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冲进了住宿大楼。我仍能够在灰泥墙上蔓延的菌团和海绵的外壳里看出蝙蝠翅膀的大致形状。
恰卡珊瑚礁的骨架已经顶开了教学大厅的锡皮屋顶，小棚屋成了一摊正在融化的塑料和在褐色烂泥里膨胀起的半透明泡泡。那烂泥碰到哪儿，哪儿就有新的泡泡长出。
礼拜堂已经在一个网状的红色脉络下消失了。就连乔古路上也长满了黄丨色的花和蓝色的桶状物质。恰卡六角形苔藓的触角正向路边房屋伸展。就在这时，中心外的一株荆棘树坍塌消失，腾起一股银色的微小粒子进了下水道。
“人都在哪儿？”我问一个士兵。
“接受净化。”他说。
“可我的家人还在那里！”我朝他尖叫。
他转过了头。
我朝人群叫嚷。我大声喊着爸爸的名字、妈妈的名字、小蛋的名字和我自己的名字。我在人群中挤来挤去，想找到他们。
太多的人，太多的脸。士兵都在看我。他们正在用电台报告，我打扰了他们。任何时候他们都可以逮捕我。更可能的是，他们把我带到一个僻静处，朝我的后脑勺来一枪。太多的人，太多的脸。
我放下枪，伏下身在人群的腿间穿行。
净化，一个联合国用语，联合国东非总部可能已经得到了被污染的记录，去那儿也许能得到家人的消息。
奇罗莫路。我需要交通工具。我冲出人群又开始奔跑。我离开乔古路，穿过体育馆，绕过兰德海路的环形路口。街上还有几辆轿车在行驶。我跑到路中央，朝每一辆向我驶来的汽车举起枪。
“带我去奇罗奠路！”我叫道。驾驶员要么掉头就跑，要么按喇叭，要么咒骂。有人还朝我直冲过来，我一个闪身躲开了，对他们来说，我的动作非常敏捷。“带我去奇罗莫路，否则我杀了你！”武装分子坐在他们的“小家伙”里大笑着叫喊着冲过我身边。没人停下来。大家都见过太多的枪了。
有一队肯尼亚军队驻扎在普瓦尼路上，所以我穿过密密麻麻的棚屋直接上了卡里奥考路。只要我沿着左边的内罗毕河走——它现在已经成了一条堆满垃圾的臭水沟，我将直接到达恩加拉路。贫民窟的人面对我这个拿着枪穿着条纹衣服的魔鬼纷纷躲避。
“别挡我的路！”我叫道。但几乎同时，小巷里所有的人全都直愣愣站着抬头向上望，没人理会我的话。
第十章
在我看见它之前我就感觉到了它。我的皮肤感到了它的阴影带来的凉气。我也停下来抬眼望去。它向我猛扑下来，当时我只觉得——这东西从恰卡的腹地被派来就是专门来对付我的。
“滑翔机”比我想像的还要大，还要阴暗得多。它朝我俯冲过来，我愣了一下，但很快意识到自己手里拿着的家伙。我迅速举起枪朝着黑暗的翼状物射击。我不停地开枪，直到子弹全部打光我还在机械地扣扳机。我站着，颤栗着。
“滑翔机”在我头顶擦身而过，消失在塑料棚屋屋顶的后面。我伫立在那儿，看着手里握着的枪。
刹那间手枪弹膛的边缘长出许多细小的黄丨色花苞。花苞绽开露出晶体，晶体像鱼鳞一样遍布在油亮的黑色金属枪壳上。更多的花苞从枪口长出并从枪筒向下蔓延。晶体逐渐膨胀隆起盖住了扳机。
我像是见了蛇一样立刻惶恐地扔掉枪。我揪扯着头发、衣服，搓揉着皮肤。我的衣服已经在开始变化——斑马条纹外衣正在起泡。
我掏出里面的注射枪，它已经成了一捧黄丨色的晶体和花。我现在没指望救家人了。我把注射枪扔掉。
纳特森和孩子的照片掉在地上，它们先变成泡泡又化成烂泥。
我撕扯着衣服，塑料碎片和孢子从我的手指缝掉落。
我奔跑着，一只长筒靴的鞋跟掉了，我摔倒在地打了个滚又爬起来，我索性脱掉了笨重的靴子。
在我周围，卡里奥考的人都在边逃边用手撕扯着他们的衣服并搓着皮肤。我跟着他们，和他们一样惊慌失措地尖叫着奔逃。
我把衣服都扯光了，根本无暇顾及自己已经赤身裸体了。现在我一无所有了。我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扔了，除了我胳膊里的芯片。两边的塑料和木头的棚屋上都抽出了恰卡的茎和芽。
我们全奔向卡里奥考市场的联合国紧急警戒线。柳条盾把我们挡回去；警棍举起来向我们砸下来，人潮冲上去又被打退回来。一些人抱着打破的脑袋栽倒在地。我奋力挤到警戒线前。
“让我过去！”
我把胳膊从两面防暴盾牌间伸过去。“我植过芯片！我植过芯片！”
警棍在我面前举起来了。
“联合国通行证！我植过芯片！”
警棍朝我砸下来，但被什么东西挡回去了。一个白人的声音叫起来。
“见鬼，她是的！让她从那儿过来！快！”
盾牌分开了，几只手抓住我，把我拽过去了。
“拿点东西给她穿上！”
一件军队夹克披在了我的肩上。我被迅即带离士兵组成的警戒线，来到一部有红十字标记的白色吉普车上。
一个穿着印有红十字背心的白人男子让我坐在车后门的踏板上，用一个扫描仪在我前臂上扫描。注射处的伤口呈青紫色，一抽一抽地痛。
“坦德莱奥·柏。美国大使馆情报联络处。好的，坦德莱奥·柏，我不知道你在那干什么，但你必须接受净化处理。”
一个助理——我猜也是个长官——回到吉普车。
“没时间这样处理了。还有2300个平民等在外面呢。”
军医抬起脸颊：“这不符合程序……”
“程序？”军官说，“让整个该死的城市在我们周围崩溃吗？不过我敢担保，如果美国人知道我们和他们间谍中的一个掺和在一起，那些人准会他妈的发火。一个表面的冲洗就可以……”
他们把我带到一辆有生物危害标记的厢式卡车上。它停在远离其他车辆的地方。我还在因为震惊和恐惧而颤抖。我任由他们剃光我所有的头发，没说一句话。有人温和地脱掉我的军用夹克并指点我站的地方。三个男人打开在卡车一边的高压水管从头到脚地冲我。水很冷，强力的水压让我感到很疼，皮肤像火烧一样。我蜷缩转动身体想避免水柱冲到丨乳丨房和身体其他的柔软部分。在冲洗第三遍时，我这才意识到他们在做什么，想起了自己为什么会到这儿。
“带我去净化！”我叫道，“我要去净化！我的家人在那，你不明白吗？”
那些人根本不听我说。我认为他们甚至不知道他们正在冲刷的是个年轻女人的身体。没人听我说。
我被热风机吹干，得到几件宽松的工作服穿上，然后上了一辆大使馆吉普车的后座，它快速地穿过街道到达机场。
我们没有去机场大楼——如果去那里，我还可以挣脱开他们逃跑。我们穿过铁丝门，笔直前往一架尾舱门已经打开的大型俄国运输机。
一队人正沿着坡道进入机腹硕大的空舱中。他们大多是白人，许多人带着孩子，所有人都背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大家都是难民，就……像我一样。
“我的家人还在后面，我要去接他们。”我对站在坡道前拿着安全扫描仪的人说。
“我们会找到他们的。”他边说边在官方资料库中核对我的芯片（这是我背叛家人的标志），“好了。祝好运。”
我走上金属的活动舷梯，进了飞机。一个穿着制服的俄国女人给我安排了一个中间的座位，远离任何窗户。
我被安全带固定在座位上，浑身打着颤，直到我听见活动舷梯收起来，引擎发动了——我明白自己已经无能为力了，我停止了战栗。
飞机在水泥地上滑行上了跑道。
我心里有个可怕的念头：希望什么东西会坏掉，飞机坠毁让我死掉。因为我想死——我毁掉了拼命想保护的东西，却留下了毫无价值的东西。
引擎的声音更响了，我们一路前进，虽然我只能看到后座和机舱巨大的灰色弧形金属板，但我很清楚我们是什么时候离开地面的，因为我感觉到自己和肯尼亚的纽带扯断了。飞机带着我背井离乡，我的家园在下面渐渐远去。
好了，我要暂停一下，现在开始的地方最好还是让另一个声音来述说吧。
第十一章
我的名字叫肖恩。这是个爱尔兰名字。你可能看出来了，我不是爱尔兰人，我身体里没一点爱尔兰血统，就因为我妈妈喜欢这个名字——三十年前，爱尔兰的东西是很流行的。我可能没法客观地讲述坦德莱奥的故事，对此我很抱歉。
我的天赋是数字。也就是说，我是个难得的会计。我干得很不错，就是不怎么特别地喜欢这行。这也是为什么我的公司只给我一些零碎工作干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在克奈尔街上的非洲·加勒比海·世界饭店。它被称为“我的国度”——菜单每星期都换，用餐环境很棒，音乐好听极了。
去那儿工作的第一天我穿了西装，怀顿——饭店的老板把我取笑了个够，所以我再也不在他们面前打扮了。
平时我就坐在一张桌子边，一边翻看他的增值税账目一边跟着鼓点和贝斯的节奏摇头晃脑。
怀顿总想在账本上耍些新花样，我就负责查看这些小花招哪些可行哪些会捅娄子。然后他在我的咖啡里兑点从牙买加进口的利口酒1打发一个下午——如果我要自己付账似乎是对他的侮辱。
【1利口酒：一种味道强烈的酒精饮料，通常在饭后少量饮用。】
一天怀顿对我说：“你应该来看看我们晚上的表演。很棒的音乐。不是这种砰砰砰的。也不是那些该死的dj放的那种。真正的音乐。现场音乐。”
然而我的伙伴都喜欢那种该死的dj放的音乐和砰砰砰的音乐，所以我（奇qi書）就一个人去了“我的国度”。
门口排了队，但门童点头让我进去了。
我在吧台前的一个椅子上坐下点了一杯特别咖啡——这里最受欢迎的咖啡。
演出已经开始了，舞台正在升起来。那支乐队很擅长让一个地方的气氛活跃起来。舞蹈结束后，首席吉它手向舞台后面做了个手势。一个女孩站到麦克风前。我认出了那个女孩——下午她总在这里做女招待。她是个瘦小安静的姑娘，是不引人注目的那种，但她那头尖刺样的短发除外——好像它们是剃光了头后刚长出来的。
她站在麦克风前腼腆地微笑着，然后开始唱起来。我很好奇自己怎么从没注意过她。这是首抒缓、沉静的歌。我听不懂歌词，我也不需要懂，她的声音说明了一切：错过、伤害和失去的爱。低音和旋律带出了每个音节里的深沉和伤感。她赤着脚，那样子瘦弱得似乎朝她吹口气她就会断成两半，但她歌声中有种石头般坚强锐利的力量在说：我曾经历过我所唱的。时间停滞了，她抓住最后一个音符然后轻轻吐出。
“我的王国”沉寂了片刻，然后像炸了锅似的掌声雷动。
女孩羞涩地行了个屈膝礼，在欢呼和口哨声中下了台。两分钟后她又回来工作，清洗玻璃杯。我不能把视线从她身上移开。五分钟里你就能轻易地陷入了爱河。
当她过来收拾我的杯子时，我所能说的就是：“你……你真棒。”
“谢谢你。”
就是这样。我遇见了坦，朝她说了三个字，然后爱上她。
我一直不会念她的名字。当酒吧下午没人时我们在桌子边聊天，在我扯着嗓子发元音时她总是摇头。
“莱奥。”
“你叫‘阿欧’？”
轻柔的尖刺头会再次摇摇。她也一样发不准我名字的音节。她总是念成修恩。
“不对，应该是肖恩。”
“修恩……”
所以我就叫她坦，对我来说“坦”这个名字就意味着她是惟一、优中之优、群峰之王，永远的第一。而她则叫我修恩，就是英语中的阳光。
一天下午她换班了，我问怀特老板坦德莱奥是个什么地方的名字。
“我的意思是，我知道那是个非洲名字，我能从它的发音听出来，但非洲是个很大的地方。”
“是的。她没有告诉你吗？”
“还没有。”
“等她准备好了就会告诉你的。看来，会计先生，你还真陷进去了。”
两周后的一天她来到我的桌子边，在我面前把一张张表格像塔罗纸牌一样铺在桌子上。它们是社会保障申请表、收入补助、住房津贴。
“他们说你很擅长数字。”
“他们有些夸大其词了，不过我可以看一下。”
我翻了一下表格，“你工作时间太长了……他们想扣你的津贴。这是典型的福利圈套。他们让你干活却不肯付钱。”
“我需要工作。”坦说。
最后一张是安置办公室的收容所搜寻人员表格。我把它抽了出来打开。她一定看见我睁大了眼睛。
“基奇奇，在肯尼亚。”
“是的。”
我看到了更多。
“上帝。你从内罗毕出来。”
“是的，我从内罗毕出来。”
我有些迟疑地问：“是不是很糟？”
“是的。”她说，“我很糟。”
“我？”我说。
“什么？”
“你说‘我’，‘我’很糟。”
“我的意思是它，它很糟糕。”
沉默让人很不舒服，甚全是致命的。几个星期来我一直想说的话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我能带你去什么地方吗？现在？今天？等你干完活，你想去吃点什么吗？”
“我很愿意。”她说。
怀顿放她早点下班。我带她去了唐人街里一家很有名的餐馆——那里的服务生在你进去前会问你想花多少钱。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当第一道菜端上来时她问。
“尝尝看。你会喜欢的。”
她用筷子拨拉着馄饨。
“馄饨不好吃吗？”
“现在我想告诉你关于内罗毕的事。”她说。
端上来的食物很贵、很丰富、造型也很精致，但我们几乎一点都没动，一道菜接一道菜几乎原封不动地又撤回了厨房。
坦述说着她的故事：基奇奇的教堂，内罗毕的难民营，民防队女郎的生涯，恰卡毁了她的家人、她的事业、她的希望、她的家园，几乎毁灭了她的全部生活。
我在电视上看到过进犯的恰卡。和大多数人一样，我把它当作自己生活的背景音乐：哦，哇，有个能不断生长的外星生物控制了南半球；这可太糟了，狩猎旅游和里约热内卢的狂欢要泡汤了；真是混帐，下次世界杯足球赛看不到巴西队了。不过仅此而已，我们真正关心的是下周制桶公司的账要到期了；缅因路球场的股票正被看好；利率又涨上来了。异乡了，感伤的异乡人。另一个人道主义灾难。我感受着内罗毕——世界头号大城市陷落，试图让自己相信这不是好莱坞电影，这不是布鲁斯·威利在对抗机器人，而是一千二百万人在被黑暗吞噬。
和我的大多数朋友、同事不一样，当我想像着恰卡的壁垒向内罗毕市中心的高楼靠近时，我感到身体里有什么东西在痛苦地搅动，像是在我心上踢了一脚。没多久，我已经绕到了粉饰太平的世界背后，看到了真实的生活。现在黑暗已经把真实生活的一支触角伸向了曼彻斯特的大街上。
在最后一张饭桌的最后一支蜡烛边坦告诉我她和其他的肯尼亚人是怎样来到法国的戴高乐机场，在欧洲限额难民营混乱地过了几个月——感受着落后、文化冲击、像狗屎一样的穷困潦倒，直到在一个阴沉潮湿的夏天到达英国。
听到这些，我沉默了，我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安慰她。后来我说：“你愿意和我回家喝杯酒或咖啡，或者随便什么东西？”
“好的。”她的嗓子因为说话太多变得沙哑低沉，反倒更具魅力，“我很愿意。”
我留给服务生一大笔小费。
坦很喜欢我的房子。这么大的空间让她惊讶。
我让她舒服地盘坐在沙发上尽情享受宽敞的感觉，我则去开了瓶酒。
“这真不错。”她说，“温暖、宽敞、漂亮，又是你自己的。”
“是的。”我俯下身吻了她。
还没等自己意识到，我已经抓起了她的胳膊，轻吻着她芯片周围泛红的肌肤。
那晚坦和我睡在一起，但我们没有zuo爱。她蜷缩着躺着，纯真无邪地枕在我的腹部睡到天亮。她经常在梦中哭叫。她的皮肤有股非洲的味道。
那些杂种取消了她的住房津贴。坦非常气愤。房子是她的一切。她的生活就是在寻找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安全、可靠、稳定。
“你有两个选择。”我说，“一，放弃这里的工作。”
“永远不。”她回答，“我工作。我喜欢工作。”
我看到怀顿在吧台后面闪闪发光的玻璃杯前笑了。
“那么，就只有第二个选择了。”
“是什么？”
“搬来和我住。”
她花了一个星期考虑。我理解她的犹豫——我的家是安全、可靠、稳定的地方，但不是她自己的。
星期六我接到了她的电话，问我能否帮她搬家。于是我去了她在索尔福德1的公寓。
【1索尔福德：英格兰西北部的一个自治市，位于曼彻斯特市附近的曼彻斯特船道旁边。】
房间简陋寒冷，家具都是救济商店的，装修很难看。房间里有麻醉品的味道。电视机有声音，却没图像；三个不同的内置扬声器在各唱各的。
当坦在收拾她的东西时，她的室友们好奇地盯着我看，好像我是从恰卡里出来的什么东西。
坦拎了两个袋子——一个装着衣服，一个装着唱片和书。我把它们塞进汽车的后备厢，她和我回了家。
我和坦开始了一起的生活。
她跟着我放的音乐哼着歌，把她的书放在书架上，衣服放进抽屉里。不管有没有理南，她都喜欢点上明亮的蜡烛。她极其重视清洁，总是要在浴室里花许多时间，用掉成卷的厕纸。她不愿向我借钱，总是谨小慎微地管理着她那一点点财产。
她仍在“我的国度”工作，每个星期五唱歌。每次她站在舞台上都会让我心醉神迷。
她话不多，在我看来这让她有种忧郁深沉的特殊魅力。她也很少笑。不过一旦她微笑，那种美丽激荡得我神魂颠倒，犹如匕首插在胸口上的那种尖锐的幸福感。
性是一种不同的尖锐快乐——但似乎对她来说很困难，zuo爱时她总是很紧张。我想她能从中感受到愉悦，但她谨慎地控制着……那是属于她的，是她自己的。她从不让自己沉溺在快乐的享受中。在内心她还是只惊魂未定的小动物。她比自己的实际年龄看起来成熟得多。不过在我们跳舞的时候，有种力量——和她的歌声中相同的力量——激活了她的身心，让她散发出迷人的性感魅力。这让我惊讶地看到了一个开朗的、生机勃勃的、活泼的18岁少女。
她爱我。我也爱她，爱得那么强烈，简直有些疯狂。我会凝视着她忘记了自己在做的事……我会贪婪地看着她打电话，看她如何拨弄着电话线，看她怎样盘着腿看电视，看她早晨怎样刷牙。我会在晚上醒来，只为了看她熟睡的样子，检查她是否在呼吸。我神经质般地莫名恐惧着，害怕会有什么东西把她从我身边带走。
她在冰箱上贴了一张非洲的卫星照片。她指给我看云层下那些圈形恰卡移动的痕迹。每星期她都更新一张。一周周过去，那些圈融合了。我们生活在一起，那些圈也合并了。时间流逝。她的家园被夺走了。她的父母和妹妹还在那下面，在那些蓝白相问的云层下。这些圈环正逼得他们走投无路。
她从不让自己忘记是她舍弃了家人。她从不让自己忘记她是个难民。这使她显得更沧桑，从某方面说，比我还苍老。她之所以整天忙忙碌碌地收拾屋子就是为了好让自己没时间去想这些。只要注意力稍有些分散，所有痛苦的往事就都会浮现出来。
星期天她喜欢为我做饭，每次经她这么一折腾，厨房里在接下来的一周都会留下一股驱之不散的怪味。她煮的饭菜其实很难下咽，但我从没告诉过她。
我坐在厅里望着她边哼歌边剁着从加勒比海商店买来的东西，我喜欢看到她从不向外人展示的另一面。突然，我见她放下刀，用卡兰京语骂了一声，把手指放进嘴里吮。我像子弹一样快速地冲过去。
“该死，该死，该死。”她咒骂着。伤口很深，血从她的食指涌了出来。我把她的手指放在水龙头下用冷水冲，然后去找药箱。很快，我带着纱布、橡皮膏和拯救世界的架势回来了。
“没事了。”坦举起手指说，“好多了。”
刀口已经消失了。没有血，没有伤疤。只留下一条微微隆起的红色长条痕。
我亲眼看着条痕也在慢慢消失。
“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坦说，“但它好多了。”
我没再问下去。我不想问。我不想让坦的生活更复杂，增加更多的麻烦，她在过去遭受得够多了，太多了。我知道这一定和外星生物有关；没人的伤口会像这样痊愈的。我以为只要我不理会它随它去，我们就不会再有麻烦，但我却没料到后来的爆炸。
有些该死的新纳粹或其他什么人经常炸同性恋酒吧。伦敦、爱丁堡、都柏林等地都有这样的爆炸案，而且总是发生在星期五下午——工作结束，周末开始的时间。曼彻斯特一直保持着警戒。所以那些爆炸者选择了星期二的午饭时间，把半公斤裹了钉子和刀片的塞姆汀塑胶炸药1放在克奈尔街一个酒吧外的桌子下。没人死亡，但一位坐在旁边桌子的女士失去了膝盖以下的双腿，还有超过五十个人受伤。
【1塞姆汀塑胶炸药：一种炸药的商标名称。】
坦正要去上下午的班。炸弹爆炸时离她只有二十米远。在电台里播放新闻的同时我收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
“把这他妈的工作放在那儿。别干了。”老板威利命令道——我哪里还用得着他下命令。
曼彻斯特皇家医院的急诊室一片混乱。我看见医生们一路小跑着奔来奔去；一有人进来大伙就都抬头看看是谁，一个个都神情紧张害怕不已；警察在做笔录；走廊上都是手推车。我想这情景也许和内罗毕的最后时刻有点像。
接待处让我在一个房间里等一位医生。我恰好在走廊上就遇见了要见的医生——一个身材娇小，一脸疲惫的中国女孩。
“哦，基登先生。你和柏小姐住在一起，是吗？”
“是的，她怎么样了？”
“嗯，她被送来时全身多处受伤，上身、左脸、左上臂和肩膀……”
“噢，天啊。她现在怎么样了？”
“你自己去看看吧。”
坦正沿着走廊走过来。要不是她穿着医院的病号服，我发誓她和早晨离开我时没什么两样。
“修恩。”
伤痕已经从她的脸上和手上消失了。一种可怕的预感笼罩着我，如此强烈冷酷让我不寒而栗。
“我们想留她做进一步检查，基登先生。”医生说，“你应该能想像到，我们以前从没见过像这样的事。”
“修恩，我好了，我想回家。”
“只是要确认一下，基登先生。”
我给坦带了一袋衣服什么的日用品，接待处让我去加护病房。我跑上六楼的病房，心里像要着了火似的害怕得要命。
【1塞姆汀塑胶炸药：一种炸药的商标名称。】坦在一个满是白色仪器的密封房间。她看见了我，从床上跳下来跑到窗户边，把手贴在窗户上。
“修恩！”她的声音从一个扬声器传出来，“他们不让我出来！”
另一个医生把我带到隔壁的一个房间。里面有两个警察和一个穿制服的男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基登先生。柏小姐，她是肯尼亚难民？”
“你他妈明知故问。”
“放松些，基登先生。我们已经为柏小姐做了些检查，我们在她的血液里发现了富勒烯毫微处理机。”
“毫微什么？”
“就是通常所说的恰卡的孢子。”
坦，德斯特女郎，朝滑翔机射击、射击、射击；枪在她手中开出了花；贫民窟在她身后融化；她脱光所有的衣服；她叫喊着把手臂穿过盾墙，我植过芯片，我植过芯片！士兵剃光她的头，用水管冲她。她曾经把那些东西塞在身体里偷运过，把它们卖给美国人。
“噢，我的上帝。”
小房间有扇窗，透过它，我看见坦坐在一把床边的塑料椅子上，垂着头，手放在大腿上。
“基登先生。”穿制服的男人亮出一个塑料证件夹，“我是罗伯特·麦克戈雷隆，移民安置署的。你的，哦……”他朝窗户点点头。
“伴侣。”
“你的伴侣。基登先生，我必须告诉你，我们不能保证柏小姐继续留在这不会造成公共健康危害。她的难民身份是由许多条件决定的，其中之一是……”
“你他妈的要驱逐她……”
两个警察动了一下。我意识到他们来这里不是为了坦，而是为了对付我。
“这是公共卫生事件，基登先生。一开始她就不应该被允许进入我国。我们不知道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你应该想想该做什么，已经做的，和正在做的。我必须考虑公众的安全。”
“去他妈的公众安全！”
“基登先生……”
我走到窗边。用拳头敲着用铁丝围起的玻璃。
“坦！坦！他们想要驱逐你！他们要把你送回去！”
警察把我从窗户边拉走。坦似乎在远处无声地呐喊。
“看，我并不喜欢这样做。”穿制服的男人说。
“什么时候？”
“基登先生。”
“什么时候？告诉我，她还能待多久？”
“通常他们被拘留一段时间，有上诉的有限权利。但作为公共卫生事件……”
“可你看起来是要立刻把这件事办好。”
“给我的命令是立即执行，基登先生，我很抱歉。这些警官会和你一起回家。如果你能收拾一下她剩下的东西……”
“至少让我和她道个别，上帝，你欠我的！”
“我不能，基登先生。有污染的危险。”
“污染？我都和她待了六个月了。”
警察把我带了出去。
医生走过来对我说：“基登先生，这些在她血液里的毫微处理机……”
“那就是害她被驱逐的东西。”
“那个富勒烯……”
“她愈合得很快，我看见了。”
“它们做得比这多，基登先生。她将永远不会生病。而且有迹象表明它们能阻止细胞分裂时端粒染色体的损耗。”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她的年龄将增长得比我们慢得多。她的预期寿命也许是，我不知道，两百……或三百年。”
我愣住了。警察也愣住了。
“还有更多的。我们在她的大脑里观察到奇特的组织结构。我能形容它们的最好说法是，毫微处理机看来重新激活了死亡的神经细胞并组成了一个补充的神经系统网络。”
“一个多余的大脑？”
“一个辅助的大脑。”
“它能用来做什么？”
“应该说你不想用它做什么，基登先生。”他的手捋了捋下巴，“这一小部分是纯粹做推测思考用的，但是……”
“但是？”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她完全控制着它。我想——这只是一种理论——通过这个辅助大脑她能够和毫微处理机互相作用。她可以让它们做她想做的事。规划它们。”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我苦涩地说，“这会让我好过些。”
我带警察回到家里。我从书架上拿下坦排列得整整齐齐的书和cd，从抽屉里取出她叠得方方正正的衣服，从浴室拿出她的日用品，把所有东西装在她搬来时带来的两个袋子里。我把袋子交给警察，他们拿了它开车离开了。
我永远没机会向坦说再见。我永远不知道她是乘哪次班机，从哪个机场离开，以及何时离开这个国家的。
一张玻璃窗后面的脸——那是我最后的回忆。我害怕的事——令我神经质的，不知来自何处的东西——已经把她带走了。
坦走后，我很长一段时间都病恹恹的。感受不到阳光，忘记了雨和风的存在，没了白天或时间的概念，只有一个永恒的、尖锐却无声的哀怨萦绕在我脑海里。同事们有意表现得和平常一样以免让我更难过。周围没人时，他们会小心翼翼非常体贴地问，感觉怎样？
“我感觉怎样？”我告诉他们，“我像是被一颗高速子弹击中了，我死了，什么也不知道。”
我让其他人来接管“我的国度”的财务工作。
怀顿打电话给我，但我不想和任何人讲话。他派人送来一瓶牙买加进口的好酒和一张便条：“来看我们，任何时候都行。”
威利安排我休假去看一名心理医生。
他的名字叫戈雷格，是个所谓以客户为中心的专家，也就是说我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谈多久就谈多久，他都会听着。
开始几次，我谈得很少。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很傻，另一部分原因是我不想谈，即使是对一个陌生人。但谈话还是在不知不觉中起了作用。
有一天我终于开始意识到坦只是走了，但并没有死。她最后一张非洲的照片还贴在冰箱上，我看着照片，看到了一些新东西：在下面，在云层下的某个地方，坦就在那儿。
认识的微妙改变却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我像一个在黑暗中寻找自我的人。他以为自己是在一个房间里，没有门也没有窗户，永远找不到出路。但他听到了声音，脸上感觉到触摸，嗅到了一种细微的气息。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根本不是在一个房间里——他就在外面：脸上感受到的是轻风的抚摸；听见的是夜莺的歌唱；闻到的是夜晚悄然绽放的花朵芳香；在他的头顶——是熠熠群星。
我告诉了戈雷格这些感受，他什么也没说——这些自诩以客户为上帝的家伙从来就是什么都不做。但在那次谈话后我开始上网寻找坦德莱奥·柏。信息资源公开法案使我能够进入移民服务中心的数据库。
坦已经乘一架秘密军事运输机去了蒙巴萨。蒙巴萨的联合国难民署安排她去了里寇尼12号——城市南部的一个新难民营。她在11月12日被转移。
又花了两天时间我发现坦德莱奥·柏在三个月后去了一个叫北萨布鲁的地方。医学记录说她身体状况还好，有些疲劳和脱水，已补充了糖和盐水。
她还活着。
冬天的第一个星期一，我回去工作。我已经休息了一个季度了。就在这个星期五，威利给了我一张从网上征兵署打印下的表格。
“我想你需要改变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