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绝版恭亲王
作者:（澳）雪珥 著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10-1
isbn:9787549600083
所属分类:图书 》 历史 》 历史普及读物 》 中国近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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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家难！当中国的家更难！当改革时代中国的家难上加难！且看晚清帝国总理、改革舵手，官场泥泞中的艰难跋涉
内容推荐
他是一位有着浓厚传奇色彩的大清王爷，周恩来在百忙中曾多次造访他的王府，并将王府的开放列入临终嘱托。难道这只是为了恢复大观园的“原型”，还是另有深意？
有人说李鸿章是晚清改革的总设计师，其实，他才是真正的掌舵人，曾、左、李不过是桨手而已。是他拉开了中国近代一个半世纪改革的序幕，从内忧外患的荆棘丛中辟开强国之路，摸着石头过河，他奠定了中国近代改革开放的基调……
有人说他“一生为奴”，岂不知这并非个性的选择，而是中国特色权力的定位结果。他确是一位低调的帝国总理，一边谨小慎微地恪守着“老二哲学”，将自己隐藏在太后巨大的阴影之下，一边则大刀阔斧，推进改革。
有人称他为“鬼子六”，其实他是一位宽厚、坦诚的当家人，在晚清最为艰难的时候他维系了帝国罕见的向心力，无论改革派、保守派、骑墙派乃至“洋干部”，都乐于团结在他的周围。他以自己的翩翩风度征服了美国总统、国务卿，令世界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中国近代改革史”研究者、澳大利亚华人学者雪珥，以独特的视角，犀利的笔锋，丰富的海外史料，为我们展现了恭亲王奕新被湮没的风采和晚；清改革当家人的艰难酸楚。
作者简介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一直致力于收藏与晚清有关的海外文物，通过挖掘海外史料，以国际化的崭新视角，跨学科的宽阔思维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改革史。
《绝版恭亲王》
代序:难以复制的大清王爷
150年前的1860年9月，英法联军的隆隆炮声将大清王朝的咸丰皇帝赶到热河“狩猎”，而咸丰则将京城的烂摊子丢给了自己的弟弟–-时年27岁的恭亲王奕訢。几天后，攻入北京的侵略者悍然将号称“万园之园”的圆明园付之一炬。临危受命的奕訢亲历了种种耻辱，与英法两国签订了《北京条约》，以割地赔款的代价使内忧外患的帝国有了难得的平静。
可能恭亲王本人也没有想到，在此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将会在大清王朝扮演一个极为特殊的角色。在历史浪潮的颠簸中，恭亲王站到了舵手的岗位上，极力维持着大清帝国这艘破败的巨轮缓慢前行，直至心力交瘁。
回顾起来，恭亲王奕訢的一生确实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先是在与咸丰的储君之争中功亏一篑，被封为恭亲王后不久便受到咸丰的猜忌和排挤。经过与外国交涉的历练，勇于任事的奕訢开始奠定自己在政坛的地位。咸丰死后，他抓住机遇，同慈禧共同发动辛酉政变，控制了中枢机关，总揽清朝内政外交，成为权势显赫的铁帽子王。作为满亲贵族中难得的有才识者，恭亲王奕訢几乎一手导演了随后三十年间的王朝改革，可谓当之无愧的“总设计师”。从总理衙门到洋务运动，从近代海军到近代教育，使本已病疾缠身的王朝居然出现了颇具声势的“同光中兴”，可谓厥功至伟。
遗憾的是，在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中，奕訢始终无法摆脱慈禧太后的阴影，不得不一次次在宦海沉浮中挣扎，最终抱憾辞世。但是历史不会忘记奕訢，他的时代抱负和政治智慧至今仍值得后人思考。
19世纪后半叶，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军事方面都处于急剧发展时期，中华帝国却裹足不前。清朝军队虽然屡屡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蒙羞，但多数士大夫仍然顽固地沉浸在天朝大国的旧梦中，无事则空谈气节，有事则颟顸畏缩。即使贵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恭亲王，也是在极为艰难地实施满腔抱负。事实证明，在其一生的改革努力中，奕訢几乎无时无刻不受到保守势力的牵掣。他首先必须在权力斗争的夹缝中谋生存，然后才能小心翼翼地为王朝谋发展，其代价便是个人命运的几番沉浮以及朝野舆论的毁誉参半。正如本书作者曾经感慨的：“尽管恭亲王早已获得了‘鬼子六’的雅号，被人们贴上了自由派的标签，但是，除了蔡寿祺之类投机钻营的举报者外，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对他的人品及政治品格有过怀疑。这种稳健的政治手法，使恭亲王在关键时刻，既能推动改革不断前进，也能掩护激进的改革者从反对的声浪中逃生。”
岁月如烟，那位曾经书写了一段传奇的恭亲王己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不过他的府第倒是在历经沧海之后得以保存。如今，在风景秀丽的北京什刹海西南角，有一条静谧悠长、绿柳荫荫的街巷，当年门前车水马龙的恭王府就座落在这里。作为现存清代王府中保存最完整的建筑，恭王府已成为中外闻名的旅游景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近些年来这里游人如织，但绝大多数看客都是为着恭王府曾经的主人–-著名权臣和珅而来的。现代的人们往往会对虚构的电视剧趋之若鹜，却对真实的历史漠然置之，这恐怕要算恭亲王奕訢的又一重悲哀了吧。
著名学者侯仁之先生曾说“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在浮躁喧嚣的今天，又有多少人能真正体味这其中的含义呢？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现今恭王府的管理者，我由衷钦佩雪珥先生非凡的历史见地。虽然雪珥自称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但他多年来始终以独特的视角致力于中国近代改革史的研究，成果斐然，其已出版的《大东亚的沉没》、《绝版甲午》及《国运1909》等作品均引起了热烈反响即是明证。在雪珥看来，恭王府曾经的主人–-恭亲王奕訢堪称是中国近代改革的源头。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本人曾多次前来恭王府实地搜寻资料，凭吊历史，最终写成《绝版恭亲王》一书，为我们展现了一代亲王在那个云谲波诡的年代中的飒爽英姿和痛苦无奈……
毫无疑问，恭亲王的传奇堪称中国近代史上的绝版，但我希望像雪珥先生这样的杰出研究永远不会绝版。
2010年8月于恭王府
恭王府管理中心主任孙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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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栏杆猛拍春梦惊
【 体制内的改革者，一面要和光同尘，一面要负重前进，艰难而孤独。掌声难得，嘘声易起，本想“左右逢源”，却往往是“左右为难”，上下不讨好，里外不是人。】
1
七月的鹅毛大雪，飞飞扬扬地飘落在澳大利亚的阿尔卑斯山上。套在厚厚的雪橇鞋里，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行路难。只有踏上雪橇板，才能从滑行的轻快中，体会到减少摩擦所带来的快感。
这种快感，应该是大家都喜欢的，至少光绪皇帝也喜欢。
这张发表于英国《图片报》的版画，描绘的是光绪皇帝在北海冰冻的湖面上，乘坐着奥地利赠送的雪橇。拉雪橇的，是极具大清特色的”驯鹿”–-八名太监，他们熟练地踩着同样是舶来品的冰刀鞋，带着帝国的最高元首，在冰面上滑行。
夜晚，守着熊熊燃烧的壁炉，孩子们熟睡的呼吸在屋子里轻轻回荡。看着手中发黄的老报纸，1895年1月19日的出版日期清晰地标注在报头边上。百年的历史，与窗外那银妆素裹的无尽山河相比，无非是弹指一挥间。一个帝国，就如同雪橇急速而过留下的雪痕，随即被时光的严寒封上，镜也似的光亮得几乎不留痕迹，岁月无情。
雪峰上的天空无比澄澈，南十字星闪烁，北斗星已无处可循。即便斗转星移，却总是有颗星在指引着暗夜的方向，令你无法质疑造物主的神奇。
2
半年前，我也是在漫天的风雪中，第一次走进了后海边的恭王府。
游人如织，都是来参观“和坤他家”的。中国人实在太渴望成功了，对于成功的路径并不在意，走正途也好，捞偏门也罢，只要能成功，哪怕如同流星般地划过长空，也能成为万人仰慕的榜样。
在一道道流星的灿烂光芒下，那些恒星倒是显得晦暗、无趣。
恭亲王就是这样的一颗恒星。
作为中国近代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划圈者，他不仅将那个被后世描绘为“腐朽、没落、反动”的大清王朝延长了半个多世纪的生命，并且在历经千年的自大后，第一次将中央帝国请下了神龛，主动平视–-而非俯视，亦非被人打翻在地后被迫仰视–-整个世界。
作为一个被革命者痛斥为“鞑虏”的少数民族政权，清帝国以自己近三百年的历史，打破了“胡人无百年运”的宿命咒语，也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拷问着无数后人：走了那么久，我们究竟离起点有多远？离终点又有多远呢？无数的大王旗换了又换，无数的海誓山盟说了又说，仿佛戏台上的斑斓戏袍和假声念白，曲终人散，如果失去了戏台，我们还能找到自己真正的角色吗？
这是一个吊诡的现象：在主流话语体系对清王朝的普遍贬低和诅咒中，清王朝留下来的各种遗产，尤其是前三十年经济改革（“洋务运动”）和后十年政治改革（“清末新政”）的经验教训，却成为后世自觉不自觉的效仿对象。历史的传承，其实并不是人力所能切断的。
3
作为大国的“总理”、血统最为高贵的皇族、同时代人中难得的清醒者，恭亲王实在是太低调了，他的光芒被掩盖在太后们那巨大的宝座阴影下和那些充满八股陈词的公文之中。
后人刻薄地说他“一生为奴”，却不知这并非个性的选择，而是中国特色的权力运作的定位结果。作为接近最高权力的“老二”，如果不甘寂寞，就只有两种结局：成为老大，或者成为零。这种胜者通吃的零和游戏，注定了中国的舞台上只能上演独角戏，梁启超称之为“一人为刚万夫柔”。于是，恭亲王便只能“柔”，在政治精神层面上自我阉割，以便在权力这一强效的春丨药面前，令人放心。
恭亲王故后，这座豪宅很少有人关注，除了后世那位赢得万千民心的周恩来。不知未来的史家们，该如何解读日理万机的周恩来，何以会无数次地、低调地来到这里，并将尽早开放恭王府作为其政治遗嘱之一？
恭亲王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悬念。
他曾经写过一首七律，怀念他曾经的助手宝洹剑?br />
只将茶舞代云觥，竹坞无尘水槛清。
金紫满身皆外物，文章千古亦虚名。
因逢淑景开佳宴，自趁新年贺太平。
猛拍栏杆思往事，一场春梦不分明。
这本是一杯盛满了牢骚的女儿红，却在“猛拍栏杆思往事”一句中，露出了烧刀子般的峥嵘烈度。
“拍栏杆”这种方式，最早是一位名叫刘孟节的宋人记录的，刘诗人常感怀才不遇，写下了“读书误我四十年，几回醉把栏杆拍”。到了辛弃疾那里，就不仅“栏杆拍遍”，还要“把吴勾看了”，一手拿着刀剑，一手猛拍栏杆，这就不只是抑郁，而且十分愤懑了。恭亲王为何而抑郁呢？又为何而愤懑呢？
更为吊诡的是，他后来又把“猛拍栏杆思往事”一句删除，改成了“吟寄短篇追往事”，拿刀子改成了拿笔杆子，拍栏杆改成了写作文，硬生生地将一盘重辣重麻的川菜，改成了温润甜腻的苏点。
或许，逝者如斯，恭亲王想不豁达都难，牢骚太盛防肠断呀……
4
《绝版恭亲王》这个系列在报纸上连载时，一些读者悄然而热烈地反馈：这是一本中国官场的教科书。
我不禁愕然。
在我想来，这本该是中国改革史的另类记录和解读。我曾经认真地回头检查，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有心所栽的花成了无意所插的柳，却随即释然。原来，中国式的花、柳竟是如此难分难解，权谋几乎无时无刻不是生活中的主旋律。无怪乎我的上本改革史小书《国运1909》，被一些朋友当做了“官场导读”，相互推荐，居然多次登上排行榜。
这种特殊的市场“被定位”，导致我的读者大多是沉默的一群。他们在看，他们也在思考，但他们不说。不说，不是因为不会说，而是因为不便说，也不想说。我曾经的师长、红墙内的一位显宦，据说看了我的专栏彻夜难眠，长叹一声后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难啊！
我似乎恍然大悟：他们并非喜欢我的文字，而是与文中的主人公产生了共鸣。体制内的改革者，一面要和光同尘，一面要负重前进，艰难而孤独。掌声难得，嘘声易起，本想“左右逢源”，却往往是“左右为难”，上下不讨好，里外不是人。这种“势禁形格”下的痛楚，但凡是想有所作为的当家人，都能感同身受。
如果这本小书果能令“当家人”们产生小小共鸣，就算被人称作“官场教科书”，又如何呢？
5
现今恭王府的管理者们，的确很是让我大吃了一惊。
最初我是纯粹从一个游客和商人的角度，惊叹于这么一家文化部直属的文保机构，居然能把一个没落了百年的王府，经营得有声有色，再度验证了体制中本就有不少能人，只是如何发挥而已。
而当我有幸参观了他们的资料库，并向他们的研究人员讨教切磋后，那种只在象牙塔内弥漫的书卷气，十分地令我陶醉。作为中国王府文化的研究中心，他们在这个喧嚣的年代里，依然默默地守着古卷青灯，保存和琢磨着民族记忆中最可宝贵的一部分。
我必须向他们表达我的谢意，并在澳洲的星空下为他们祷告祈福：
－－孙旭光博士，如今恭工府的“总管”，一位年轻的学者型官员，他的史学修为、开明态度及经营能力，令我折服；
－－刘霞大姐，恭王府管理中心副主任，她的热情及对恭王府一草一木的极度熟悉和热爱，帮助我在最短时间内领略了恭王府的底蕴；
－－陈光大姐，恭王府学术领头人，一位从事过很多年艰苦的野外考古的专家，踏实、勤勉、低调、博学，令我受益良多……
6
又开始下雪了，真正的“六月雪”，万里外的故国想必早已一片火热。
明天不知道是否还能登顶，去拍拍那被冰雪包裹着的栏杆？
雪珥
2010年7月6日记于澳洲阿尔卑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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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风啸天安门
【 无论中英还是中法签约，在仪式的最后，城门上都会鸣放21响礼炮。这样轰鸣在天安门上空的礼炮，声声刺激着恭亲王的耳膜，但是，远在热河的领导核心，是否也能真切地听到这命运的砸门声呢？】
天很冷了，北京城却很热闹。
安定门上，大英帝国的米字旗猎猎飘扬。从安定门到天安门东侧的礼部大院，长达3英里的街道两侧，身着红色制服，头顶白色头盔的英军士兵，沿街排开，足有3000多人。
军乐声中，在两个军乐队的前导下，英军队伍分成数个方阵，浩浩荡荡地进入安定门。首先是100名炮兵组成的方阵，随即是儿个步兵方阵、100名军官代表方阵，在这些方阵后面，是英军司令部参谋们的队伍。英军司令格兰特准将则在其卫队和助理们的簇拥下，骑着高头大马。
他身后30码，是一乘大轿，装饰着朱红色，16名中国轿夫，身着崭新的号衣，抬得四平八稳。轿子中，正是英国全权使节、在华的最高长官额尔金勋爵（额尔金其实是爵号），穿着鲜艳的礼服，正襟危坐。他的坐骑也满身披挂，跟随在轿子后面。几个步兵方阵在他的后方，迈着整齐的步伐行进。
这可是北京城从未出现过的西洋镜，北京市民们几乎倾巢而出，拥挤在街道两旁，希望能一瞥轿子里那位“伟大的鬼子”（《纽约时报》用语）。记者们的现场报道和当事人的日后回忆录，都清晰地记载道：尽管街道破旧，人群拥挤，但围观的中国人几乎鸦雀无声。在刺刀和强权底下，散漫惯了的大清人民，终于表现出了很好的文明素质。
这是1860年10月24日，一个寒冷的深秋时日。在经历了多年断断续续的战争后，中英两国将在天安门旁签署和平条约。
城内之盟
对于大清国来说，这是一次城下之盟–-不，是城内之盟，北京实际上已经在英法联军占领之下：11天前，英法联军从安定门入城时，沿街站岗的清军士兵向这些“洋鬼子”们行跪迎大礼，北京市民则“观者如睹”，这座千年古都再度习惯性地展现了对于“战胜者的顺从，一如200年前跪迎大清的辫子兵入城一般。半个世纪前莫斯科为对抗拿破仑大军而实行的焦土抗战，若让北京人来看，实在是太愚蠢了。
占领军确定了礼部衙门作为签约会场，莫非是要给“不知礼”的“鞑靼人”上一堂生动的国际礼仪课？
礼部门前的广场及四周的街道，同样挤满了来看热闹的北京市民。中英两军士兵在两侧站岗警戒。英军的游行队伍足足行进了一个小时，才到达礼部。到时已是下午3点，大大晚于两国确定好的午时，这对于守时的英国绅士而言，是不可思议的怠慢。
额尔金的大轿直接抬进了礼部大门，穿过前院落轿，口令声起，两国卫兵向他行军礼，英军军乐队高奏国歌《上帝保佑女王》。大清国代表团团长、咸丰皇帝的弟弟、恭亲王奕訢已在此恭候多时，迎上前去，拱手致意。英军司令格兰特准将回忆道：对于恭亲王的致意，额尔金答以“骄傲而轻蔑的一瞥”，只是略略一躬身作为还礼，“这一定令可怜的恭亲王怒火中烧”。
《纽约时报》的记者则观察到，恭亲王的行礼显得十分犹豫和焦虑，而额尔金勋爵更是十分冷淡。法国人记载说，当恭亲王上前致意时，额尔金居然佯装没有看见，甚至连头也没有回一下。额尔金勋爵要求恭亲王走在他的前面，“恭亲王只得这样做了，不过脸上却带着一种厌恶的情绪”。
恭亲王此时年方27周岁（不少文献为28岁，当为虚岁），却担负着大清帝国最为沉重的担子之一。1个月前，在联军的隆隆炮声中，咸丰皇帝仓皇出逃，才匆匆起用了这位被自己足足排挤了5年整的兄弟。再就业后的恭亲王，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一边是联军的刺刀威胁，另一边则是死要面子强撑的流亡皇帝。经过艰难的折冲与折腾，中英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
在这样不得不“卖国”的“城内之盟”上签字，当然是件吃力不讨好的差事，但脏活累活总得有人做，恭亲王并没有选择的机会。恭亲王本已带了400名精兵组成的卫队，出席签约仪式，但为了显示自己的诚意，他还是将卫队留在了正阳门（前门）外，只带着20名亲随进入内城，结果，没想到英国人却迟到了，令他们在这里苦候多时。
礼部大堂中间，放了三张桌子，中间一张摆着待签字的条约文本，两侧分别是给两国全权使节签字所用。观礼的100名英军军官站在左侧，这些都是英军中挑选出来的“好干部”。尽管英法联军在京郊大肆劫掠，但在北京城内却执行了严格的军纪，除了占领安定门外，英军官兵除非特批，一律不得擅自进入北京城，因此，能见证并参与签约仪式，是莫大的荣耀。另一侧，则是观礼的中国官员。
额尔金勋爵入内后，直奔左侧签约桌坐下，然后示意恭亲王坐在右边。英国人留下的所有记载都承认，这是因为中国习俗“左”大于“右”，细节决定成败，英国在这上面也要压中国一头。而根据法国人的记载，双方在谁先入座的问题上又发生了争执，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谈判，结果决定亲王和大使同时入座”。总之，对于双方而言，气氛似乎都十分尴尬，《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题目干脆就是《侮辱恭亲王》。
典礼在恭亲王的开场白中开始，额尔金的顾问、日后著名的汉学家威妥玛（“威妥玛拼音”的发明者）担任翻译。
照相机惊魂
签约仪式按部就班地开始了，在场的英军摄影师费利斯·比托却差点引起了一场大风波。
英军司令格兰特准将回忆道：“在签约仪式中，那位不知疲倦的摄影师比托，急于为条约签订拍摄一张好照片，就把自己的照相设备搬了进来，把它放在大门正中，用巨大的镜头对准了忧郁的恭亲王的胸口。这位皇弟惊恐地抬起头来，面如死灰，朝额尔金勋爵看看，又向我看看，他似乎担心对面的这门样式怪异的大炮会随时把他的头给轰掉–-那架相机的模样确实有点像一门上了膛的迫击炮，准备将其炮弹射入他可怜的身体。人们急忙向他解释这并没有什么恶意，当他明白这是在给他拍肖像照时，他脸上凉恐的表情顿时转阴为晴。”
而根据法国人的记载，在摄影的时候，额尔金勋爵一点也不考虑中国亲王的在场，竟下令全体肃立不动。他的话突然出口，“把那些不懂其意的中国人都吓得半死，在英国摄影师的机头转动下他们连动都不敢动一动”。
由于当时室内光线不好，这次摄影并不成功。直到一周后，在恭亲王与额尔金的再次会晤中，比托才拍出了那幅后来闻名世界的恭亲王肖像照，
签约并互换文本后，恭亲王和额尔金相继致辞。双方共同表示，这一条约将有力地推动中英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永久友谊。额尔金随即告辞，恭亲王起身相送，送了几步后停住，额尔金便也停下来。这时，恭亲王身边一位主要官员，急忙上前耳语儿句，恭亲王犹豫了片刻，还是将额尔金送到台阶边。
法国人的协议
法国人对中英签约仪式的记载，与英国人的记载差别很大，将英国人在仪式上的傲慢无礼作为嘲讽的重点，俨然自己是大清国的哥们儿。“中国人总是按照他们的方式来理解优先权和礼仪，而且在这方面很小心，也很敏感，（英国人）这样做当然严重伤害了恭亲王的自尊心……（额尔金）对中国亲王表现得傲慢、严厉和过分的放肆，弄得这位中国亲王异常激动不安，并在好几个场合中都流露出来。”他们认为，额尔金勋爵之所以对待恭亲王如此粗暴，是要传递一种深刻的政治信息，要令中国感到“此时所签订的不是一个和平条约，而是一个征服条约”。
《中法北京条约》在次日签订，法国人似乎的确比英国人客气多了。法国特使葛罗男爵似乎远比额尔金勋爵要有绅士风度。恭亲王事后向咸丰皇帝报告说：“法夷较英夷更为恭顺。”英法之间虽然在中国问题上结为盟军，但算盘却不一样：法国只想捞一把就走，而英国却想着要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在葛罗向巴黎的密报中，他坚信额尔金已经得到伦敦密令，要借此“消灭现今统治的皇朝，可能还要去援助南京叛乱分子（指太平天国），我不愿意，也不能够走到这样的地步”。
在中法签约过程中，也有些插曲。法军司令孟托邦将军，因在北京郊区八里桥打败僧格林沁军队而被法皇封为“八里桥伯爵”，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礼部）当我们坐下来的时候，就按照中国人的习惯上茶，然而我对我的主人们的阴险狡诈一直是这样的不信任，所以就仔细观察，看看给我们喝的茶是不是和恭亲王的一样，来自同一茶壶。只有在看见亲王首先饮茶后，我才开始喝起茶来。”
而到了互换批准书的时候，法国的外交官和中国官员都有那么儿秒钟的犹豫，“因为大家都想晚一些把自己手头的条约文本交给对方”，结果还是法国的第一秘书占了上风，走向前去，一把抓住了中国官员的条约文本，抢了过来，然后才把法国的批准文书递过去。
与英法签订条约，这是年轻的恭亲王第一次在外交舞台上正式亮相，却受到了英国人的慢待。吊诡的是，在大清国的官方记载中，却很难找到恭亲王签约受辱的细节。相反，在发给咸丰皇帝的报告中，恭亲王说道：当额尔金看到自己只带了20名护卫时，“诚诈自分”，“桀骜情状为之顿减”，似乎是自己的坦诚与磊落减少了对方的戾气。但恭亲王话锋一转，认为这些洋鬼子的性格就如同犬羊，“时吠时驯，何足为喜怒”。设身处地地想，一个高贵的天潢贵胃，在占领军的刺刀下奉旨“卖国”，受到侮辱，必然是深受刺激。这种窝囊气，他不可能形诸文字，而只能深埋心中。
无论中英还是中法签约，在仪式的最后，城门上都会鸣放21响礼炮。这样轰鸣在天安门上空的礼炮，声声刺激着恭亲王的耳膜，但是，远在热河的领导核心，是否也能真切地听到这命运的砸门声呢？
第二章 叔嫂共和 一国两制
【这种“叔嫂共和”的“一国两制”，不仅形成了皇族与外戚之间的微妙平衡，并且在晚清内忧外患的惊涛骇浪中，维持和保障了领导阶层的“圈内民主”，为保持中央政权的基本稳定和凝聚作为统治基础的满清贵族，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这是一个“非诚勿扰”式的故事，与一般爱情故事不同的是，这两个人的恩怨情仇牵涉到了天下社稷、人间苍生，乃至世界变局的宏大命题。小伙的名字叫zuo爱新觉罗·奕訢，人称恭亲王；姑娘的名字叫做叶赫那拉·兰儿，人称慈禧太后。
有关恭亲王与慈禧太后的故事，至今仍然被如此演绎着。中国人很多时候都愿意用这样家长里短的平民心态和八卦视角，来观察那些曾经不可望、更不可及的伟大人物们，以便在艰难尘世中自我宽慰：彼此彼此，无非如此。
八九点钟的太阳
有关恭亲王与慈禧太后的任何八卦，自然于史无征，甚至连那传诵得更为广泛的慈禧太后与荣禄的地下恋情，也只是康有为和梁启超流亡海外后，为了鼓动华侨们捐出自己的血汗钱，而炮制出来的唐人街街头肥皂剧，被英国的无良记者和文人加工后，成为所谓的《慈禧外纪》，成了海内外推崇半个多世纪的“信史”。
即使在入关时豪放不羁的满人，在执政者的位置上坐了200多年后，于礼教这一基本原则，甚至比汉人还能严防死守。当1861年咸丰皇帝在热河与世长辞时，慈禧太后还只是个26岁的“二奶”，作为“大婆”的慈安太后，比她更小，年仅24岁，正是流年不利的本命年。留在北京的恭亲王，刚刚处理完了与英法联军的艰难谈判，英法不仅撤军，而且转过身来协助大清中央镇压太平天国。恭亲王成为令国际舞台瞩目的政治新星，此时，他也只是个28岁的青年干部。恭亲王赶往热河奔丧，想向两位寡嫂见面请安，起初遭到“八人帮”拒绝，理由就是叔嫂私晤，不合礼法。14年后（1875年），同治皇帝过世，他的皇后随即自尽，尽管对其死因有很多猜想，但毫无疑问的是，她立即被中央宣扬为道德模范，树立了有史以来级别最高的贞节牌坊。
恭亲王与两位寡嫂之间的共同之处，关键就是两点：一、深感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八人帮”，日益跋扈，贵为太后和亲王，却毫无尊严与权威；二、他们都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深信世界归根到底是属于自己的，如果不能犯难一搏，今后的漫长人生都将在“八人帮”的阴影下度过。
在打倒“八人帮”的辛酉政变（也称祺祥政变）中，除了主流观点强调的各种利益团体的博弈和斗争外，作为政变发动方的两宫太后和恭亲王，他们那飞扬的青春，无疑是难以忽视的因素。正是这种朝气，形成了他们冒险一搏的勇气，也奠定了之后三十年改革开放（“洋务运动”）的基调。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这次政变的尖刀，对45岁的肃顺和54岁的端华实行外科手术般“精确打击”的，正是时年21岁的醇亲王奕譞（光绪之父、宣统之祖父）。或许，这不只是两个利益团体的搏杀，也是两个时代的格斗。
野史记载，肃顺在临刑前，引唐代杜牧的诗句作为绝笔：“东风不予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七绝《赤壁》），此事果然为真，则“周郎”、“铜雀台”、“二乔”的矛头所指，很值得玩味。而高阳在他那著名的小说《慈禧全传》中，更是绘声绘色地记载道，肃顺在死前跳脚大骂：“恭六，兰儿！你们叔嫂狼狈为奸，干的好事！你们要遭天谴！”凡此种种，皆给热衷阴谋论、酷爱八卦的看客们，留下了极大的想象空间。
一国两制
年轻的叔嫂联手夺得了政权，但在制度设计上却犯了难。
合法掌握着最高权力的，是年仅6岁的同治皇帝，他需要辅政者乃至摄政者。而合法掌握辅政权乃至摄政权的“八人帮”，却已经被打倒，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面对这种局面，叔嫂们创造性地进行了一场涉及根本的政治体制改革：“一国两制”，即太后的“垂帘听政”制度，与恭亲王的“亲王辅政”制度同时并存。
这两种制度，虽然史有先例，但都是权宜之策，并不符合大清“祖制”，更不符合中国传统的防止君权旁落的基本准则。自古以来，后宫、外戚干政都是正统朝廷所不容许的，而且，“垂帘听政”很容易激发人们对武则天称帝的无限遐想。至于历史上的“亲王辅政”，大多都演变成为篡位的悲剧，在通往最高权力的台阶上，这些血缘高贵得离帝座只有一屁股之遥的亲王们，其实是睡在身边的、最为危险的政敌。
在大清国的现实条件下，“垂帘听政”和“亲王辅政”成为唯一的选项，而且，为了防止出现武则天或多尔衮，这两种体制必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这种“叔嫂共和”的权力格局，在清初的孝庄太后与多尔衮的搭档中，已经做过试点，积累了实践经验。但在那个年代，孝庄的权威远不如多尔衮，实际上还是“亲王辅政”一头独大，只是因为多尔衮或出于政治觉悟或出于伟大爱情，才保住了顺治小皇帝的皇位传承。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