被吓得半死。后世多将此解释为惇亲王对恭亲王的嫉妒。
其实，惇亲王奕誴本来是最有机会成为皇帝的，因为他才应该是道光皇帝的“长子”。在奕誴出生之前的两个月，道光皇帝刚刚失手踢死了长子，而次子、三子均在2-3岁时早夭。当时，后宫有两位嬪妃祥贵人（惇亲王奕誴之母）、全嬪（咸丰皇帝奕裕福┒蓟匙派碓校丛げ诘牟馑悖殄钤缟慈蘸蟮膼淄蹀日p将成为道光皇帝的四子，也即存世的长子。根据野史的说法，全嬪很有心计，她收买御医偷偷配了催产药，实行“计划生育”，终于抢在祥妃之前，生下了皇四子奕裕ㄏ谭峄实郏a旌螅日p（惇亲王）来到人间时，却发现已经有人加塞了，他只好成为皇五子。再一年后，道光的另一妃子，早夭的次子、三子之母静妃生下了皇六子，即日后的恭亲王奕訢。
老妈“抢跑”的结果，令奕裕ㄏ谭峄实郏┍甘茉绮募灏荆逯屎苋酰由铣赡旰笞萦峁谀杲?0岁时即病逝，只留下了一儿（同治皇帝）一女。
迟到的五阿哥奕誴（惇亲王）在16岁那年（1846年），被父皇道光下令，过继给八年前已经去世且无子嗣的惇亲王绵恺。绵恺是道光的三弟，因性情粗疏，不断犯错，爵位就不断在亲王、郡王间上下。奕誴过继后，被封为惇郡王。这年正好是道光65岁，他在考虑接班人的问题，奕誴就算是出局了。据说，奕誴出局，不仅因为长得丑，没有天子相，而且大大咧咧，不好读书，十分粗俗。
大大咧咧的奕誴，接了大大咧咧的惇亲王绵恺的爵位，倒也是相配。日后，老四奕裕ㄏ谭峄实郏┘次唬狭仍d晋升为恭亲王，并将恭亲王和惇郡王都安排在中央工作，实际上已经突破了亲王们不可兼军机的祖制。当了中央领导人的惇郡王奕誴，依然不改散漫的习气，如同他那位嗣父绵恺一样，不断“失礼”，不断被痛责，因此在1855年丢了郡王爵位，降级为贝勒，撤销一切行政职务，下放到上书房学习班改造。估计是学习班教导有方，一年后奕誴捡回了郡王的爵位，数月后又成功晋级为亲王。
偶尔露峥嵘
这位惇亲王的脾气，与严谨的恭亲王截然不同。据说，他在大夏天时会手持大蒲扇，光着膀子在什刹海边纳凉，和下人们也不讲究规矩，很有平民色彩，北京城因此留下不少关于他的民间传说。
虽然因为妈妈的肚子而错过了皇位，但这位王爷并没有对政治彻底死心，在关键时刻还是很有权力的直觉的。除了当着恭亲王、肃顺的面说肃顺要被杀头之外，他在几次政治风波面前，都有着看似匪夷所思的表现。野史记载，惇亲王经常嘲弄慈禧太后，有一次，慈禧想把自己不喜欢的同治皇后阿鲁特氏废位，惇親王当时负责宗人府，坚决反对：“欲废后，非由大清门入者，不能废大清门入之人，奴才不敢奉命。”大清国的规矩，只有皇后过门才是从国门“大清门”抬入的，慈禧本人是“二奶”出身，嫁入皇宫时没有任何仪式，因此终生耿耿于怀。
正史上记载，1884年甲申易枢，就是这位惇亲王和恭亲王合唱双簧，在讨论对法国作战方案时，兄弟俩却大谈当年十月为慈禧祝寿进献之事。一同觐见的光绪皇帝老师翁同龢觉得他们“极琐屑不得体”，并在日记里感慨：“天潢貴胄，亲藩重臣，识量如此！”而这，或许正是恭亲王在惇亲王的配合下，故意以“极琐屑不得体”来主动获咎，给所有人，尤其是老七、光绪皇帝生父醇亲王的上台提供一个机会。
可以说，在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和恭亲王辅政的“一国两制”中，这位“粗俗”、“散漫”的惇亲王，成为在太后与恭王之间的另一个平衡物。而恭亲王在其执政生涯中，得到了这位比他大一岁的五哥的特殊协助：口无遮拦的惇亲王，是慈禧相当忌惮的人物。
惇亲王家似乎总是能在关键时刻折腾点令全国乃至世界刮目相看的动静。惇亲王有三个儿子：载濂、载漪、载澜，在义和团–-八国联军动乱中，这三兄弟都是义和团的幕后推手，而尤以老二载漪最为著名。载漪自幼好武，加入了满洲亲贵的精锐部队“神机营”，展露才华，被慈禧太后看中，将自己弟弟桂祥的三女儿许配给了载漪。
成了慈禧太后的内亲，自然能够在政治上不断进步。载漪是家中老二，无法继承父亲的爵位，而且，当时惇亲王还在世，一门也不可能封两个王爵。慈禧太后于是下旨，令载漪过继给刚刚去世且无子嗣的瑞郡王奕志，袭了爵位，但是，在撰写委任状时，出现了笔误，将“瑞”字写成了“端”，只好将错就错，载漪就成了“端郡王”。他的英译名prince tuan在西方几乎家喻户晓，就是因为他被八国联军指定为义和团动乱的“头号罪魁”。
1898年，光绪皇帝及其身边的一小撮年轻干部，发动了盲目而操切的“戊戌变法”，将包括真正在第一线改革的实践者在内的几乎所有干部，都推到了所谓“改革”的对立面。反弹力度之大，甚至威肋到光绪的帝位。已经退居二线的慈禧太后力挽狂瀾，亲自出马，以“戊戌六君子”的脑袋为最小代价，保住了光绪的帝位。同时，为了向“改革”的受害者们妥协，她同意为已经证明了是“天阉”（先天的陽痿病患者）的光绪皇帝立嗣。候选人中，只有载漪年方15岁的儿子溥儁，与她血缘最为接近，是嫡亲的侄外孙，于是被册立为“大阿哥”。没想到，这一接班人的指定，却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激烈反弹，列强拒绝承认。于是载漪终被洋人们逼上“灭洋”的道路，试图通过义和团这一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来支撑起儿子将来的帝位巨舟。
溥儁备位东宫，是继其祖父惇亲王奕誴在娘胎中以来，第二次最为接近最高权力宝座。只是，人算不如天算，“放火”发动群众后，这把群众运动的火却最终失控。在八國聯軍的炮口下，载漪差點被当做战犯扭送联军处决，而溥儁自然是与皇位永远分手了。
龙生九子，在道光皇帝的九个儿子中，除咸丰之外，奕盖、奕新都曾先后有机会问鼎帝子。惇亲王奕誴改换了谱系，只能做个“荒唐王爷”，自娱自乐；恭亲王奕訢虽然地位祟高，处在大于2（老二）、小于1（老大）但无限接近于1的地带，却忧谗畏讥，蹉跎一生，壮志难酬。大清国的政治六盒彩，落在了并无任何资源优势的老七醇亲王奕譞头上，真正可说是渔翁得利。老七一家连出两任皇帝（光绪及宣统）、两任醇亲王（奕譞与載灃）、两位郡王（载涛与载洵），炙手可热。这是造化弄人、天意难测，还是政治行情黑庄盛行、波云诡譎呢？ ％％％％％％％％％％％％％％％
附：
道光皇帝世系图
奕纬 隐志郡王（早卒）
奕纲 顺和郡王（夭折）
奕继 慧质郡王（夭折）
奕裕?咸丰皇帝–––—载淳（同治皇帝）
┏—载漪––––––––—溥儁（大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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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誴 惇勤亲王––-┠—载澜
┃ ┏━━溥伒
┗—载瀛––––––—┃ ┏—无名
┗━━溥僴 ┠—毓嶙
┠—毓屼
┠—毓崧
┏－－载瀓 ┠—毓岎
┠－－载滢––––-┏—溥伟–––—╋—无名
┃ ┃ ┠—毓嶦
奕訢 恭忠亲王––-┃ ┃ ┠—毓嵂
┠－－载濬（夭折） ┃ ┠—无名
┗－－载潢（夭折） ┃ ┗—毓嵘
┃
┃ ┏—毓岦
┏－－載瀚（早卒） ┣—溥儒（溥心畲）-┃
┃ ┃ ┗—毓岑
┣－－載湉（光緒皇帝）┃
┣－－未命名（夭折） ┃ ┏—毓崟
奕譞 醇贤亲王––—╋－－載洸（早卒） ┣—溥佑–––—┃
┃ ┃ ┗—毓蕴华
┃ ┃
┃ ┗—溥僡–––––毓峘
┃
奕詥 钟瑞郡王（早卒）┃ ┏—溥仪（宣統皇帝）
┣－－载沣（攝政王）—┃
┃ ┗—溥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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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洵（后过继给瑞郡王奕志为嗣）
奕譓 孚敬郡王 ┗－－载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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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王爷蓝筹股
【 庆亲王奕劻在低调地展示着自己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的同时，却高调地 展示着自己对醇酒美人的“低级趣味”，表达自己有能力、无理想，以自污而 获得政治上的安全感。充满牛劲的恭亲王，最终不得不做熊，而装熊的奕劻，最后却成了真正的牛人……】
大清国的政治行情，有点阴阳不定。“庄”后有“庄”，“庄”外套“庄”，令人眼晕。官场如股市，惯于追涨杀跌的官员们为此头疼不已，既怕错过绩优股，更怕沾上垃圾股。风险四伏，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却也未必会赢。
这不，恭亲王这只坚挺了23年的蓝筹股，却在1884年的春夏之交，突然就崩盘了：撤销了一切领导职务，彻底被“双开”。大盘引领者，改为光绪皇帝的老爸、醇亲王奕譞。
毫无疑问，有个做皇帝的儿子，哪怕这皇帝当得很窝囊，那也绝对是优质资源。光绪皇帝即位后，醇亲王为了避嫌，一度退居二线，深藏不露。如今突然改制亮相，闪亮登场，那些早已看好这只潜力股的官员们，一拥而上，疯狂追捧，掀起了一轮狂热的政治牛市。
醇亲王的行情高开高走，并且保持高位运行，这其实并无悬念。令众人惊叹的是，在醇亲王的牛腹底下，一只盘口小、价位低的“创业股”，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飞冲天。
“创业股”黑马
这匹黑马，就是刚刚接替恭亲王执掌总理衙门，并被晋封为庆郡王的贝勒奕劻，也就是日后在国际舞台上大名鼎鼎的庆亲王。
奕劻当然是龙种，但有点偏远，属于皇族的旁系。奕劻的祖父，是乾隆皇帝的第十七子永磷，册封为庆亲王。清代的宗室爵位共分十二级，亲王、郡王、贝勒、贝子是高级爵位，随后是四类“公爵”：镇国公、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入八分”就是八种标帜，分别是朱轮、紫疆、背壶（车上可带暖壶）、紫垫、宝石、双眼（可插双眼雉翎）、皮条（车上有皮鞭可驱散路人）、太监。再往后就是四类“将军”：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分别相当于一品至四品的武官级别，每类“将军”中又分三等，俸禄不同。
按照清代的规定，爵位逐代递减。永磷死后，儿子绵慜袭位，爵位降为庆郡王。绵慜死后无子，先由仪亲王之孙奕彩过继，承继了“贝勒”的爵位。但奕彩居然在居丧期间纳妾，犯了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被革除爵位退回本支。老庆亲王永嶙的其他儿子们，随即为了争夺这个贝勒爵位，展开了残酷斗争，这可惹恼了道光皇帝，于是干脆将爵位降了六级，越过贝勒、贝子及四类“公爵”，飞流直下三千尺，直接降为相当于一品武官的镇国将军，而且是其中最低的三等，勉强维持永嶙的祭祀而已。这种政治待遇上的高台跳水，往往能在瞬间摧毁一个簪缨世家，根本不需要等候“富不过三代”的时限。
永嶙的第五子绵悌承袭这个“三等镇国将军”的爵位。吊诡的是，老庆王家的这个爵位，似乎被诅咒了一般，谁承袭谁就断子孙，绵悌死后又断香火。这回，轮到了其六弟绵性的儿子奕劻，过继袭爵，爵位则按规定递减为辅国将军，相当于二品武官。
奕劻承袭了辅国将军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给恭亲王奕訢腾房。老庆亲王永磷的府邸原是和珅的老宅，和珅毕竟曾是大清国的首富，而其子又娶了乾隆皇帝的女儿，和府因此又可享受公主府的级别，规制特别宏伟。奕劻以二品级身份，住在这样一座豪宅里，实在过于扎眼，极不相称。或许，老庆王家风波不断，香火不旺，就可能是出于这种“伤福”的“逾制”。道光皇帝下旨，老庆王府赏给了刚册封的恭亲王奕訢，这就是至今著名的恭王府，而奕劻则搬入了大学士琦善（就是传说中那位整林则徐的“奸臣”）那座被查抄罚没的宅第。
说来也怪，搬了房子后，老庆王家的熊市行情，便到头了，开始春暖花开。一年后（1851年），奕劻升到了贝子；十年后（1860年）升到了贝勒；二十二年后（1872年）成为御前大臣并且赏加郡王衔，而到1884年恭亲王倒台时，则出任总理衙门大臣，正式晋封庆郡王。袭爵时的奕劻，和堂兄恭亲王的地位至少差了十级。正常情况下，这两个家族将永无可能并驾齐驱，但到了甲午年（1894年），奕劻获封庆亲王，1908年更是获得了世袭罔替（即“铁帽子王”，子孙袭爵时不必递减爵位），彻底追平了恭亲王。而且其妻妾中还封了6位“福晋”，超出了清制规定的亲王只能封5位福晋的限额。
以一个旁支宗亲，而成长为清代第十二位也是最后一位“铁帽子王”，奕劻爆出了大清官场最大的冷门。
阴阳线
晚清参与中央工作的四大王爷（恭亲王、惇亲王、醇亲王、庆亲王）中，单从个人仕途成就来看，奕劻无疑可拔得头筹。恭、惇、醇三人，均是道光的儿子，先天资源就十分丰足。在他们这些凤凰而前，奕劻就如同草鸡。但“草鸡”也有“草鸡”的优势，特别谙熟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特别能办事，特别能察言观色，尤其特别能伏低做小，时刻准备着跃上枝头亮亮翅膀。
四人中，恭亲王为人最为周正严谨，这也源于他从28岁开始就挑起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重担。从恭亲王留下的诗文来看，这本是个内心世界异常丰富的才子，似因长期陷入政务和政争，他的“幸福感”指数绝对是四位王爷中最低的。从他的照片和西方人的画像看，他就是一脸的“苦相”，劳碌命。而他的个人生活似乎也缺乏色彩，单调乏味，甚至连子嗣都不旺盛，考虑到之前和珅、永嶙等人如过眼云烟般的短暂富贵，这座府邸的风水的确令人生疑。
恭亲王待人宽厚，这点连西方人都大为认可。这令他的周围凝聚了一批精英，在内忧外患中，支撑起了政府的运行。恭亲王自身崖岸高竣，洁身自好，既不似四哥咸丰皇帝那样“绯闻”不断，也不似后来的庆亲王奕劻那样“丑闻”绵绵，对于恭亲王个人道德的仅有指控，是说他曾默许门房收取进门费（“门包”），但这也是野史所载，孤证而已。
惇亲王奕誴则因老妈不重视“计划生育”，而错过了本能成为皇家老大的机会，后来又被老爸道光皇帝送给别人家承嗣，心里多少有些不平，以王爷之尊跑到街头小摊大碗喝酒、赤膊躺在什刹海边纳凉等“平民”作风乃至“痞子”作风，也多少有些故作姿态。他在“叔嫂共和”的体制下，也长期在中央工作，敲敲边鼓，有时倒也能发挥些平衡的作用。
醇亲王奕譞，给时人和后人的印象都是“窝囊”，为人低调，不显山、不露水，却一门出了两任皇帝（其子光绪、其孙宣统），一任摄政王（其子载沣），两个郡王（其子载涛、载洵），在道光诸子中独领风骚。晚清半个多世纪，实际上就是醇亲王家的时代。
血统上毫无优势的奕劻，绝对是个另类。他有着恭亲王那样的办事能力，在恭亲王之后实际主持大清外交近30年，并且成为李鸿章、袁世凯等改革者及实力派的政治靠山，在诸如甲午战争、庚子事变、新政改革乃至辛亥革命等重大转折关头，他都是主角之一。
奕劻也有着醇亲王那样的隐忍和低调，他的权力伸展和布局，都是“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对上级从来都是逆来顺受，唯唯诺诺之后再想法“遇见红灯绕着走”。作为一个毫无先天资源的旁系宗室，奕劻只能依靠后天的努力，多笼络那些能办事、尤其能办大事的人，以便形成合力。野史传言，光绪驾崩时，有人甚至想拥戴奕劻之子载振，这虽是野叟村言，却也代表部分官心民意。
奕劻更有着惇親王那般的大智若愚，他或许是这四个王爷中名声最不好的。时人说他家是“细大不捐，门庭如市”，“异常挥霍尚能积蓄巨款”。著名的《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等，也提到他家就是中国官场“集市”，连门房都设了“收费站”。后世有人称他为大清“首富”，虽未必尽然，但也“虽不中亦不远矣”，仅在汇丰银行就有200万两白银以上的存款。他与军机大臣那桐一道，因特别能贪，而被时人讥为“庆那公司”。
这四位王爷，在大清国的政治行情表中，画出了不同的曲线。恭亲王的走势基本是一条下行的阴线，高位开盘，盘中三次剧烈震荡（“三起三伏”），在1884年的甲申易枢后，则直线下跌，从此就深度被套；惇亲王则是中位开盘，中位行走，小有起伏；醇亲王则是中位开盘，持续走高，盘中十分活跃，最终成为大盘的“领头羊”；最有戏剧性的是庆亲王奕劻，低位开盘，急剧拉高，中间甚至连起伏都没有，亮出了一条极为灿烂的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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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王爷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学会了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尤其在领导面前多反省、多自我批评。这其中，做得最好的就是庆亲王，他的身段最低。当然，因为出身的问题，他也缺乏“强颈”的资本。其次是醇亲王，这位皇帝的本生父，最拿手的就是以柔克刚，绵里藏针，猛声不响发大财。然后是恭亲王，在慈禧太后的不断敲打下，恭亲王从以批评太后为主，转变为批评和自我批评相结合，之后就是以自我批评为主。做得最不尽如人意的是惇亲王，他时不时地要和老大们抗上一抗，这与其说他有所图，不如说是他的心态平衡问题，当然，他也不敢真玩，以装疯卖傻为主，留条退路，便于大家一笑了之。
最为低调的庆亲王，属于那种不怕肉麻的主儿，能高举红宝书，高喊万岁，为了巩固地位，啥都能干，也啥都敢干。最令当时的政治观察家及日后的历史学家大跌眼镜的是，这位王爷可算是唯一一个敢于大张旗鼓地贪腐的国家领导人，因此而高调地成为大清国的“首富”之一。晚清两次以反腐败的名义出现的台谏风潮，矛头都直指奕劻，而奕劻居然依然屹立不倒。能够做到在这种时候依然雄起，一靠手上的真本事，内政、外交都还算有两把刷子，甚至连与八国联军谈判那么艰难的活儿，都能和李鸿章两人扛下来。在晚清改革的几次反复中，奕劻都是改革者背后最为坚强也最有技巧的支持者，英国公使窦纳乐甚至认为他是“推动中国政府（进步）的一个杠杆”。
本事之外，当然还得乖巧。恭亲王未必就对官场潜规则陌生，但他的高贵身份、卓越才华以及巨大的影响力，令他可以不屑于这种面子游戏，当然最后又不得不服低做小。奕劻则不仅对官场游戏烂熟于心，而且敢于放下身段，婉转歌喉，亲身实践厚黑学。奕劻心里明镜一般，在低调地展示着自己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的同时，却高调地展示着自己对醇酒美人的“低级趣味”，表达自己有能力、无理想，以自污而获得政治上的安全感。
这种既能干又安全的干部,显然是大多数的领导们最乐意见到的，而这或许也正是奕劻成为大清政坛上增值最快的绩优股的根本原因？充满牛劲的恭亲王,最终不得不做熊,而装熊的奕劻，最后却成了真正的牛人,也难怪大清官场最后成了一个“熊出没注意”的乐园……
第七章 风中芦苇
【 西方人将恭亲王形容为“暴风雨中弯折的芦苇”，他们或许不会完全明白，在风暴中低头，这与其说是芦苇的屈服，不如说是芦苇的生存之道。烈风如刀的任何所在，能蓬勃生长的，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参天大树。】
阳春三月的北京城，却被一场“倒春寒”所笼罩。突如其来的政治批斗，将大清国“总理”、恭亲王奕訢推向了风暴的中心。代行国家元首职能的慈禧太后，坚决要求恭亲王下岗。
这是1865年，距离慈禧与恭亲王戮力同心，一举粉碎以肃顺为核心的顾命大臣集团，仅仅过去四个年头。双方把政治盟誓写在了年号“同治”之上，但这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如今却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北京，乃至全中国、全世界都被震撼了……
“同志”难“同治”
这场风波来得似乎有点突然。
这年3月31日，“翰林院编修”兼“日讲起居注官”蔡寿祺上了一道奏折，指控恭亲王奕訢“揽权纳贿，徇私骄盈”。蔡寿祺此时的官职，类似大清中央办公厅的中级干部，兼国家通讯社的高级记者，有撰写“内参”的权力。中国官场上，笔杆子从来就是投枪与匕首，有时甚至比枪杆子还管用。但蔡寿祺居然敢炮轰当朝总理，莫非真是书呆子犯了痰气？
能在高手如林的中央国家机关混到高级笔杆子的级别，蔡寿祺当然有几把刷子。大清官场如赌场，撑死胆大的，憋死胆小的，爱拼才会赢。风险最大、收益也最大的，就是提前买入政治原始股。垂帘听政的两宫太后，只是名义上的代理国家元首，实权都握在恭亲王手中，太后们的确如同乏人问津的冷门股。蔡寿祺逆市操盘的算盘打得并不坏：恭亲王乃当朝显贵，投怀送抱的人早已大排长队，与其锦上添花，不如给另一家雪中送炭，烧烧太后的冷灶。何况，如今已经熬过了太平天国的内乱及英法联军的外患，也不怕窝里折腾一下了。
慈禧太后当然明白，权力争夺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蔡寿祺一搭台，慈禧太后赶紧唱戏，并且雷厉风行，两天内就宣布将恭亲王“双开”：“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
这一声政治炸雷，果然快得让人不及掩耳。大清官场在省过神来之后，立即反弹，无论王公勋戚，还是文武百官,纷纷请愿,强烈要求挽留大清的好总理恭亲王。各方博弈了一个多月,恭亲王终于在太后面前“伏地痛哭,无以自容”，做了违心的自我检讨,深挖思想根源,灵魂深处大闹革命,慈禧则收回成命,归还了这位前政治盟友的几乎所有乌纱帽,但依然去除了“议政王”的头衔。
在一片和谐至上、理解万岁的欢呼声中,这场持续了39天的政治风波平息了。大清政坛终于换了老大,牝鸡司晨的新时代开始了。
“风暴中的芦苇”
4月18日，风波还在进行当中，《纽约时报》的驻华记者就发出了报道，将其称为一场“革命”，认为这一事件足以展示“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某些特性。在详细介绍了风波过程后，《纽约时报》发出疑问：在恭亲王的治理下，统治中国的这个少数民族政权保持了稳定，赢得了持续发展和国际信任，内政外交方面日渐理顺，如今风云突变，“新朝代的黎明是否会蒙上朝臣内讧和内政纷争的阴霾呢？”
在提到恭亲王的妥协时，《纽约时报》将其形容为风暴中弯折的芦苇，甚至在风暴尚未来临前就已经屈膝。无独有偶，长驻北京的另一位美国人、38岁的传教士、同文馆教师丁韪良，在其6月1日为《哈泼斯》杂志写的文章中，也将恭亲王形容为暴风雨中弯折的芦苇。这位日后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的首任校长，忧心忡忡地说，“斯巴达曾经在两位国王的共同统治下实现和谐，罗马也曾在两位执政者的共同领导下走向成功”，如今，恭亲王已经被打倒，获得胜利的这两位“教育程度低的女性”，能领导好中国吗？
作为改革与开明的代表，恭亲王的落败被西方普遍解读为大清政治的一次倒退和反动。而在后世中国的主流史学者们眼中，这一风波也成为慈禧太后弄权的一大罪证。恭亲王当然不是蔡寿祺所指控的“权奸”，但平心而论，他毫无疑问地是“权臣”。“君子无罪，怀璧其罪”，整天与最高权力瓜田李下地黏糊在一起，招来嫌疑也几乎是必然的。白居易曾有诗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恭亲王就是大清朝名副其实的“周公”，他的政治命运三起三落，受尽猜忌，其背后原因无非是：在最高权力的卧榻之侧，他发出的鼾声实在太过于响亮了。
西方人或许不会完全明白，在风暴中低头，这与其说是芦苇的屈服，不如说是芦苇的生存之道。烈风如刀的任何所在，能蓬勃生长的，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参天大树。尽管几番沉浮，恭亲王却一直是同治、光绪两个时代最有势力和实力的政治人物，即使退居二线、三线，他的影响力依然在左右着大清的内政外交。那些在日后的史书上远比他更有光彩的人物，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无一不是在他的羽翼遮蔽下，才从官场的刀光剑影中幸存下来；而他大力提倡、呼吁并身体力行的改革，不仅体现在三年的经济改革（“洋务运动”）中，也体现在随后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