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两宫太后既不如孝庄那般具有运筹帷幄的能力，恭亲王也没有多尔衮那样一句顶一万句的威望，在实力对等的前提下，真正的权力分享与制衡便得以成型，并且日益固化为“一国两制”，成为大清国“晚年”的主旋律。即使在恭亲王被贬的“甲申易枢”（1884年）中，也并没有出现后世主流史家所说的太后专政局面，无非以醇亲王奕譞顶替了恭亲王奕訢，依然是亲王辅政。到了宣统朝，则形成了摄政王载沣与隆裕太后的“叔嫂共和”局面。纵观清史，孝庄太后／多尔衰、慈禧太后／恭亲王奕訢、慈禧太后／醇亲王奕譞、隆裕太后／醇亲王载沣，成为四组“叔嫂共和”的搭档。
这种“叔嫂共和”的“一国两制”，不仅形成了皇族与外戚之间的微妙平衡，并且在晚清内忧外患的惊涛骇浪中，维持和保障了领导阶层的“圈内民主”，为保持中央政权的基本稳定和凝聚作为统治基础的满清贵族，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从此之后，大清中央核心虽有权力斗争，但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并不多，所谓的“洋务派”、“保守派”、“清流派”，其争斗的焦点更多地集中在权力的分配，改革的节奏、力度、尺度上。除了在戊戌变法／政变、义和团／八国联军时期之外，高层的人事更替，很少带来政策的急转弯，新的领导班子往往萧规曹随，以渐进改革为基调的政策贯穿始终，令大清王朝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在同治、光绪和宣统三任小皇帝手上，依然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寿命。
天平的砝码
毫无疑问，涉及方向和旗帜问题的“路线斗争”的安宁，并不代表着涉及利益与势力的权力斗争的消停；“垂帘听政”与“亲王辅政”这种“一国两制”的共存，并不代表着负责“听”的太后与负责“做”的亲王之问的和谐。帘幕内外的争斗，成为大清中央内部的主要矛盾。
在“叔嫂共和”的早期，年轻的太后们与亲王们（参与政权管理的并非只是恭亲王一人），基本奉行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分工，太后们在后宫负责教育皇帝，而亲王们负责在朝廷管理国家。一切政令都通过形式意义上的“谕旨”下达，太后们更多的是代替皇帝履行国家元首的象征作用。
根据“一国两制”原则设定的权力框架，国家大事的处理程序有六个步骤：一、“慈览”，一切中外奏章，均首先呈递两宫皇太后“慈览”，请注意，是“览”，而不是直接处置；二、“详议”，即“慈览”后发交议政王（即恭亲王）和军机大臣详议；三、“请谕”，两宫皇太后代表小皇帝发出具体指示，实际上，基本是军机处拟好了处理意见报批，形式上的意义为主；四、“缮拟”，根据太后的批复（往往是“知道了”三字），军机处缮拟谕旨；五、“阅定”，太后审阅；六、“颁发”，发至内阁正式施行。
这一制度的设计，与当时西方的责任内阁有相似之处：太后等于国家元首，代表最高权力，而不介入具体事务；而亲王负责的军机处则等于国家行政机构，负责各项具体工作的推进和落实。
在“叔嫂共和”的早期，实权显然是在恭亲王的手上。辛酉政变发生后，刚刚派驻北京的美国公使蒲安臣，向华盛顿报告了中国的“宫廷革命”，准确地提到了恭亲王的摄政实权，却丝毫没有提及慈禧的名字，因为他压根没搞明白中国还有两个太后。在1868年《纽约时报》对中国政府流程的详细介绍中，几乎完全找不到太后在其中的作用。美国有历史学家相信，在太后与亲王的联合政权中，太后的作用是象征性的。
在这样的格局中，恭亲王自然成为国家权力的中心。瓜田李下，嫌疑自生，恭亲王在日理万机的同时，令太后们感觉被怠慢，甚至怀疑将遭遇又一个多尔衮，实在也在情理之中。当“叔嫂共和”进入到第四个年头（1865年）时，两宫太后突然发难，一举褫夺了恭亲王的“议政王”头衔。
后人普遍认为，这是慈禧太后主持的夺权行动，但这实在是两位年轻寡妇的联手亮剑。尽管都被尊为太后，但此前慈安太后贵为皇后，她之于慈禧，不仅是妻于妾，更是君于臣。这是很多研究晚清的人们，所容易忽视的基本定位。作为昔日的正宫娘娘，同治皇帝的教育，乃至日常生活，都是由慈安太后，而非皇帝的生母慈禧太后来负责。在后世的眼中，慈安太后的形象十分和善，甚至懦弱，但在最为关键的辛酉政变中，她所表现出来的果决和刚毅，绝不亚于慈禧，而且，“正牌太后”不必依赖“母以子贵”就已天然获得权威资源和号召力，更是慈禧难以企及的。从公、私两方面看，慈安太后在捍卫皇权方面都绝非一个唯唯诺诺的跟班。维护和巩固同治皇帝的地位，应对来自国内外的一切挑战，两位太后担负着共同的使命，其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区别或许只在于：一个台前、一个幕后；一个低调、一个高调。
在慈安、慈禧和恭亲王这个年龄相仿的三角组合中，真正的核心是年龄最小的慈安。她在表面上的“清净无为”，正是一个国家元首应有的超然姿态，从而放手让其他两位管理具体的行政事务，并且游刃有余、不露声色地调节着左右平衡：在褫夺恭亲王的“议政王”头衔时，她站在了慈禧一边；而在之后处死慈禧的宠监安德海，尤其在为同治皇帝挑选皇后时，她又联合了恭亲王。如果我们认可恭亲王与慈禧均为人中龙凤，能如此周旋于这对龙凤之间的慈安太后，就不可能是懦弱无能的庸才。
1865年对恭亲王的“修理”，效果是显著的。在一番深刻的自我批判后，恭亲王被允许重返领导岗位，但其定位却迅速地调整为一个大管家，而太后们则超越了“皇嫂”、确定了“女主人”的主导定位。在她们看来，恭亲王似乎开始远离成为“多尔衮第二”的危险。
1881年，慈安太后暴病身亡，普遍认为，这意味着平衡慈禧太后和恭亲王的砝码失落了：三年后（1884年），慈禧太后就驱逐了恭亲王。但实际上，在1884年那次著名的甲申易枢后，“叔嫂共和”的“一国两制”并未结束，顶替上来的醇亲王虽然比恭亲王的身段更为柔软，但绝非太后的附庸。
“垂帘听政”与“亲王辅政”的权力天平上，慈安太后这一砝码的分量，背后正是满清“部族专政”的坚实传统，他们念兹在兹所防范的是：不能出现“武则天”，也不能出现“多尔衮”，这种原生态的权力分立、相互制衡，或许正是这个被称为“腐朽、没落”的政权，居然能活到260多岁的“高寿”的主要原因？
第三章 总理的劳碌相
【 总理往往高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戏曲中都尊称为“千岁”乃至“九千岁”，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恭亲王之后的中国总理们，无论贤愚，几乎都是瘦肉型的，成了这个职位的标准形象，与那些总统、执政、主席们的“样样都伟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尽管早已通过大量的情报及公文往来，对大清国这位年轻的“总理”了如指掌，但当英国代表团与恭亲王奕訢共处了短短的数小时后，依然为他的风度所折服。
签订《中英北京条约》，是27岁的恭亲工在国际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面对着装备精良、人数众多的占领军，而对着处处故意怠慢自己的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勋爵，这位年轻人，从容不迫，应对自如。
英军司令格兰特准将在回忆录中描写到签约情景时，感慨道：“恭亲王真是个谦谦君子，他明显地在控制着自己的紧张恐惧。”额尔金勋爵的助手洛奇则回忆说：“恭亲王当时只有28岁，但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老多了。他的相貌很睿智，但显得十分焦虑。其实，考虑到他的处境，这并不奇怪。他隐藏了他的恐惧感，如果有的话。”
缺少“王子相”
自从上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之后，二十多年来，英国人似乎从来就没有对中国高级官员有过任何正面的评价。年轻的恭亲王令他们发现，中国除了充斥着大量颟顸、愚昧、贪鄙的干部之外，也有如此风采照人、作风清新的高官。遍阅史料，无论是当时的新闻报道还是时人的日记回忆，虽然将中国的各个方面都描写得极为阴暗，但却很难找到对恭亲王的负面评价，这位年轻的王爷，似乎成为铁幕后面唯一一朵绽放的鲜花。
即使从清代流传下来的野史看，恭亲王也很难称得上是帅哥。对于恭亲王的外表，与恭亲王多次接触的美国传教士、日后北京大学的首任校长丁韪良曾经直言不讳地写道，“恭亲王身形瘦削，肤色黝黑，因为近视而眯缝着眼睛，并不漂亮”，“他并非很有‘王子相’的人”。尽管有的资料说他“俊美”，但那也只是相对他的哥哥咸丰皇帝而言。据说，咸丰皇帝在少年时曾从飞驰的骏马上摔下来，伤及骨头，虽经名医多方治疗，但终生行走不便。从正史上。可以肯定的是，咸丰皇帝文弱多病，而恭亲王却身体健朗。咸丰皇帝虽然广储后宫，甚至在民间也留下了大量的无法考证的风流韵事，却只生下了一儿一女，这种广种薄收的极为衰弱的生育能力，直接导致了日后慈禧太后的上台。而咸丰的其他兄弟们，包括恭亲王及醇亲王（光绪皇帝的生父及宣统皇帝的祖父），都是枝繁叶茂，子孙满堂。
正史记载，少年时的恭亲王与咸丰兄弟俩，曾经共同习武，还共创枪法二十八式、刀法十八式，令老爹道光皇帝龙颜大悦，将枪法与刀法分别命名为“棣华协力”和“宝锷宣威”。同时，还单独赐给恭亲王一把金桃皮鞘白虹刀，由此亦可见恭亲王在这一“发明创造”中的关键作用。恭亲王习武善射，在史料中多有记载，而且传诵至今的众多诗文，文采飞扬，其文武全才，可谓当时皇子中的绝对佼佼者，但毕竞时运不济，与皇位无缘，在咸丰即位后更是备受猜忌。
直面暴风雨
尽管丁韪良并不恭维恭亲王的外貌，但却依然是恭亲王的铁杆粉丝之一。在他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那种直面暴风雨的勇气、决心和智慧，才是恭亲王在大清政界光彩照人的风采所在。丁韪良说，“恭亲王的命运之星升起在黑暗的暴风雨中”，他靠着“超凡的才智和勇气”，“在皇室危难的关键时刻，不止一次地挺身而出”，“尴尬的局面愈发衬托出恭亲王的尊贵与镇定”。
当皇帝出逃、政局波动时，年轻的恭亲王挺身而出，令西方国家刮目相看，恭亲王手上并没有什么资源，他“从未见过外国人，也没有显著的势力支持他，京师的御林军已经溃散，圆明园被洗劫，城市也已失陷”，然而，“就像朱尔·法夫尔（签订普法战争条约的法国外长）签订和平条约时那样，恭亲王没有表现出丝毫悲伤，毫不示弱，努力争取最有利的条款”。
即使在签约前后处处贬低恭亲王，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勋爵还是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表达了对恭亲王的敬意，他认为恭亲王是个更容易沟通的对手。英国人注意到，即使是在这种签订“城内之盟”的巨大心理压力下，恭亲王始终镇定自若、彬彬有礼。讲究等级的英国人甚至惊讶地发现，这位中国“王子”对那些翻译及协助签字盖章的秘书人员，“十分和蔼，如同对待一个朋友，而并没有摆出那种手握特权的皇家威严来”。
丁韪良日后总结道：恭亲王的虚怀若谷，正是他能团结一大批干部，在艰难时刻继续维持政府运转的关键。作为同文馆的总教习，丁韪良经常有机会与恭亲王见面，恭亲王对他特别热情，每次见面，“都按照满人的习惯，亲热地握住我的双手，这与汉人跟我打招呼时的冷淡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汉人即使是亲密的朋友，也只是拱手而已，相互间敬而远之”。因为丁韪良十分熟悉中国文化，恭亲王还特别帮他取了个号“冠西”，意思是“冠绝西方”，从此，丁韪良良也被称为“丁冠西”。
丁韪良说：“他总是听从下属的意见，他的讲话不过是总结了下属的考量。作为一个皇帝的儿子和另一个皇帝的兄弟，恭亲王是中国当今统治者构成材料的良好例证。”在甲午战争后的废墟中，丁韪良更是毫不隐晦地称赞恭亲王是大清改革的“老舵手”。
魅力來自亲和力
丁韪良在他的回忆录中，详细地描绘了恭亲王的魅力：“他的眼睛、鼻子等，都显露出他是个相当有内涵的人。当他开始说话时，他的脸部飞扬着智慧的光芒。他说话很快，其话语的准确度远高于其深刻性。”“他行为举止既和蔼又优雅，说话迅速而有力，给人以有自主力量的印象。”
签订《北京条约》时英国代表团的成员、日后写了大量有关东方著作的芮尼医生回忆道：“恭亲王十分和蔼可亲，他的长相是十分典型的鞑靼人：他的右脸颊上有两颗浅浅的瘢痕，连在一起，看上去似乎是之前长过疖子的痕迹。他的脸和手看上去都很小，手指十分小巧，如同妇人。”芮尼用大量篇幅，详细地描写了恭亲王在接见过程中展现出来的绅士风度，为之大为倾倒。
恭亲王的这种翩翩风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愈加成熟。1879年，美国前总统、内战英雄格兰特将军访问中国，这是西方国家政治领袖首次访华。格兰特随行的私人朋友、著名记者、日后的驻华公使杨约翰（1882～1885年）写道：“恭亲王与之前我所见过的东方王子及政治家们不同，他十分生动。这是一个机敏的男人，直觉敏锐，意志坚定。印度和穆斯林的王子，以及我们在印度斯坦和埃及的朋友们，往往是呆板地坐着，整个谈话中面容呆滞，令你以为是在和石头对话。但是，恭亲王在谈话中，却表情丰富，十分生动。天很热，他边说话边摇着折扇，说到兴起的时候，他就将折扇半合着，指着格兰特将军的胳膊，同时，用热切的目光注视着将军的脸。”在美国出版的杨约翰回忆录中，画家给读者呈现了一个美貌若潘安的恭亲王形象。
在西方人的照相机和画笔下，这一时期的恭亲王给后世留下了一些影像。英军摄影师费利斯·比托在《北京条约》签订后为恭亲王拍摄的照片，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张皇室照片。
根据西方人给我们留下的影像和描述，这位大清国“总理”的形象基本可以还原：
他身材瘦削，甚至双颊凹陷，其腰围尺寸似乎与其地位完全不成正比，更与一般高级干部们脑满肠肥的形象大相径庭。这种瘦削，无疑并非福相，多主终身劳苦，却并非缘于先天体弱，更不可能因为营养不良，或许正是江山社稷的沉重担子所致。作为最早在大清“铁屋子”里清醒过来的人，恭亲王却因为自己的特殊地位，不能大声地呐喊，只能一边高举大旗“抓革命”，另一边则悄悄改革“促生产”，能做的不能说，至少不能多说；能说的却不能做，至少不能真做。
在瘦削的外表下，他却是人格层面上的“美男子”，温文尔雅，风度翩翩，对待列强占领军不卑不亢，对待自己的部属和蔼可亲，这令他在国际国内都赢得了相当多的认可。在那批判与斗争充斥的高层，他几乎是所有干实事者的总后台，而我们至今耳熟能详的“实事求是”口号，就是他当年鲜明地提出来的。在晚清的改革开放中，被后世推崇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其实只是改革的桨手而已，幕后的真正掌舵人、伯乐、保驾护航者就是恭亲王。
中国绘画向来不注重写实，恭亲王因此得以成为第一个留下真实影像的中国“总理”。总理往往高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戏曲中都尊称为“千岁”乃至“九千岁”，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恭亲王之后的中国总理们，无论贤愚，几乎都是瘦肉型的，成了这个职位的标准形象，与那些总统、执政、主席们的“样样都伟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自然因为执掌中国大船的艰难与繁琐，但或许也来自伴君如伴虎的如履薄冰。“老二”的身份是尴尬的，不能不做事，却不能做太多的事，尤其是不能做太大的事。投身于具体而细微的政务琐事，成为一个“事务主义”者，或许也不仅是其个性使然，而在于更能给老大传递一个信号：本人只会埋头拉车，不善抬头看路，更不会高瞻远瞩，请老大放心，更请老大多批评指正。毕竟，一个能力和品格都完美得无可挑剔的“老二”，是老大心头最大的痛。
无论在画像还是相片上，恭亲王的眉宇间都显露着与其27岁的年龄完全不符的沧桑，是因为一个庞大帝国的重担，还是因为这个微妙的地位呢？
第四章 “窝囊”王爷绵中针
【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权势之下，即使自己不想结党结派，也会自然成党成派，这是中国政治的无奈之处。恭亲王和醇亲王作为与最高权力最为接近的“老二”，虽然都十分“忧谗畏讥”，但还是不能不成为遮天的大树。】
1884年4月，世界似乎被北京的“政变”弄懵了。52岁的大清“总理”、恭亲王奕訢，在执掌权柄23年后，被突然“双开”，整个军机处下岗。新的军机处迅速组建，并且“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著会同醇亲王奕譞商办”，恭亲王的弟弟、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譞实际接替了他的领导职务。这就是清史上著名的“甲申易枢”。
鲜为人知的醇亲王突然与曾经如雷贯耳的恭亲王一样，成为西方媒体的主题词，各色人等睁大双眼，试图从来自北京的蛛丝马迹中，寻找中国的未来发展动向。美国《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大摆鸟龙，报道说“中国前总理恭亲王自杀身亡”，用大篇幅回顾恭亲王伟大的改革一生。在甲午战争后的废墟中，丁韪良更是毫不隐晦地称赞恭亲王是大清改革的“老舵手”。
老七“老气”
醇亲王刚刚取代恭亲王的地位，御史们就上书说，作为皇帝本生父，醇亲王应该避嫌，不可“与闻机务”，参与军国大事。在中国的传统政治游戏中，“避嫌”不仅是“显规则”和“浅规则”的主要组成部分，更是一门精深的政治艺术。当年，醇亲王得知自己的儿子载湉（即光绪）被选为接班人后，焦虑万分，乃至晕倒在工作岗位上，最后以健康为理由在30多岁的盛年提前退居二线。这种及时而适度的“晕厥”，体现了这位王爷讲政治、顾大局、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一面。相比较而言，执政20多年的恭亲王，“晕厥”总是来得不够及时、不够彻底。
对于御史们的反对，慈禧太后批示说：“自垂帘以来，揣度时势，不能不用亲藩进参机务。谕令奕譞与军机大臣会商事件，本专指军国重事，非概令与闻。奕譞再四恳辞，谕以俟皇帝亲政再降谕旨，始暂时奉命。此中委曲，诸臣不能尽知也。”御史们本来也是做做分内的应景文章而已，自然适可而止，皆大欢喜。
与聪明外露、果决刚毅的六哥恭亲王相比，排行老七的醇亲王似乎多了些“老气”，表现得更为低调、更为绵里藏针，也更为大智若愚。时人就曾以“易中枢以驽马、代芦服以柴胡”的尖刻评价，认为这位新任总理的才具，比起恭亲王来实在只是“驽马”、“柴胡”而已，这种评价一直延续至今。
在打倒肃顺等顾命大臣“八人帮”的“祺祥政变”中，醇亲王奕譞的功绩往往被掩盖在慈禧和恭亲工的光环背后：正是他带兵将肃顺和端华从热被窝中抓住，完成了政变中最艰难、最有风险，也是最为关键的任务。在之后的“叔嫂共和”体制中，他执掌首都卫戍部队的主力“神机营”长达30多年，实际上形成了恭亲王掌握外交、醇亲王掌握军事的基本格局。在醇亲王的主持下，“神机营”成为大清国军事改革的“特区”，“添习火器技艺”、“改弓箭为洋炮”，甚至配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克虏伯钢炮、哈乞开思步枪、毛瑟后膛枪等。在装备和训练方面，远超过李鸿章那支更为有名的淮军。
“叔嫂共和”的特征是“垂帘听政”和“亲王辅政”两制并存，“亲王辅政”是满清亲贵们能接受“垂帘听政”的条件和前提。而醇亲王不仅是皇叔，也是慈禧太后的妹夫，这注定了他能被最大多数的人所接受。在慈禧眼中，这无疑也是对恭亲王的一种制衡，尽管他在恭亲王早期两次被慈禧修理的时候，都义愤填膺地站出来为六哥说话，却在第三次成为实施打击的主力和实际的替代者。
醇亲王在取代恭亲王前，给世人的感觉相当地“左”，比较保守、排外。对恭亲王的改革，尤其是“外敦信睦、隐示羁縻”的外交政策，他总是嗤之以鼻，建议太后“摈除一切奇技yin巧、洋人器用”，甚至两次秘密上书，建议削弱恭亲王的权力。野史中说他“疾其兄之专权，久有眈眈之意”。毫无疑问，这样的互相监督，正是慈禧最希望看到的。
同治死后，光绪即位，醇亲王虽然为避嫌退居二线，但作为影子“太上皇”，还是吸引了各种人物纷纷投靠到他的门下。“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权势之下，即使自己不想结党结派，也会自然成党成派，这是中国政治的无奈之处。恭亲王和醇亲王作为与最高权力最为接近的“老二”，虽然都十分“忧谗畏讥”，但还是不能不成为遮天的大树。法国人侵越南，局势告急，慈禧太后要求闲居的醇亲王多挑担子，并最终用他取代了恭亲王。
之前以高调的“极左”面貌出现的醇亲王，一旦主政，便令人惊愕地实现了大转身。在对法战略上，他几乎完全继承了此前所批判的恭亲王的“投降路线”，甚至走得更远，令海内外观察家们跌破眼镜。当“极左派”们指责李鸿章对法屈膝时，老李气定神闲地说：那都是恭亲王和醇亲王两位王爷确定的方针，我老李无非是个执行者而已。
对于自己当看客时的“极左”言论，挑上担子的醇亲王承认自己“尝持偏论”，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但事实上，从醇亲王变脸之迅速和彻底来看，其之前的“极左”面貌，极有可能只是为了赢取“基本教义派”支持的一种手腕。在野的时候，站着说话不腰疼，可以指点江山、挥斥方遒，而一旦亲自执政，为了儿子的江山社稷，他也就只能成为或者还原为一个现实主义者。
作为他的亲密战友，大清国首席洋干部、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在4月27日写给伦敦的信中，谈及中法战争时说：“或者恭亲王表面上虽然和平，而暗地里却在反对进步，排斥外国人，并且主张战争。而七爷和他的朋友反倒是主张和平和进步的–-我有一半倾向于相信这是正确的解释。在中国有时须应用颠倒的法则。我想七爷如果控制这政府，很可能中国真正地能够进步。”
大清国第一轮改革开放，历时三十多年。以甲申易枢为界，醇亲王主政的后十年，与恭亲王主政的前二十年相比，几乎所有改革措施都没有被中止，而且在海军、铁路、电信等基础建设方面，得到了更为长足的进步，尤其在新疆和台湾先后建省，大大加强了对边疆省份的控制。外交方面，醉亲王也展现了与恭亲王一般的灵活身段，以至于后世的主流史学家们批判这位“爱国王爷”一挑起管理国家的重担，怎么就和乃兄一般软弱、一般“卖国”。这类似于恭亲王当年发动政变，处决了肃顺等人，却几乎完整地继承了肃顺的所有政策，尤其是重用曾国藩等汉臣的政策，将权力斗争与政策连贯有效地进行了区隔，不因人废事，更不因人废制。
更为吊诡的是，野史把恭亲王、醇亲王哥俩争权传得有鼻子有眼，实际上这哥俩时常聚会，并且共同感慨挑担累、挑这付看客多多的大清担子更累。或许，那种留在纸面的“争执”，只是“前人撒土、后人迷眼”罢了。
绵里藏针
低调得近乎窝囊的醇亲王奕譞，其家却一连出了两任皇帝（其子光绪、其孙宣统），一任摄政王（其子载沣），两个郡王（其子载涛、载洵）。道光皇帝的儿孙当中，风水几乎都流往老七家中。
和恭亲王一样，醇亲王成为中央二号首长、挑上国家重担后，嘴巴立即闭上，尾巴马上夹紧，而他对慈禧太后的态度，成为后人诟病的主要对象。主流的观点认为，他在慈禧面前，比恭亲王更能逢迎、更为软弱，而最大的罪证就是不惜拿海军军费为慈禧太后建设颐和园，令北洋舰队成为“房奴”。
颐和园的建设资金来源，一直是蒙在慈禧和醇亲王，包括李鸿章头上的阴影，人们普遍认为他们挪用了本该用于北洋舰队的军费，而直接造成了甲午战争的失败。但这一指控，如同针对晚清的诸多政治抹黑一样，是完全虚构和曲解的。
这一指控的来源，缘起于《翁同龢日记》》（光绪十二年十月）。庆亲王与醇亲王见面，“深谈时局”，醇亲王请庆亲王转告翁同龢等，在为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的问题上，要“谅其苦衷”，他的目的就是“以昆明湖易勃海，万寿山换滦阳也”。这么做的动机，与其说是逢迎慈禧太后，不如说是营造一种更为和谐、团结、吉祥的氛围，一则表白自己的忠诚，让领导放心，二则也希望老佛爷及早放手，使光绪皇帝能够尽早单飞。这是一种无需言辞、心照不宣的表白。
严肃的史学论证却认为，此“勃海”并非北洋舰队活跃的“渤海”，而与下句中的“滦阳”一样，指代的是一处塞上行宫“白海”，其意思也就是让慈禧就近在京郊修园林，而不是如同祖宗们那样跑到更为遥远的塞上去建行宫。
更为关键的是，为北洋舰队预留的经费，是根据收支平衡的基础所做的国家预算，众日睽睽之下，根本没有截留的余地。为修颐和园而筹集的260万两白银，虽然名为“海军军费”，却并非来自财政拨款，而是各省督抚们的私人“报效”。醇亲王因为同时监管颐和园工程和海军建设，就将这笔款子以北洋的名义同时存入天津的外资银行生息。取名“海军军费”，为的是减少舆论对中央的可能压力，却没想到效果适得其反。而这些舆论的源头，来自康梁师徒流亡之后的政治抹黑，如同他们以武则天的小说形象为蓝本虚构慈禧私生活一样。梁启超晚年自承当年文字均为政治宣传所用，不可作为信史。
实际上，围绕北洋舰队的军备更新、扩充，争论的焦点并非预算经费的运用，而是对军事改革的不同应对思路。以翁同龢为代表的“清流派”，根本不顾及军事技术革命的浪潮，对李鸿章提出的北洋舰队更新方案横加阻遏，认为吨位数已居世界第八就足以保卫海疆，在国家预算中大量缩减了北洋的军费，导致北洋的相对战斗力大为下降。
同样在颐和园的修建上，恭亲王的“硬抗”，就远不如醇亲王的“软受”。而醇亲王也从这样的政治默契中，获得了更大的自主空间：在他执政期间，所有改革措施都更为直接，时人慨叹醇亲王比恭亲王要更加痛快果断。从李鸿章留下的各种文献看，他把恭亲王更多地当做英明领导，而把醇亲王更多地当做知音和战友。每当李鸿章的改革遭遇阻击或挫折时，恭亲王是暗中保驾，醇亲王则是公开护航，旗帜鲜明，态度清晰，毫不含糊。
从醇亲王在慈禧面前的柔软身段看，我们或许可以说他是绵里藏针；而从醇亲王对待改革和改革者的鲜明态度看，他更有“针尖带绵”的一面。这种性格遗传给了他的儿子、第二代醇亲王載灃（溥仪之父），这位末代摄政王在内政（政改力度空前绝后）、外交（既敢于与美德两国结盟，也敢于派军舰巡视西沙东沙等群岛）上频繁亮剑，却能容纳反对势力，甚至赦免汪精卫那样的欲取他性命的刺客，而在改朝换代后，甘于乃至乐于被人误以为“窝囊”。
1888年，醇亲王一度病危，自以为不久于人世。当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去看望他时，他的政治遗嘱就是“勿忘海军”，并且将当年（1886年）检阅北洋舰队时慈禧所赐的一块如意，交给了光绪（醇亲王两年后方去世）。无独有偶，十年后（1898年，戊戌年），恭亲王在临终前，也是握着光绪皇帝的手，叮嘱他要小心康梁等打着改革旗号实现政治野心的“广东小人”。
作为中央的最核心，这两位亲王和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如何巩固和加强这个政权。改革、开放，与时俱进，乃至后来的以扩大执政基础为手段的政治体制改革，都服从和服务于这一目的。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知道“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显规则”，为修园林而自毁长城的事，从常理上说，应该不可能成为他们的选项之—–-除非他们真的如抹黑宣传所说的愚昧得近乎脑残。
醇亲王给子孙们留下了一幅极堪品味的家训：
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
财也小，产也小，后来子孙祸也小，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少胆也小，些微产业知自保，俭使俭用也过了。
锦衣玉食的凤子龙孙，能从荣华富贵中勘出此番深意，这是一种什么胸怀？
第五章 伟大领袖六盒彩
【 惇親王奕誴本来是最有机会成为皇帝的，因为按他母亲祥妃的预产期，他将是道光皇帝存世的“长子”。但道光皇帝另一已经怀孕的妃子全嬪更有心计，她收买御医偷偷配了催产药，实行“计划生育”，终于抢在祥妃之前，生下了儿子奕裕簿褪呛罄吹南谭峄实邸！?br />
慈禧太后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