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答案，寂静，悬挂着的十字架说。
“这不是答案！”我朝着十字架尖叫着，“你甚至都不明白我的问题，你怎么会是答案？你有什么力量？没有。你什么也不会做！他们需要的是我，不是你。我要去做你做不了的事。”
我没有从礼拜堂里跑出来——既然你不再相信上帝你就用不着慌张地跑开——我走了出来，毫不理会周围那些人看我的眼神。
第七章
第二天早晨，我去内罗毕找工作。为了省钱，我走着去。到处都是人，有的在和朋友闲逛，有的在路边卖金属的木炭炉子或手电筒，人们买卖一些从报废的金属和旧轮胎上拆下来的东西，还有些人手抱着膝盖蹲在他们的棚屋外聚在一起。但很少看到女人，她们一定把自己锁在了家里。
我讨厌那些男人上上下下打量我时的眼神。他们有种猥亵的目光，看见任何东西都只想着能从中捞到什么好处。我必须装得很穷才不会被打劫，要看起来面黄肌瘦，弱不禁风才不会遭到性骚扰。可我仍然感到不安全，直到市中心的高楼大厦林立在我周围，绿黄相间的公共汽车在街上喷着尾气，白色的联合同汽车在马路上风驰电掣。
我首先跨进了一家大型旅馆的后门。
“我会洗菜、打扫、招待客人。”我对一个穿着灰白色制服的下级厨师说，“我肯干活，人老实。我父亲是个牧师。”
“你，还有你们那一千万穷鬼。”厨师大声吼着，“给我滚出去。”
然后我去了美国有线新闻网大楼。大楼线条粗犷，很是雄伟。我紧跟在一个摩托擎陕递员身后溜了进去，走到接待处那个漂亮的接待员那儿。
“我想找份工作。”我说，“什么工作都行，我什么都能干。我会泡茶，我会影印，我会算账。我英语说得很好，还会一点法语。我学东西很快。”
“今天这里没有丁作了。”接待员说，“以后也没有。记住，下次要赶快。”
我又去了莫伊大街上亚洲人开的店。
“工作？”店主说，“我们现在连自己都养不活，哪顾得上什么内地来的难民。”
我又去了基玛锡街上的批发商那儿，不管是在市场，还是在小摊贩那儿得到的都是一样的回答：经济不景气，没有生意，没有工作。
我又到街上的叫卖小贩那儿碰碰运气，他们用防水油布兜着廉价的清仓货物在人行道上卖，但他们脏话连篇，行为猥琐，让我恶心。
我沿着乌胡鲁高速公路走了五公里，到了奇罗莫路的联和国东非总部。门口的士兵甚至都连看都没看我一眼。他只注意到轿车和越野车，对他自己国家的人却不屑一顾。一小时后我毫无收获地离开了。
在回家的路上我拐错了弯，走到了一个我不认识的社区。有些灰色的两层楼房子，底层的店面不是被烧毁了就是用厚铁门锁上了。一些成捆的电缆散落在街上，一圈垒着一圈，沉甸甸地堆在地上。我能听见声音但周围却看不到人。声音是从一排商店后面的小巷传来的。
我走过去一看，整个社区的人大概都挤进了那条小巷。即使是在圣约翰营地我也没见到过一个地方有这么多人。小巷里塞满了人，人群推搡着，像一片乌云在缓缓移动。声音嘈杂得令人难以置信。在巷尾我瞥见一辆大大的黑色外国轿车，崭新锃亮，一个男人坐在车顶。他被无数双伸出的手所包围，仿佛人们在向他朝拜。
“出了什么事？”我朝任何能听见的人大声问。人潮汹涌着。我站在原地没动。
“雇佣。”一个平头男孩回头叫道，他瘦弱得像个女生。他见我仍很疑惑，就说，“瓦太克尼。是资料处理的日班工作。联合国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把我们当成狗屎，但我们却有能力帮他们做纳税申报单。”
“报酬很高吗？”
“有工资。”
人潮再次涌动起来，我被挤了出去。一辆新的轿车出现在我身后。人流像一群振翅的鸟群转了回来把我推向打开的车门。
几个戴着墨镜的彪形大汉走了出来，他们给瓦太克尼的经纪人开辟了点空地。他是个卢希亚族人，个子矮小，嘴唇很薄，穿着长长的白色带风帽的外衣，戴着相同的墨镜。他扇动着一叠纸片。我的手本能地伸了过去，然后我发现自己得到了一张纸。上面只印着一个词：尼帕塔。
“是密码。”那个瘦弱的男孩说，“好让你进入系统。”
“去那儿，去那儿。”大块头男人中的一个指着巷尾的一辆旧公共汽车对我说。
我赶紧跑向汽车。我能感到至少有一百个人紧跟在我后面。
另一个彪形大汉站在汽车门口。
“你说什么语言？”他问。
“英语和一点法语。”我告诉他。
“你他妈的浪费了我时间，小鬼。”他咆哮道。他从我手里扯过纸条，用两只手使劲把我推开。
我摔倒了。看到了后面践踏上来的无数双脚，我立刻顺势滚到车底下，从汽车的另一边爬出来。我不停地跑，直到离开了瓦太克尼的社区，走到有人的大街上。
我没注意那个瘦弱的男孩有没有得到纸条，我希望他能成功。
“招募歌手”——在一个通往二楼的街面楼梯上挂着这样一个告示。我的才能在信息技术市场上没有用武之地，不过还有其他的市场。于是我上了楼。楼梯通向一个很暗的屋子。一开始我什么都看不清，只闻到屋里有股啤酒、香烟和爆米花的味道。直觉告诉我里面有好几个男人。
“你的告示上说要招聘歌手。”我对着黑暗的房间叫道。
“那么，进来吧。”一个低沉、阴暗、沙哑的男声响起，仿佛是从一间年代久远的小棚屋里飘出来的。
我硬着头皮进去了。等我的眼睛适应了里面的黑暗，我看到了一些桌子、几把倒放在桌子上的椅子、一个吧台和一个略高的舞台。有张桌子周围晃动着几个深暗的影子和一些烟头闪烁的火光。
“让我们看看你。”
“在哪儿？”
“那里。”
我走上舞台，一束光猛地打下来，刺得我眼睛都睁不开。
“把你的衣服脱了。”
我犹豫着，然后解开衬衫的纽扣。衬衫滑落到地上，我站在台上用胳膊护着胸部。我看不见那些男人，但我能感到那些龌龊的眼神。
“你就像个基督教小孩。”沙哑的声音说，“我们要看的是女人。”
于是我松开了双臂。站在水银灯下的几分钟好像有几个小时那么长。
“你不听听我唱歌吗？”
“姑娘，我相信你能唱得像个天使，但如果没有体型……”
我穿好衣服，系好扣子——穿上它比脱下它还要让人害羞。我走下舞台。男人们开始继续谈笑风生。
在我走到门口时，那个黑暗低沉的声音叫住了我：“你能为我捎个东西吗？”
“沿着这条路为我跑个腿。”
一只握着个小玻璃瓶的手伸到我面前。门口射进来的阳光把玻璃瓶照得闪闪发亮。
“沿着这条街？”
“去美国大使馆。”
“我能找到那里。”
“很好。你把它交给一个人。”
“什么人？”
“你告诉门口的警卫。他会知道的。”
“他怎么会知道我？”
“就说你是从布若泽·德斯特那来。”
“那么布若泽·德斯特会给我多少报酬？”
那个人笑起来：“足够多的。”
“事成之后付现金？”
“当然，做生意就这一种方式。”
“说定了。”
“好姑娘。嗨。”
“什么？”
“你不想知道那是什么吗？”
“你想告诉我吗？”
“它们是富勒烯1。是从恰卡那弄来的。你知道恰卡吗？它们是来自外星球的孢子。美国人想得到它们。他们能用它造东西，能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造出一切。你明白吗？”
【1参见上一个注释。】
“不是很明白。”
“算了。最后一件事。”
“什么？”
“你不要用手拿着它。你也不能把它带在身上。不能让人发现。你懂我意思吗？”
“我想是的。”
“舞台后面有些女孩用的更衣室。你可以用其中一间。”
“好的。我能问个问题吗？”
“尽管问吧。”
“这些……富勒烯。这些恰卡的东西……如果它们……在我身体里面漏出来怎么办？”
“它们从不侵蚀人体。这个。你可能用得上。”一样东西在空中划了道弧线抛向我。我接住了它……是一管荫道凝胶润滑剂。“能起点润滑作用。”
我在去后台前还有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选我？”
“作为一个基督教小孩，你身上有种相当阴暗的力量。”那声音说，“那么（奇qi書），你叫什么名字？”
“坦德莱奥。”
十分钟后我已经上了路，带着一小瓶塞在我荫道里的富勒烯，经过所有的联合国检查站和安全哨，走到了美国大使馆门口。门口有两个戴着白色头盔，穿着白色长统橡胶靴的士兵。我选择了其中一个有着一口漂亮牙齿的大个子黑人，我告诉了他来意。
“布若泽·德斯特叫我来的。”我说。
“请等一下。”这位海军陆战队士兵说。他用对讲机做了通报。一分钟后，大门缓缓打开，一个小个子白人出现了，他的头发用摩丝梳得根根向上竖起。
“跟我来。”他说。他带我去了安全部的厕所，我在那取出了货物。作为交换他给了我一张背面有个美国总统肖像的扑克牌。那是尼克松的头像。
“你如果不带了这个回去，你会死的。”他告诉我。
我把扑克牌给了那个自称是布若泽·德斯特的人。他付给了我一卷先令，还让我星期二再来。
我把报酬的三分之二给了妈妈。
妈妈像在祝福似的双手握紧钞票。“你从哪儿得到的？”她问。
“我找到了一份工作。”我回答。我希望她能问下去，可她再没说什么。她用钱为小蛋买了衣服，从市场买回了水果。
星期二，我又去了二楼那间满是啤酒和烟味的俱乐部，把另一个货物塞在下身带给大使馆里那个梳着刺头的男人。
第八章
我就这样做了“信使”。我成了链条上的一环，从乞力马扎罗云雾缭绕下的传奇城市越过恰卡的边缘，穿过联合国的封锁线，到了内罗毕的一家俱乐部，然后进入我的身体，再到美国大使馆。不，我说得不对。应该说我是八百年前就开始的锁链的一环，从蛇夫座十七号星云的光射向地球开始，从美国大使馆到美围政府，再到一个头像出现在扑克牌背面的男人——而这扑克牌就是我的安全通行证，锁链从他又延伸向一个没人猜得出的未来。
“它让他们害怕，所以他们想要得到它。”布若泽·德斯特告诉我说，“美国人总是想要得到让他们恐惧的东西。他们认为这些富勒烯会给他们的工业生产带来优势，使他们的经济坚不可摧。事实是，它们会毁掉他们的工业，摧毁他们的经济。有了这些东西，任何人都能造出他想要的东西。他们的自由市场经济是经不住这样的打击的。”
我做信使的时间并不太长。对于社会上众口一辞的观念我总是表现得很反叛，布若泽·德斯特就欣赏我这一点——我成了他的私人助手。我制定交易，做记录。陪德斯特参加和其他谢里夫1大佬的谈判。恰卡离我们更近了，昔日的宿敌需要结成联盟，现在街上的武装分子因为共同的利益而需要组成同盟军。
【1谢里夫：原指乡村警察或郡长，文中意为黑社会老大。】
一天，布若泽·德斯特送给我一件用丝绸包裹的礼物。我打开了它，那是一把枪。
我的第一反应是害怕：一个十六岁女孩应该得到这样一个礼物吗？这意味着把别人的生或死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会吗，我能吗，用它对准一个鲜活的肉体？不过很快一种强大的力量蔓延到我的全身——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掌握了权威。
“别太喜欢它了。”布若泽·德斯特警告说，“武器不能让你安全。这个世界没有地方是安全的，对你，对任何人都一样。”
在回乔古路的路上，我把枪贴近皮肤，它像是团罪恶的烈火在我身体里燃烧。把它放在我们家里是不可能的，但金属加工厂的西蒙为我藏钱已经有一阵了，他会很高兴把枪藏在松动的砖头后面。他想使使那枪，我不答应，我猜在我离开后他还是会试试它的。每天早晨我把枪拿出来，再拿出一些吃午饭和用于贿赂的钱，然后就去工作。
有了口袋里的枪和钱，布若泽·德斯特的警告看起来是那么迂腐、胆小怕事。我年轻、灵活、聪明。只要我喜欢我就能让世界变得安全或危险。但在我十七岁生日后的第二天，他所说的事实还是出现了。
那天天很晚了，外面一片漆黑，我从教会成员中心外的马他图下车——父母不再问我那么晚去哪里了，也不问我的钱是从哪来的，这也证明了父母和我有多疏远了。
我立刻就感到有什么不对劲，你如果是在街上混的，感觉就会变得很灵敏。人们在空地上不知所措地乱成一团。什么地方有女人的尖叫。我找到西蒙。
“出了什么事，我妈妈呢？”
“是耕地。他们冲进了耕地。”
我推开那些愚蠢、慌乱的基督徒。已经到了成熟季节了，玉米高过了我的头，黑黝黝的甘蔗发出轻轻的塞搴声。我在耕地的小径上迷了路。月亮躲在云后，城市的灯火照亮了天空但并没有投射光线。我循着声音走，直到看见了茎秆间的亮光：是火把和黄丨色的沥青火焰。声音现在靠近了，很嚣闹。是些人，喧哗的人。喧哗的人群总是让我不安。顾不上小心庄稼，我从玉米地里冲出来，撞落了许多成熟的玉米棒。
教会成员中心的妇女站在被践踏的庄稼地边。玉米、土豆、甘蔗、大豆都被踏倒了，拔了出来，剥了下来。
她们面前的是一群贫民窟的人。男人手拿火把和收割工具。女人的康加里盛满了偷来的食物。孩子的篮子和布袋里装满了掉落的豆子和掰碎的玉米。他们毫无羞耻地面对我们。在踏平的铁丝网外，更多的一群人等在市场前；这群鬣狗，如果暴民赢了，他们会冲进来加入抢劫，如果暴民输了，他们就会鬼鬼祟祟地溜回家。他们的数量比女人多。
二十比一。但我很镇定，我手里有枪。
“滚出这里。”我对他们怒吼着，“这里不是你们的地方。”
“也不是你们的。”领头的人说，他瘦得像具骷髅，光着脚，穿着一条破牛仔裤和一件破烂的肥料公司的t恤。他左手举着一盏罐头做的油灯，右手拿着弯刀。“它是从恰卡那借来的。恰卡会拿回去的。没人能拥有它。在它全部被夺走以前我们要拿我们能拿的。”
“去向联合国说去。”我叫道。
领头的摇摇头。人群又向前走了几步。妇女们忿懑地嘟哝着，紧紧地抓着锄头。
“联合国？你没听说吗？他们正在减少救济的努力。我们被留给了仁慈的恰卡。”
“这是我们的食物。我们种植它。我们需要它。离开我们的土地！”
“你是谁？”领头的讥笑着说。人群举着镰刀继续前进。
笑声激起了我身体里的黑暗面——这点布若泽·德斯特早就看出来了。它使我变得像战士一样好斗。愤怒和力量充斥着我的大脑，我拔出了枪，把它举过头顶。砰、砰、砰，枪声刺破暗夜。其后是比枪声更加让人震惊的寂静。
“怎么？这个孩子有把枪。”那个饥饿的男人说。
“这个孩子也会开枪。你会是第一个死的。”我说。
“也许。”领头的说，“但你只有三发子弹了。我们有三百双手。”
贫民继续前进，妈妈把我拉到一边。
他们在收割我们的玉米和甘蔗，一把把弯刀映射出黄丨色的火光。他们后面紧跟着妇女和孩子，在捡拾、筛滤、收集漏下的粮食。三百双手像蝗虫一样啃噬了我们的庄稼。
枪突然像杠铃一样沉重起来，迫使我放下了手臂。我记得自己因为挫折和羞愧而哭了。他们人太多了。我的力量、我的决心、我的武器根本算不了什么；只不过是盲目的勇敢、自负和虚伪的炫耀。
到了早上，田里一片狼藉，到处散乱着茎、秆和扯碎的叶子。没有一个可以吃的果实留下来。早晨，我等在在乔古路边，竖起大拇指要拦一辆马他图，我背着的运动背包里是我全部的财产。我又要开始做个难民了。那场争执是短暂的，无声的。
“这是什么？”母亲没有碰那支枪，她只是用手指着床上的枪质问我。
父亲对此甚至连看也没看。他弓着背坐在一张又深又旧的扶手椅上，低着头盯着自己的膝盖。
“你从哪弄来这种东西？”
我身体里的黑暗力量仍然很强大。在面对一群暴民时它失败了，但用来对付父母是绰绰有余了。
“从一个谢里夫那儿。”我说，“你们知道谢里夫是谁吗？他是个大人物。在他那儿我把恰卡的孢子藏在身体里，再把它们卖给美国人、欧洲人，任何愿意买的人。”
“不许这样跟我们说话！”
“为什么我不能？除了坐在这等待事情发生，你又做了些什么？我来告诉你惟一会发生的事：恰卡会到来，毁灭一切。至少我已经为这个家尽了自己的义务！至少我没让全家都被赶进下水道！至少我们不用去偷别人的食物！”
“污浊的钱！肮脏的钱，罪恶的钱！”
“当初给你钱时你可是很高兴的。”
“如果我们知道……”
“你问过吗？”
“你应该告诉我们。”
母亲无言以对。她再次指了指枪，仿佛它是所有堕落的证明。
“你用过它吗？”
“没有。”我回答，等着她骂我是个说谎者。
“今晚你不是要用它吗？”
“是的。”我说，“我会用的，只要我认为它能起作用。”
“你到底是怎么了？”母亲说，“我们都做了些什么呀？”
“你们什么也没做。”我说，“这正是问题所在。你们放弃了。你和他一样只会呆坐在那里。”父亲始终没说一个字。“你坐在那儿，什么也不做。上帝是不会来帮你们的。如果上帝能，他会派来恰卡吗？上帝已经让你们成了乞丐了。”
这时父亲从他的椅子里站起来。
“离开这个房子。”他用非常平静的口吻说，我注视着他，“带上你的东西。走吧。现在就离开。你不再是这个家里的一员。以后也不要再回到这来。”
因此我带上装了我东西的包，把枪放在裤子里，钱放在鞋子里，走出了家门。
我觉察到了从每个房间，每个帐篷，每个小棚屋里投射来的目光，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基督徒也会拥有贫民窟的那种眼神。
布若泽·德斯特把俱乐部后面的一个房间给我住。我猜他也许想借这个机会和我上床。
这里气味恶浊，晚上又喧闹不堪，我还经常不得不离开房间给做生意的妓女腾地方，但它毕竟是我的家，我相信自己是自由快乐的。但布若泽·德斯特的话像施在我身上的诅咒，就像有些人只要看上别人一眼就能让人遭殃，我知道自己永远不会有安宁。
你什么也没做——我已经控诉了我的父母的什么都不做，但我都做了什么？等恰卡来了我能做什么？
几个月过去了，恰卡的边缘到了穆兰加，到了噶尼亚瀑布，到了锡卡，布若泽·德斯特的诅咒依然控制着我。
我看到政府在卡车和汽车的护卫下离开内罗毕前往蒙巴萨。在海尔塞拉西大道的咖啡店——我总是在那给我的信使买早餐咖啡——我看见长长的车队用了一个半小时才全部通过。
一群捣乱分子乘着武装巴士在大街上乱窜，像放烟火似的放着曳光弹，直到联合国的重型军用运输车来驱赶他们。
我蹲伏在路边的沟里躲避正在为抢劫油箱而进行的激烈交战。之后我爬起来去了莫伊电信塔的观察站，看见战斗的浓烟在郊区燃起，在远处映衬着火光的薄雾边缘，在南面和北面，除了斑驳的暗褐色地面和贫民区飞扬的尘土外，就是恰卡的奇形怪状的颜色。
我看到报纸宣布2013年，7月18日，两个恰卡的边缘将相遇，内罗毕将不复存在。哪里是安全的？冥冥之中我似乎听见德斯特的声音。你打算做什么？
面对一个人死亡的最后时刻还算是容易的。一口气吐出再没有吸进。心脏停止跳动。血液变凉继而凝结。最后的意识在大脑中渐渐淡去。但如果是在死亡刚开始时就没那么容易了。不是吗，比如，当身体进入最终的衰竭？当第一个细胞变黑成了癌？当我们把自己的dna传给人类新的一代，我们自己的基因变成多余？当我们出生时？一个公务员告诉过我，在他们填好你的出生证明时，他们也准备了你的死亡证明。
内罗毕的死亡也是一样的。全世界通过间谍卫星和摄像飞船看到了它死亡的整个过程。作为一个城市，要确定它终结开始的时间更加不容易。有人说是从联合国撤出内罗毕，整座城市不设防开始。有人说是在恩巴卡西的电力工厂关闭，输送到海岸的燃料和电力被切断时。有人说是在第一个孵化塔出现在西地的大街上时；电视新闻的画面上六角形的恰卡苔藓缓慢淹没了“欢迎到内罗毕”的路牌。对我而言，它是从我和布若泽·德斯特在楼上俱乐部后面的房间睡觉开始。
我告诉他我是chu女。
“我总是把你当成一个基督教孩子。”他说。虽然我的童贞使他兴奋，但他从没有试图强迫或无礼地侵犯我。
当时我很紧张，口干舌燥，都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只是假装很享受它。事实是我根本不明白所发生的一切。我干吗要做这事？似乎这样才能证明我已经是个很出色的年轻罪犯，只有这样才能把我的生活和我的城市联系起来。
虽然他很温柔体贴，但我们再没有睡在一起。
内罗毕的最后几个月是艰难的时光。有时候日子是那么难熬，我们只能靠回忆一些美好的、光明的事情来度过。我试着诚实坦然地面对最后的时间。
现在我十八岁，自我离开乔古路已经有一年了，我再没看见我的父母和小蛋。我承认自己很骄傲，抱怨父母，也腮陡害怕，但没有一天我不惦记他们，心中充满了对亏欠他们的内疚。
第九章
恰卡自两面进攻：一个从南面推进；一个从北面突袭穿过曾经富饶的西部郊区和格罗夫花园区。肯尼亚军队在那防御，向被称之为“长城”的植物壁垒发射迫击炮，用炮轰来攻击孵化塔。但这就像是在向大海扔石头一样毫无效果。
在南边，联合国把国际机场以各种价格开放。在他们之间，街头的武装分子像街上的野狗似的互相厮打。同盟形成又在同一天瓦解。邻居反目为仇，兄弟互相残杀。内罗毕市中心的林荫大道上散布着子弹壳和烧毁的武装巴士残骸。坐落在莫伊大街上的橱窗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没有一家商店能在洗劫中幸免于难。在所有这些之间还有一千二百万居民和民防队。
我们也结成了自己的联盟——民防队。我们和莫穆比达成默契，他们刚和哈兰血腥地结束了协议；哈兰是谢里夫巨头之一，他们和黑狮达成了一个秘密协议；黑狮想在恰卡走后成为新秩序的主宰。愚蠢、自负的索卡小子已经在一夜之间被炬目东狮分队一扫而光。改装的小巴士和足球队队服根本打不过俄国产的装甲运兵车和光散射战斗服。德斯特的联合也是不稳定的：民防队很有钱也很有影响，但没什么力量。除了我们那上个世纪中叶研制出的ak一47步枪和酷酷的街头制服——在最后的日子里，每个人都有一套制服，我们什么也没有，甚至连索卡小子也能打败我们。我们是罪犯，不是斗士。
北边的里穆鲁、提贾尼、基亚布。南边的阿锡河、马塔西亚、恩巴卡西。这里恰卡吞了一所房子，那里恰卡吞了一所学校、半个教堂、四分之一的街道。每天50米。不会更快，也不会更慢。
当东非保卫军的司令部宣布恰卡的边界到了恩加拉，我开始转移。我穿着德斯特女郎的制服——聚氯乙烯材料做的斑马条纹的长外衣，它正好遮住了我的热裤。
我乘了辆出租车去美国大使馆。司机从河边绕道而行。
“‘滑翔机’落在了里穆鲁路上。”司机解释说。
“滑翔机”的样子吓了我一跳，它们像是从孵化塔上飞出的一些巨大的塑料蝙蝠，在空中盘旋，等待降落，伸展翅膀越过城市上空撒下恰卡的孢子。在我看来那些就是黑暗的死亡之翼——我的脑海里还保留着很多旧约全书里的想像。
军队打掉了附在塔上的一些，直升机在空中又打掉了几个，但仍有不少已经把孢子撒下来了。
内罗毕正在从内部被吞噬。
河边曾经是个富人区。但现在一辆坦克颠倒着泡在一个游泳池里，一座网球场上散布着激战中的死掉的人的肿胀尸体。迷彩的恰卡悄然而至，树丛外我看到了扇形的淡紫色珊瑚礁。
我让司机等在大使馆外面。使馆的空地上挤满了卡车。一队队士兵和工作人员拎着板条箱和机器上了这些卡车。那个黑人海军陆战队员已经认识我了。
“你们要走了吗？”我问。
“是的，女士。”水兵回答。
我把自己的枪交给他。他点点头让我进去。
人群在走廊上推推搡搡，穿梭着搬运成堆的纸张和印有“美国政府所有”字样的盒子。到处都能听到碎纸机的声音。
我找到了要找的办公室。那个叫纳特森的刺头男人正在往他的桌子上垒纸箱。
“我们今天不做生意。”
“我来这不是为了交易。”我说。我告诉了他我来这儿的目的。他看着我，那表情像是我告诉了他世界是由毛线构成的，或是恰卡已经倒退回去了。因此我在他的桌子上理出一块空地，把我带来的照片摊在上面。
“请你告诉我，因为我不明白这些有趣的东西。”我说，“是不是因为他们太年轻了，所以你不能把男孩和女孩区分开来？这也太亲密了吧？”
“混蛋。你不会把它们公开的。”
“已经公开了。如果我每周没有向使馆人事处网站发送一个密码的话，这些资料就会自动下载。”
假使纳特森手里有枪的话，他一定会立刻向我开枪的。
“我根本就不该信任一个拿肉体和外国人做交易的女人。”
“我们都在出卖自己，纳特森先生。你说怎么办？”
“等在这儿。要想离开这个国家你需要植入芯片。”他迅速走出了房间，我待在办公室里研究起墙上挂着的总统像。我对这些具有总统特质的脸部特征很熟悉——也许是因为办公环境的影响——我认为总统的长相都差不多。
这时候纳特森拿着个像大号皮下注射器一样的金属塑料制的装置回来了。
“姓名，地址，社会保障号。”
我把这些给了他。
他轻按了注射器一边的几个微小开关，然后他抓住我的手腕，把针头扎进我的前臂。一声滴答声响起，我感到一阵尖锐的疼痛但没叫出声。
“祝贺你，你现在是美国军事情报部门的一员了。我希望这针他妈的够疼。”
“确实很疼。”血顺着手腕淌下来，“我还需要三个。这是名字。”
除了纳特森和赤身裸体的孩子在床上不堪入目的照片外，我拿出了家人的照片。纳特森把芯片注射枪扔给了我。
“这个。拿去吧。给你这该死的东西。他们不会注意到少了一支的。它使用起来很方便，只要拨一下这个和那个。”
我抄起照片连同芯片注射枪一起放进了口袋。我穿过走廊上熙熙攘攘的人流，踏着满地纸张走到外面的亮光下，我感到皮肤下的芯片在颤动。
回到俱乐部我把金子付给司机——金子和可卡因是现在惟一接受的硬通货。几个月之前我就把所有肯尼亚先令换成了克留格尔兰特1——现在的汇率不太好。
【1克留格尔兰特：南非的货币单位。】
我慢慢走上俱乐部楼梯，进入了……屠杀现场。
昏暗的房间里到处是弹壳。吧台上散落着打碎的玻璃酒瓶，浓郁的酒气溢了出来。桌子四分五裂地倒在地上。椅子也翻倒在地，砸得粉碎。尸体七倒八歪地躺在碎片中，俱乐部的男人们难看地摊着四肢横在地上。地毯上浸透了黏稠的鲜血。苍蝇在尸首上嗡嗡乱飞。我看见了德斯特女郎——我的姐妹们——散乱地躺在地板上，头发、皮肤和条纹制服浸满了鲜血。我在这些尸体间游移，这情景让我想到了在高地平原上的斑马，被狮子袭击，四肢、肌肉、皮肤被撕开。血的腥臭是种可怕的东西——你没法把它从身上去掉。
我看见布若泽·德斯特背靠着舞台，他的头被打烂了。
我们的联盟终结了。
突然有一个声响，我转过身，拔出了枪。我看着手里的枪一躺在地上的这些人手里也握着枪，可他们都成了死人。我害怕了。我迅即跑出了俱乐部，冲下楼梯奔到大街上。
我像疯了一样，手里举着枪，朝着街上的人尖叫，敞开的外衣随着我的奔跑飘向身后。我竭尽全力地飞奔。
我跑向家，跑向乔古路，跑向我丢在那儿的亲人。没什么能阻止我，没什么敢阻止我，我手里还握着枪。
我要回家，我要摆脱这些疯狂。我要告诉家人——联合国要为我们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带我们飞离这里。我们要飞到不需要枪，不需要难民营，不需要救济的地方，飞到能再次找回自我的地方。
我就这么穿着我的外衣和笨重的靴子一路跑着，路过废弃的乡村巴士终点站边的棚屋，绕过兰德海路上的金属路障，穿过垃圾场，跨过了卢萨卡路——那儿有两辆公共汽车在燃烧。我跑到了乔古路。
有人堵在路上——许多许多人；有汽车——白色的联合国汽车；还有士兵——很多士兵。我看不到教会成员中心。我冲进人群，用枪托朝他们击打，推开挡我路的人。
“别挡我的路，我要回家！”
有人用手抓住了我，一个肯尼亚士兵抓住了我的肩膀，把我拽开。
“你不能进去。”
“我的家人住在这里，在教会成员中心，我需要见他们。”
“任何人不得人内。这里没有教会成员中心了。”
“你什么意思？你在说什么？”
“一个‘滑翔机’落下来了。”
我挣脱开他的手，奋力穿过人群一直走到士兵组成的警戒线。一排悍马越野车和装甲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