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亲王的“芦苇”个性，也证明了政治学的一个常识：权力既不是职位，也不是头衔，而是影响力。一介布衣、一个“群众”，只要有足够的影响力，照样能呼风唤雨，甚至左右政局，后世的李鸿章、袁世凯等，也都几起几落，却在任何时候都能成为旗帜与方向。
被湮没的舵手
当然，芦苇毕竟只是芦苇，而非参天大树。
在这场风波中，本是参天大树、亦有资本可继续成为参天大树的恭亲王，最终选择了成为芦苇的命运。风波持续39天，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就颠颠地去做检一讨，就足以证明他内心的痛苦与挣扎。可惜我们没有足够的史料，来还原他当时的心态：是顾全大局还是爱惜羽毛？是厌倦内斗还是害怕对抗？
从此，恭亲王从“同治”公司的缔造者、合伙股东降级成为职业经理人、高级马仔，在慈禧太后的眼中，这是个不能不重用，又不能不控制使用的人才。一个优秀得几乎无懈可击、小心谨慎得无可挑剔的人，这种完美本身就是他最大的缺点。曾经丰采四溢、棱角分明的“鬼子六”，自此甘心自我矮化，小心翼翼地让聚光灯集中在皇座乃至皇座后面的帘子上；在展现超强行政能力和经济管理能力的同时，展现了萎靡得如同太监般的政治性格，一手硬、一手软，奠定了一个操盘手、一个管家、一个技术型官僚的典型“老二”形象。
小心谨慎的“老二”，依然不能逃脱生前被清洗、身后被注水的命运。由恭亲王倡导、推动并亲自操盘的大清改革，无论深度、广度还是力度，乃至遭遇的阻力，都可谓前无古人、后少来者。从1860年代开始，恭亲王主导的改革涉及力一方面面：救亡与启蒙、御侮与内治、稳定与发展、效率与公平、扩大执政基础与维护执政地位等；举凡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无一不是在他保驾护航下得以出台、推进；改革的主要人物，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无一不是在他的保驾护航下得以保全、发展。但是，因为现实政争的需要，自1884年“甲申易枢”、恭亲王被逐出权力中心后，他作为“老二”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就受到长期的、持续的、人为的矮化、淡化及边缘化。
慈禧太后显然更乐于让恭亲王的亲密战友、属下、学生李鸿章，来充当改革的门面，这不仅是因为“李大架子”那一米八的雄伟身高和“看见红灯绕着走”的机智灵便，更因为李鸿章无论获得多么崇高的地位，也还是安全、可控的。
当李鸿章被当时的国际社会普遍看做中国改革的旗手时，人们似乎忘记了，在恭亲王指挥的航船上，李鸿章只是一个桨手而已；当后世的人甚至喊出了李鸿章是大清改革的总设计师时，人们的确忘记了，在恭亲王的设计工作室内，李鸿章只是个描图的学徒而已。而进入民国之后，随着整个晚清历史被有意识地妖魔化，恭亲王愈加被忽视了。
恭亲王的宅邸，至今坐落在后海边上。如织的游人中，多是来此瞻仰和珅故居，沾点财气与福气，很少有人关心“慈禧太后的小叔子”。一部有关恭亲王的电视连续剧，虽然有名角压阵，似乎并没受到票房待见，“一生为奴”的标题略显刻薄，倒也还算符合大多数人的观感。
似乎是作为另类导游词，在整修如故的恭王府内，居然在墙壁上还能清晰辨认出斑驳的红色大字标语：
努力学习最高指示
忠实执行最高指示
热情宣传最高指示
勇敢捍卫最高指示
……
第八章 “谋杀”同治帝？
【 恭亲王的性格是绵里藏针的，在阴柔的外表下，却是一种果决，这在其打倒肃顺等“八人帮”及解散阿思本舰队时展露无遗。当他在慈禧身后，高举旗帜、高喊万岁时，慈禧如果真能对他彻底放心，慈禧就不会成其为慈禧了……】
1875年2月12日，美国《纽约时报》和《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同时在头版刊发了一则极短的报道，正文只有14个英文单词：“来自中国的电讯表明，这个国家的内战将无法避免。”
次日，这两家报纸又在显要位置刊发了一篇报道，称虽然醇亲王之子（即光绪皇帝载湉）已被选为接班人，但同治皇后阿鲁特却身怀有孕，如果她能诞育一位皇子，则帝位之争必将趋于激烈。报道又说，传言皇后已经自尽，但无法得到证实。
此时，距离年仅19岁的同治皇帝驾崩正好一个月，尽管大清国竭力给国民和世界营造一个印象：大清国的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而是大好，越来越好。但在这大好形势下，西方人似乎并不领情。1月31日，这两家大报的头版上就同样刊登了一则短消息：“传言说，因皇位继承问题，北京已经爆发骚乱。”
有关红墙内阴谋的种种揣测,在西方蔓延。负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年43岁的恭亲王奕訢,再度站到了风口浪尖。
“可怜天子出天花”
同治皇帝的夭折，吸引了西方媒体的高度关注，这无疑是因为中国绝对无可否认的大国（并非强国）地位。
《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在得到同治死亡的消息后，发表了一篇题为《英国与中国》的文章。文章认为，同治皇帝统治着3亿多的庞大人口（英德当时的一些地理学家甚至估计当时中国人口在亿～5亿），远远超过大英帝国（包括所有殖民地）的亿人口，两国人口相加，就等于人类总人口的半数以上，这是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事情，中英两国无可争议地是世界上的最大的国家。
如今，这个与英国，一般伟大的国家失去了他们的领袖，世界当然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在官方公布同治的死因为天花后，一时之间，天花和种痘的基本知识就成为西方各报争先报道的内容之一，以满足读者的强烈需求。
除天花之外，有很多非官方的史书，认为同治皇帝少年风流，私生活不够检点，洁染了严重的性病。这些疾病与天花协力，摧毁了这个少年天子。而史家们争论不休的，就是谁该对同治皇帝的放荡负责。在这些责任人中，公认的、首当其冲的就是慈禧太后和恭亲王。
慈禧太后被攻击的理由，是因为她过度干预了儿子的房帏秘事。传言她并不喜欢皇后阿鲁特氏，以至于同治皇帝不敢与皇后同房，却也不愿按照慈禧的心意，去临幸她所钟意的慧妃（富察氏），于是，经常独宿养心殿，为了解闷，便开始偷偷溜出宫去寻花问柳。而为了防止被官员们撞上，他还不敢去高级娱乐场所，尽选择那些低档的、官员们不常去的地方，结果沾染了一身的性病。
恭亲王被攻击，则因为正是他儿子载瀓，充当了皇帝寻花问柳的伙伴。而恭亲王又以从儿子那里逼问得来的实情，作为向皇帝进谏规劝的砝码，导致与皇帝关系紧张，双方关系搞僵。恭亲王不久便被同治皇帝以“无人臣礼”为由，予以“双开”（取消亲王爵位、撤去一切职务），引发轩然大波。
接班人选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同治皇帝终于病倒了。在他病重无法办公的时候，任命了自己的老师李鸿藻代行批答奏章。李鸿藻很谨慎，只敢批示“知道了”、“交该部议”等废话。一周后，在亲王们的请求下，同治皇帝同意，除了汉文奏章让李鸿藻代批外，恭亲王代批满文奏章。慈禧太后则召集军机和御前大臣，发表了重要讲话，谈了一个小时之久，大意就是皇帝如今都无法亲自批阅文件，要大家想想办法。恭亲王带头表示，自然还是要请太后出来掌舵。慈禧指示，“此事体大，尔等当先奏明皇帝”。次日，同治在病榻前召见恭亲王，亲自交办该事，“天下事不可一日稍懈，拟求太后代阅折报”，并叮嘱恭亲工“照常好生办事”，“语简而厉”。随后，就发布上谕，由太后批阅裁定折件，恭亲王到手才5天的文件审批权，就又消失了。
比文件审批权更重要的，当然是接班人的问题。
同治皇帝死后，有关其接班人的选择乃至争论过程，在正史中没有任何记载，而在野史中，却存在许多不同的版本。
说法之一，是当时皇后阿鲁特身怀有孕。果如此，当然必须等待她的临产，如果所生是男孩，继承人问题便迎刃而解；如果所生是女孩，则再另行挑选接班人。史家经常引用的一段“野史”，说是慈禧当时表示：“皇后虽已有孕，不知何日诞生，皇位不能久悬，宜即议立嗣君。”
恭亲王则认为：“皇后诞生之期已不久，应暂秘不发表，如生皇子，自当嗣立，如所生为女，再议立新帝不迟也。”
其他王公大臣也几乎都赞同恭亲王的意见，但慈禧却坚决反对：“现在南方尚未平定，如知朝廷无主，其事极险，恐致动摇国本。”
这个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段子，其实连野史都称不上，其来自两个英国人写的《慈禧外纪》，而这本初版于1910年、畅销世界数十年的“历史巨著”，已经被无可争辩地确定为“伪书”－－－－一部彻头彻尾的历史小说而已。两位作者创作同治皇后怀孕的灵感，估计就是来自于那与中国御史们一样“风闻报事”的《纽约时报》驻华记者。
说法之二，同治皇帝曾想立孚郡王之子、贝勒载澍为接班人。据说同治已经要求其师傅李鸿藻在病榻前起草这一传位诏书。但这一说法同样源自《慈禧外纪》，被国内大量辗转摘引后，添油加醋，最后说是李鸿藻心中害怕，起草完后就到慈禧那里去汇报，慈禧一看大怒，下令给皇帝“尽断医药饮膳”，活活饿死了自己这位亲生骨肉、少年天子。
说法之三，是同治皇帝选择了陪伴自己一同去寻花问柳的哥们儿、恭亲王之子载瀓。据说，因此之故，当同治皇帝驾崩，慈禧召集领导班子商议接班人大事时，恭亲王居然说一了句：“我要回避，不能上去。”这一说法，来自陈夔龙的《梦蕉亭杂记》。但日后官至直隶总督的陈夔龙，当时还在老家刻苦攻读迎接高考呢，这当然也是道听途说。
说法之四，则是从下一辈的“溥”字辈选择，这一辈居长的是当时6岁的溥伦（后出任农工商大臣，拥护共和），但溥伦的父亲载治却是从远房过继给隐志郡王奕纬（道光长子，咸丰皇帝和恭亲王的长兄.早夭）的，不是近支亲室，血统不纯。这说法，同样源自于《慈禧外纪》而被广为转载，极不可靠。
尽管以上说法的来源都相当不靠谱，但也大致列举了当时可能的接班人选。从各方面衡量下来，载湉（光绪）作为接班人的确是相当合适的，尤其在血统上，他不仅是醇亲王奕譞之子，最纯正的天潢贵胄，而且其生母、醇亲王福晋正是慈禧太后的嫡亲妹妹。也就是说，慈禧太后身兼载湉的伯母和姨妈双重关系，这是其他皇侄们（包括恭亲王的儿子们）所无可比拟的。
绝路皇后
同治皇帝死后不久，皇后阿鲁特便也香消玉陨。
根据官方公布的文件，这位皇后死于悲痛，“毁伤过甚，遂抱沉疴”。官方的评价很高，说她正位中宫后，“淑慎柔嘉，壶仪足式。侍奉两宫皇太后，承颜顺志，孝敬无违”。悲痛是可以想见的，但一个21岁的健康的年轻女子，会因悲痛过度而死亡，则是比较离奇的。也无怪乎后来野史中出现很多段子，来试图重新阐释阿鲁特的离奇死亡。
以《纽约时报》等为代表的西方媒体，乐于从权力斗争的角度来解读皇后之死，而其立足点就是皇后其时身怀有孕，慈禧为了一已的权欲，居然连亲生的孙子（或孙女）都不顾，迫害皇后致死。这种说法，在《慈禧外纪》出版后，经多方辗转摘引，几乎成了一种定论与共识，尽管其毫无史料支持。
中国本土产的野史，在更有中国特色的解释：“婆媳是天敌”之外，也将焦点聚集在权力斗争上：阿鲁特皇后将是慈禧太后干预政治的竞争对手之一。各种段子综合起来看，基本说的是同治死后，慈禧便有逼死皇后的打算，逐渐断绝了她的饮食供应，皇后无奈，写信给娘家，其父回信只有四字“皇后圣明”。皇后知道娘家也没办法了，只好自杀身亡。关于她的自杀，有说是吞金，有说是绝食。
当后世将所有的指责都指向慈禧时，一个美国学者却发出子惊人之语：所有这些，可能都是恭亲王的阴谋。
凶于就是恭亲王？
美国学者西格雷夫在他那本极为畅销的慈禧传记《龙夫人》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说同治皇帝、皇后、荣安公主的一连串离奇死亡背后有阴谋的话，那最大嫌疑人不是慈禧，而是恭亲王。
西格雷夫首先排除了慈禧太后“作案的动机”：无论如何，阿鲁特能够成为同治的皇后，必定是经过慈禧的首肯；而自己的孙子（如果阿鲁特真怀孕的话）能继位，对慈禧的地位不仅没有伤害，而且还将“给她在下一代中的安全提供保证”。其实，西格雷夫没有提到，作为太皇太后，并不必然丧失自己的权力，清代初期的孝庄太后，就是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在其孙子康熙皇帝的早期，成为执掌实权的摄政者，而不是康熙的生母。太皇太后摄政的难度，并不比皇太后摄政的难度高多少，两者都是同样的权宜之计而已，关键在于政治力量的平衡。
西格雷夫还引用了一个此前没被人关注的细节：就在这一连串死亡发生的时候，慈禧本人也身染重病，并且蔓延了8年之久。加拿大华裔学者邝兆江在其由哈佛大学出版的英文著作《百日维新的碎片》》中，考证了慈禧太后一直患有严重的肝病。而在1875年美国驻北京公使馆发回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明确地说：“（慈禧）太后，两位摄政者中更有权势的一位，也病得很厉害……数月以来，（慈禧）病得如此厉害，以至于街头百姓中每天都有人预期她会死掉，甚至有好几次谣传她已经死了。”
据此，西格雷夫问道：“到底是谁给慈禧所有的直系家庭成员下了毒呢？恭亲王毫无疑问有最强烈的动机，但他并不会弄脏自己的双手。如果真的有必要下狠手的话，自有李鸿章这把老练的解剖刀替他完成这项秘密的外科手术。”而他认为，恭亲王的动机在于，“同治已经给亲王带来了十年的麻烦和阻碍，恭亲王的恼怒可能转嫁到了慈禧头上，怪她没有对儿子采取强硬手段，因而牵涉到了亲王自己的利益……无论是谁做出了这样的安排，总归是有人决心要干掉同治，还有他的皇后、他的母亲和他的异母姐姐，就好像是为下一拨食客匆匆打扫宴会的餐桌”。
恭亲王的性格是绵里藏针的，在阴柔的外表下，却是一种果决，这在其打倒肃顺等“八人帮”及解散阿思本舰队时展露无遗。当他在慈禧身后，高举旗帜、高喊万岁时，慈禧如果真能对他彻底放心，慈禧就不会成其为慈禧了……
第九章 中南海的脐带
【 政治的土壤也要靠“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吗？权力绝对需要生物学和生理学意义上的播种，放下清高与孤傲，寻找合适的土地，燃烧激丨情，生根、开花……】
年年端午，今又端午。
端午纪念屈原，本就是个伤怀的日子，而在这个端午的前一天（1876年5月27日），恭亲王奕訢最亲密的助手文祥告别了人世，享年58岁。
老友新逝，43岁的恭亲王赋诗一首，悲歌道：“从今别有盈杯泪，不向湘江哭屈平。”
案桌上，雄黄酒正散发着苦涩，而哪一杯雄黄酒，能为大清国辟邪呢？
君子不党
如果说，大清国改革开放的主心骨是恭亲王，那恭亲王的主心骨就是文祥。
这位主心骨中的主心骨，在恭亲王成为大清中央核心之前，就已经是咸丰皇帝麾下的重要干部。1858年他跻身政治局候补委员（“军机大臣行走”），次年扶正（“军机大臣”），进入了国家最高决策层。英法联军来犯，咸丰皇帝逃离京城，文祥奉命留下，出任首都卫戍部队代理司令官（“署步军统领”），“从恭亲王奕訢议和，出入敌营”，配合恭亲王与英法的外交谈判。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与恭亲王及恭亲王的岳父桂良等结下深厚情谊。在恭亲王与慈禧密谋发动政变，打倒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八人帮”时，文祥成为恭亲王的主要谋士。在热河及北京的政变方的密信来往中（“热河密札”），文祥是密札的主要读者之一。辛酉政变后，两宫太后及恭亲王组成了“叔嫂共和”体制，恭亲王成为中央日常工作的实际最高领导人，文祥作为他的主要助手，是恭亲王的改革开放在中央的主要执行者，与在地方的主要执行者李鸿章等遥相呼应。
文祥在海内外的威望都很高。梁启超曾认为，1860年代是“文祥和沈桂芬（恭亲王的另一得力助手）的时代”。蒋廷黻则称其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政治家，盛赞其“品格可说是中国文化的最优代表”，将其视为与恭亲王、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并列的“五个大领袖”。
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说，从未遇见过比文祥更聪明的人。大清国的洋干部、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则对文祥有着更高的评价：“他影响之大，同时代的中国政治家中无人可比。”
更为难得的是，在几乎无官不贪的大清国，文祥的清廉令中外侧目。美国前国务卿西华德访问大清时，曾想到文祥家中拜访，要见一见这位运筹长城以内、决胜大洋彼岸的世界级政治家，却遭到了文祥的婉拒。他回信说“寒舍凋敝，不宜接待贵宾”，而亲自到美国公使馆拜访。“寒舍凋敝”还真非虚词，虽贵为国家领导人之一，文祥居然还住在租来的房子，“每月房租仅四块半，不会多么堂皇”（丁韪良记载）。
丁韪良坚信：“只要他活着，总理衙门的全部动力都来自于他。他智勇双全，如能活得更长久，他肯定会竭力反对法国人侵吞东京（即越南北部的北圻）……总之，产生了文祥和宝洹剑u淄趿硪恢郑┑闹肿寰恍槿酢！蔽南槿ナ篮螅怨庑骰实勖宸2嫉奈母嬷校16尬南椤巴饨荒谥危薏痪⌒某锘滴呻判碾鲋肌保饪伤凳侵醒攵云涞母枪茁鄱ā?br />
吊诡的是，尽管海内外无不将文祥视为恭亲王的亲密助手，却并不认为他们是小团伙，丁韪良甚至质疑：如果文祥还活着，“他究竟会阻止恭亲王下台，还是加速其进程，造成更大的灾难？”可以说，文祥所效忠的，并非恭亲王本人，而是这个政权、这个国家。
不仅文祥如此，恭亲王团队中的几乎所有人都如此，这些当时中国最有能力、又最了解世界的顶尖干部们，并未如他人那样结成一个“恭党”。在大清国开始改革开放，直到辛亥覆灭的半个多世纪，所谓保守派、清流派等，都是门户清晰、壁垒森严、党同伐异，唯独以恭亲王为开端和代表的改革者，却并不成派。
裙带vs脐带
君子群而不党，如果非得要说有个“恭党”，那其实就是个“干活党”。这样松散的“党”，其工作“战斗力”超强，而应对内部政争则基本采取太极手法。在以慈禧太后和恭亲王为不同核心的政争中，“群而不党”的恭亲王总是要落败下风。
婚姻是编织政治蛛网的关键，在这方面，恭亲王这只蜘蛛似乎远不如慈禧太后勤快。唯一能被称作恭亲王靠山的，或许就是他的岳父桂良。
16岁那年（1848年），在父皇道光皇帝亲自指婚下，奕訢（日后的恭亲王）迎娶桂良之女，作为自己的嫡福晋（即正妻）。此时，63岁的老干部桂良已从云贵总督的任上调回京师快一年了，不仅担任镶红旗汉军都统、兵部尚书等要职，而且代理镶黄旗蒙古都统，是掌握枪杆子的中央实权派。之前，道光皇帝为其四子，即日后的咸丰皇帝所选的岳家，则是地位、名望及权势远不及桂良的太常寺少卿富泰。时人及后人一般都认为，这是当时道光皇帝属意奕訢作为接班人的又一例证。
没有任何史料记载，成亲后的奕訢，如何得到了岳父桂良的精心教导。多年后，奕訢以27岁的年龄承担起救国重担，甫一亮相就在国际国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游刃有余。考虑到清代皇子不得结交大臣的严格规定，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只有岳父桂良才可能是年轻恭亲王的政治教父。
1860年，在英法联军的炮声中，奕訢临危受命，负责与英法谈判，桂良与文祥等，都是在他身边保驾护航的重臣，也是大清中央老中青不同年龄干部“传、帮、带”的经典组合。作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战败方，桂良却在这次谈判中，以自己的睿智和气质折服了敌人。英国人俄理范在1858年曾陪同额尔金在天津与桂良会谈，他日后回忆说：“桂良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平静而慈祥，充满智慧，虽然艰难的处境令他眼神黯淡。他的姿态优雅而高贵，是一个十足的绅士。”这些当然会对恭亲王产生重大影响，并为其形成日后绵里藏针的外交风范打下基础。
辛酉政变中，恭亲王与两宫太后都是不到30岁的青年，而对手则是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八人帮”，政治经验十分丰富。桂良、文祥等政坛老手兼高手，正是指点和策划叔嫂同盟对抗“八人帮”的军师。政变后，桂良被提拔为军机大臣，正式迈入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但却旋即逝世，令恭亲王痛失臂膀。
自此之后，恭亲王便不再有来自血缘或姻亲方面的无条件的支持者。他自己的兄弟，如五哥惇亲王奕誴、七弟醇亲王奕譞，各有自己的算盘，无法倚靠。而贵族之间最为常见的结亲，也没有为恭亲王带来多大的政治资源。他的儿女或者早夭、或者婚姻不幸。
恭亲王的长女荣寿公主深得慈禧喜爱，几乎当做亲女一般。亲王之女本只能封为郡主，而她却被破格晋封为品级最高的、相当于亲王的固伦公主。作为大清国“第一女儿”，荣寿公主年少时相当跋扈，有“粉侯”之称。尽管在恭亲王与慈禧的权争中，荣寿公主曾经受过一些影响，但终其一生，都与慈禧保持了极为融洽的“母女”关系，并且与光绪皇帝相处得十分友好。
恭亲王最为看好的长子载瀓，天资聪颖，文武双全，像极了父亲，但却放浪不羁，经常带着同治皇帝流连于京城各种地下娱乐场所。而且，因担心被官员们碰见，还不敢去高级场所。兄弟俩因此沾染了一身的风流病症，双双早夭。同治皇帝死在载瀓之前，据说还曾想过把皇位传给这位一道眠花宿柳的堂兄弟，在前往出席讨论接班人的中央会议时，恭亲王居然说了句：“我要回避，不能上去。”很是出了一回丑。载瀓一死，加上次子载滢早已过继给八弟钟郡王奕詥，恭亲王几乎断后。多亏慈禧太后下令，将载滢的长子溥伟过继回来，作为载瀓的儿子，才算接上了香火。
在那个时代，生育力就是核心竞争力，先有“脐带”关系，才能带来更多的“裙带”关系，恭亲王的核心竞争力如此不济，令其政治影响力缺乏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其似乎巍峨的权力大厦，无非是个豆腐渣工程。日后的袁世凯，虽然短寿，却在这方面颇下工夫，生育力超强，以“脐带”带动“裙带”，造就了一个巨大的“官”系网，受益匪浅。
太后太厚
与身后凋零的恭亲王相比，生育力同样不济的慈禧太后，却显露出了更为深厚的政治功底：她通过插手娘家亲戚的婚姻安排，及一连串复杂的继嗣安排，结成了一个牢固的网络。
首先，她将自己的亲妹子嫁给了咸丰及恭亲王的七弟醇亲王奕譞，成功地将醇亲王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是相当有远见的布局，同治死后，就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慈禧太后还力排众议，将自己的亲外甥、醇亲王之子载湉过继为咸丰之子，即光绪皇帝，保证了皇座上依然流淌着叶赫那拉的血液。
慈禧太后的弟弟桂祥，则适时地提供了最佳的政治作品：三个女儿，这等于是给慈禧太后提供了三次整合政治资源的好机会。
在她亲自做主下，桂祥的长女叶赫那拉·静荣，嫁给了镇国公载泽。载泽是满族亲贵中的人才，眼光远大，思路清晰，日后率团出访欧美考察政治体制，成为大清第二轮改革开放的旗手之一及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推动者。
桂祥的二女儿叶赫那拉·静芬则成了光绪皇帝的皇后，表兄妹亲上加亲，只是此女实在太过丑陋，光绪皇帝对她敬而远之。这就是日后著名的隆裕太后。
桂祥的三女儿叶赫那拉·静芳，则由慈禧做主，许配给了惇亲王奕誴的次子载漪作为福晋。不久，慈禧就下令载漪过继给刚刚去世且无子嗣的瑞郡王奕志，袭了爵位，这就是日后名震中外的“端郡王”。静芳之子溥儁，还曾被选为“大阿哥”，作为光绪的接班人。
光绪死后，慈禧选择了溥仪作为接班人，溥仪的父亲载沣虽由醇亲王奕譞的侧福晋所生，却从小由嫡母、慈禧太后的妹妹亲自抚养，而且，载沣的婚事也是慈禧亲自指定的，娶的是荣禄之女，此女与恭亲王女儿荣寿公主一样，也因慈禧养女的身份而成为一代“粉侯”。
如此亲上结亲，枝蔓瓜葛，形成了“阀阅世家，连渊贵胄”。大清国晚期半个多世纪，女人当国，牝鸡司晨，虽然不符合体制，也不符合礼制，却并没有遭遇激烈的抵抗，原因是多方面的：一、这种政权实质上是“叔嫂共和，一国两制”，太后垂帘作为国家元首，而亲王辅政，真正执掌中枢；二、慈禧太后本身有能力、有魄力，总是能在适当的时候知道自己权力的适当边界在哪里；三、慈禧太后以“脐带一裙带”为纽带，结成了一个牢固的利益共同体，虽谈不上肝胆相照，但绝对是荣辱与共。
据说，恭亲王曾经感慨，大清国终究要亡于方家园（慈禧太后娘家故居）。记载此事的王照，是操切的戊戌变法的参与者，其抹黑宣传的能力丝毫不亚于梁启超，可信度极低。
在一个讲究门第、世系、关系的社会中，读书人尚且一边饱读圣贤书，一边使劲通过同学、师生的关系结为利益团体，恭亲王的土地上却是一片荒芜，禾苗没有茁壮生长。他莫非不知，政治的土壤也要靠“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吗？权力绝对需要生物学和生理学意义上的播种，放下清高与孤傲，寻找合适的土地，燃烧激丨情，生根、开花……
第章 紫禁城的平衡木
【 体操中的平衡木，没有男子项目，原因据说很简单，如果摔落后正好跨坐其上，会导致致命危险。政治体操中的平衡木也如此，“欲练神功，必先自宫”，才能杜绝“鸡飞蛋打”的危险，除非你不玩。】
1884年5月2日，美国《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发出了一篇震撼性的报道：“中国前总理恭亲王自杀身亡。”这篇报道回顾了这位中国总理“两起三落”（他的第三“起”要等到十年后的甲午战争才会来到）的政治生涯，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并且拿美国国务卿西华德来做陪衬。据说，每当西华德谈起中美关系，为了强调自己的权威性，最爱将恭亲王挂在嘴边：“恭亲王与我共同认为……”
这篇长达近千单词的报道，代表了当时美国及国际社会对恭亲王的主流评价，但其核心内容却大摆乌龙。因为52岁的恭亲王还好好地活着，在他那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的王府中，正荡起双桨，推开波浪，看着阳光洒在湖面上。
但无风不起浪，恭亲玉的确在20多天前（4月8日）被判处了政治上的死刑。
不需杯酒释兵权
引发恭亲王下岗的直接导火线，是日讲起居注官、左庶子盛昱在4月3日上的一道奏折，从题目就能看出其鲜明的立场：《疆事败坏请将军机大臣交部严议》。此时，中法战争已经爆发，清军在越南北圻丧师失地，朝野震惊。盛昱奏折中的攻击目标是政治局委员兼中组部部长（“军机大臣兼吏部尚书”）李鸿藻，正是他推荐任命了前敌将领，但是，恭亲王作为首席军机大臣，不能不承担领导责任。盛昱的本意，在于敲打敲打军机处，推动善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但是，5天后，慈禧太后的批复令众人大吃一惊：军机处全体下岗。
这一天，慈禧太后反常地没有召见军机大臣，而只是召见了军机处的“秘书长”（领班军机章京），按照她的思路拟定了圣旨，指责恭亲王等军机大臣“委蛇保荣”，地位越来越高，却越来越不思进取（“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屡经言者论列，或目为壅蔽，或劾其委靡，或谓簠簋不饬，或谓昧于知人”。处理结果是，恭亲王奕訢开去一切差使，家居养疾；宝洹皆沸葜拢焕詈柙濉14傲刀兜饔茫晃掏樃镏傲羧危顺鼍Γ栽谪骨旃傩凶摺?br />
同一天，慈禧太后宣布组建由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工部侍郎孙毓汶组成的新的军机处，随后又宣布“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著会同醇亲王奕譞商办”，至此，以醇亲王奕譞为首的新的行政核心组成。
这就是清史上著名的“甲申易枢”。在主流史家眼中，“甲申易枢”普遍被看做是慈禧太后抢班夺权的“疑似政变”，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反动”势力向以恭亲王为首的改革派们的反攻倒算。利用中法战争的失利，慈禧太后甚至不用一杯酒，就成功地解除了恭亲王的权力，至于李鸿藻等人，则成了陪衬而已。
瑣屑的總理
甲申易枢当然有极为浓烈的权争色彩，但在慈禧太后“夺权”之外，恭亲王也的确在此前暴露出了极大的破绽。
根据当时的末班军机大臣、光绪皇帝老师翁同龢的日记记载，3月30日，慈禧太后召集紧急会议，讨论越南军情。当天，军机处已接到电报，得知北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