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蛋抓住我的手。我想我一定是惊讶地张大了嘴巴，久久合不上。
“来呀，”长官微笑着说，“你不是想看恰卡吗？”
他把我们交给一个高个子的美国人，他长着红头发、红胡子还有蓝眼睛。他叫拜伦，说一口糟糕的斯瓦希里语，当小蛋对我说“他看起来像个吸血鬼”时，他根本听不懂。
“我会说英语。”我对他说，他这才松了口气。
他带着我们乘牵引车到了中间最高的一幢楼。它是白色的，上面有蓝色的unecta字样，在字的下面有个名字奇*书*电＆子^书——尼安达鲁瓦考察站。
我们走进一个金属小笼子。拜伦关上门按了个钮。笼子立刻贴着高楼直冲上去。我要告诉你，货运电梯要比任何关于强盗杀人的故事都可怕。我拼命抓着扶手紧闭着眼睛。我能感到整个基地在我脚下摇晃。
“睁开眼睛吧！”拜伦说，“你要老是闭着眼睛就看不到恰卡了。”
第五章
当我们升到高过树顶的位置时，我面前的视野豁然开阔。尼安达鲁瓦考察站正沿着阿波戴尔山脉的东面斜坡移动；恰卡像是铺在床上前延展开。
它看起来仿佛是有人剪下许多彩色的纸环，把它们撒在了山坡上。恰卡沿着山脊和山谷前进，这是它惟一按照我们的地形地貌做的事。它完全是其他的什么东西。那颜色是那么明亮，鲜艳得有些傻气，我几乎要笑出声了：紫色、橙色、大量的粉红、深红，还有叶脉状的明黄丨色。真实的东西，有生命的东西是不会有这种颜色的。这像是好莱坞的骗人把戏——计算机做出的电影特效。我猜咱们离恰卡的边缘有一公里。它不是个很大的恰卡，不像乞力马扎罗的恰卡，那家伙吞噬了莫施和阿鲁沙以及所有山脚下的大型坦桑尼亚城镇，现在正在前往内罗毕的半路上。拜伦说这个恰卡大约有5公里宽，开始显示出典型的形状——系列圆环。我试着辨认出细节。我想这会使它显得更真实些。我看到混杂着金属丝颜色的礁石状东西。还看到一排暗红色的树，笔直向上，升到难以想像的高度。树干像长矛一样竖直光滑。树叶像伞一样聚拢在一起。在它们的后面，我看见有个东西像冰山一样露出一个角；还有的像张开的手指，升向天空；有的像蘑菇做的炼油厂；有的像大脑、扇子、拱顶、足球。此物像彼物，就是不像它自己。所有的东西都在向我靠近。但是我知道它不会抓住我。至少不会在我所逗留的这个地方抓住我——基地正在远离恰卡，以每天50米的速度，向阿波戴尔山脉的山脚下撤退。
我们还在继续向楼顶上升，笼子在风中晃悠。我感到一阵恶心，惶恐地抓紧扶手——它对我来说才是真实的。我闻到了风中恰卡的气味。虚幻的东西总是没有味道的。恰卡闻起来有股肉桂、汗水和土壤混合的味道。它闻着像是雨后腐烂的水果、柴油和混凝土的味道。像妈妈打扮一新出门访客时的味道。像从婴儿嘴里喷出的牛奶味道。它闻起来像电视机，像树下的理发师给我父亲剃头时用的推剪，像妇女在耕地里开辟的那一块摆放贡品的圣地。每种气息都唤起了我对基奇奇、我的生活和周围人们的记忆。气味搅动着我从小到大所感受过、经历过的所有事物的回忆。恰卡对我来说变得真实了，我意识到它将吞噬掉我的世界。
我站在那儿，竭力想把所有已经或将要被这些圆环夺走的回忆保存在脑海里。
这时电梯门打开了，一个穿着褪色牛仔裤和丛林靴的白人出现在门口。
“拜伦，”他叫道，随即注意到有两个肯尼亚小女孩和拜伦在一起，“她们是谁？”
“我叫坦德莱奥，这是我的妹妹。”我答道，“我们叫她小蛋。我们来看恰卡。”
这个回答显然逗乐了他。
“我叫谢泼德。”他握了握我们的手。他也是美国人，“我是巡回行政主管。就是说我世界各地到处跑寻找对付恰卡的办法。”
“那你找到了吗？”
他一下噎住了，我感觉自己问得太唐突了。然后他说：“来吧，我带你们转转。”
“谢泼德，”吸血鬼拜伦说，“交给你了。”
他带我们进了基地。
一个房间里都是白人，比我一辈子见过的白人都多。每张桌子上有台电脑，但人们——大多数都是穿着邋遢的男人，他们的胡子从来没刮过——似乎更喜欢坐在别人的桌子上，连比带划语速很快地讲话。
“非洲人不允许在这吗？”我问。
谢泼德笑起来。我说的每句话他都恭恭敬敬地对待，仿佛那是从智慧的老梅兹嘴里讲出的。
他带我们进入项目预测室，环形的大桌子上电脑在运行庞大的程序：预测着现在的恰卡，五年后的恰卡，以及当它遇到从南方来的兄弟时的情况——两个恰卡会一起吞掉内罗毕，就像两个老头为了一根甘蔗争执不下。
“那吃了内罗毕后它们会离开吗？”我问。地图上显示着所有恰卡覆盖下的旧城镇和村子的名字。当然，名字没有改变。我伸出手触摸着地图上的基奇奇，它也会这样的。
“我们没法预测得太远。”他说。
我思索着：整座城市在恰卡明亮的颜色下消失，就像灰尘被踏进了地毯里。所有的生命、历史和故事。我意识到一些名字，比如城市、国家、历史事件，那些重大的名称将会失落。
随后我们下了几级金属楼梯到了“标准实验室”。里面都是从恰卡采集来的标本，它们全被储藏在密封的环境中。一个试管里有一小束精致的真菌，一个圆柱形的罐子里放着一撮蓝色海绵样的指状物，一箱一平方米大的恰卡爬满了箱子的四壁甚至爬到了箱顶上。有些容器是那么大，人们可以在里面走来走去。所有人都严严实实地裹在宽大的白色制服里，墙上有些管子和他们的衣服连接，从外面看去管子和恰卡错综复杂地缠绕着，很难说哪里是管子的尾，哪里是恰卡的头。看起来，那些具有奇异条纹和图案的叶子比起unecta穿着白色制服的工作人员显得还要自然些。毕竟外星生物最后还是在属于它们自己的正确的世界里生长。
“每样东西都必须隔离开来。”谢泼德说。
“是不是因为一旦出了这儿，它就会开始攻击和成长？”
“你说对了。”
“但我听说它不会攻击人和动物。”我说。
“你从哪听来的？”谢泼德问。
“我父亲告诉我的。”我小声地说。
我们又下楼到了陆地绘图室，这里有一面墙大小的电子图片，是从卫星上拍摄的地球。这个图像对每个人来说都很熟悉：虽然在我父母的祖先看来，要是听说世界是球形的，却没有绳子把它固定住一定会大笑不止。
我久久地注视着图片——这是一件本该看了后不会大惊失色的事——但我看到地球脸上刻着的伤痕，它就像一个几里亚马族妇女脸上文的图案。云层下，南美洲、南亚、非洲大陆上星星点点的明亮色彩已经超过了褐绿色的大地。有些色块很大，有些只是斑点，但所有的都是精致的圆环。其中就有一个在非洲东面。这就像是大地生了病。
我终于明白了：恰卡不仅是肯尼亚的问题，甚至不单单是非洲的问题，而是整个地球的问题。
“它们都在南半球。”我说，“北半球一个也没有。”
“没有一个生物包裹落在北半球。我们相信恰卡受到了一些限制。它没有从南极到北极覆盖整个世界。它似乎被限制在了南半球。”
“你认为它们为什么只落在南半球？”
“根本没什么理由。”
“你们只是这么希望。”
“是的。我们希望是这样。”
“谢泼德先生。”我说，“为什么恰卡要夺走我们南半球的土地却对你们北半球的富人的土地碰都不碰？这不公平。”
“宇宙没有公平，孩子。这点你大概知道的比我更多。”
我们又下到了恒星绘图室——另一个暗暗的房间。
屋子里布满了星星，它们在屋子的中央形成一条带状，星星密集地簇拥在一起互相间紧密连接，它们的光芒模糊成了一片固定的白色。
“这是银河。”我说。我在格蕾丝家的电视上看见过，电视机已经被他们带走了。“是的。银河。多好的名字。”
“我们在哪儿？”我问。
谢泼德走到靠近门的地方，指着靠近他腰部的一个小星星。它周围画了个红色的圈。要不是这个圈，我看他未必能从这么多白色的小星星中把它找出来。看到我们的太阳是这么小这么普通，多少让人有些失望。
我问：“那么，恰卡是从哪来的呢？”
这位unecta官员用他的手指在墙上划了一条线。他走向房间的另一边，走了一半，他停住了。他的手指停在一个有着彩虹般色彩的旋涡上，它璀璨得像团焰火。
“蛇夫星座17号。这只是个名字，没什么重要的。重要的是它离我们很远很远……即使光——要是有什么东西能走这么快的话——也要八百年才能到那里，它不是行星，甚至也不是恒星。它是我们所说星云，介绍一大团发光的气体形成的云。”
“人们怎么能住在云里？”我问，“他们是天使吗？”
谢泼德又笑了。
“没有人，”他说，“也没有天使。只有机器。但不是你或我所认为的机器。那更像是有生命的机器，而且非常非常小。甚至比你身体里最小的细胞还要小。这些机器都只有原子链大小，它们能移动周围的其他原子，因此能够复制它们自己，或者复制任何它们想复制的东西。我们认为那些气体云就是成兆成万亿个微小的活机器所组成的。”
“没有植物和动物。”我说。
“是的，没有植物和动物。”
“我以前从没听说过这种事。”
它有种天然的宏伟气势，令人激动。但就像太阳，如果你太靠近观察它就会受到伤害。
我再次看了看那个彩色的旋涡，它和恰卡留在地球上的伤疤是一样的颜色。我又回头看了看靠近门边的小点，是它给予我光和热。比较房间的其他星星，它们两个看起来都很小。
“为什么这样一个东西会从那么远的地方跑到我们肯尼亚来？”
“这确实是个问题。”
这些就是unecta的长官能让我们参观的所有科技工作室，所以谢泼德带我们下去看了员工生活、吃饭、休息的地方；他们看电视、看电影、喝酒、喝咖啡的地方；还有他们锻炼的地方，他们似乎很喜欢在这里穿着不伦不类的衣服做大量的运动。走道里挤满了人，大家趴在地上做运动，就像四条腿的小狗，懒散地挤作一堆。
“这地方有股白佬的臭味。”小蛋直截了当地说。她也不想想也许这个谢泼德听得懂斯瓦希里语。谢泼德先生笑了。
“谢泼德先生，”我说，“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他疑惑了一会儿，后来想起来了。
“解答。哦，是的。那么，你认为呢？”
我的脑子里充斥着各种疑问，我又提出了一个对我而言特别重要的问题。
“我想要紧的是，人们真的能在恰卡中生活吗？”
谢泼德打开了一扇门，我们站在了一个轨道站的巨大金属平台上。
“那个，我的小朋友，那是个甚至不允许我们去想的问题。”他边说边护卫我们上了平台楼梯。
旅程结束了。我们看到了恰卡。我们看到了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未来、我们在星星中的位置——这些事对乡村教区的孩子来说都太大太遥远了。他们在研究这些问题，这些人和大多数白佬不一样，我相信他们会找出答案的。
下到了带着刺鼻柴油味和链锯轰鸣声的红色泥地，我们谢了谢泼德博十，他看来很感动。显然他是这里的一个有权力的人。总之，他派了一辆unecta的“陆地巡洋舰”1送我们回家。
【1陆地巡洋舰：丰田越野车的一种型号。】
我们的脑袋里装满了看到的新奇事物，都想不到告诉司机让他在下个村子就让我们下车自己走回去。事实上，我们一路招摇地坐着越野车在大路上笔直开过去，路过了哈兰的店，标致汽车站和在树下读报纸的所有人。
然后我们见到了爸爸妈妈。这下可糟了。父亲把我带到书房。我站在那，他坐着。他拿着卡伦金语圣经——那是主教在他的神职授任时给他的，这样他就可以总是从嘴里讲出上帝的话来了——他把圣经放在我和他之间的桌子上。
他告诉我，我欺骗了父母，还让小蛋误入歧途，我撒谎，偷东西——当然不是指上帝的钱，因为上帝不需要钱，而是和我朝夕相处的村民的钱，是我每个星期天唱歌祈祷时站在我身边的人的钱，我辜负了他们的信任。
他说这些时心平气和，直截了当，都没有提高嗓门。
我想告诉他所有我看到的事，是的，我撒谎了，我骗人了，我从基奇奇的基督徒那偷走了钱。但我看到了，我了解了。我看到太阳迷失在上百万颗其他的太阳中。我看到这个世界——被认是上帝创造的最独特的世界——小得几乎看不见。我看到了那些人——耶稣是如此热爱并为其罪行而牺牲的人们——他们正试图研究那些活的机器：每个都比最小的东西还要小，但聚集起来却是如此庞大，穿越它们组成的集体要花许多光年。我了解了和我们信仰的东西如此不同的事物，我想告诉他全部，但我什么也没说，因为父亲做了件难以置信的事。
他站起来——没有叹息，没有言语，甚至没有任何愤怒的神情——他打了我一巴掌。
我踉跄着倒在地上，父亲的行为比我脸上的疼痛更让我震惊。随后他做了件更加不可思议的事。他坐下，用手抱着头，开始哭泣。
现在我非常害怕。我跑去找妈妈。
“他受了惊吓，”妈妈说，“胆小的人经常会本能地反击他们害怕的东西。”
“爸爸有他的教堂，有他的职位，有他的圣经，什么东西会吓着他？”
“你。”妈妈说。
这个回答和爸爸打我一样让我不知所措。
妈妈问还记不记得在教堂的争执后父亲骑着雅马哈消失了一个星期的事。我说记得。
“他向南，到了内罗毕，甚至更远。他想去看看他害怕的事，他看到了——光凭他的信仰，他不能打败恰卡。”
父亲在书房里待了很长时间。然后他走到我身边，跪下来，请求我原谅。他说，这是圣经的要求——不要让太阳在你的愤怒中落下。虽然还在遵循圣经的原则，但从那天开始父亲逐渐消沉并和我疏远了。这就是生活：一系列的衰亡、谅解和新事物的开始。
和生活一样，基奇奇也在一步步逼近死亡。
那天早晨，外星生物珊瑚礁似的螺旋体越过了山谷隘口的树梢，基奇奇这时候只剩下20户人家了。
破晓后不久unecta的卡车来了。它们是些肮脏的苏丹军队的车，二手的俄国货，漆得乱七八糟，还喷着黑烟。当我们看见黑人士兵走下车时？大家都很警觉，因为我们听说过关于非洲人落在其他国家的非洲人手里所遭遇的可怕的事。我不信任他们的长官：他非常瘦，刮过的脸颊一侧有个奇怪的凹陷，就像月球表面的坑洞。
所有人在教堂前的空地上聚集起来，打好的包裹就堆在周围。
我们家有十二包用康加包扎的行李；我拿着收音机和一些罐子。爸爸的书用绳子扎好同定在红色摩托车的油箱旁。
月亮脸的长官摆摆手，第一辆卡车倒过来放下门。一个士兵跳下来，打开放在车门口的折叠沙滩椅，拿着夹纸板和铅笔坐下。
第一个装车的是库里雅一家，他们一向争强好胜特别霸道。他们把孩子们抱上卡车，然后递上包裹。
坐在沙滩椅上的士兵看了一会儿然后摇头说：“太多了，太多了。”他用蹩脚的斯瓦希里语说，“你必须减少些东西。”
库里雅先生皱了皱眉，用眼睛丈量了一下后车厢的空间，拿下了一包衣服。
“不，不，不。”士兵说着站起来，用铅笔敲敲他们的电视机。另一个士兵过来从库里雅先生的手里抱走了电视机，搬到停在路边的一辆小卡车上。
“现在，你上车。”士兵命令道，并在他的夹纸板上打了个勾。
如此野蛮的行为。光天化日之下的犯罪。没人注意。没人关心。没人说一个字。
我们家“留下”的是那辆摩托车。父亲的脸因为愤怒而绷紧了，他眼睁睁看着那些暴徒违反上帝的戒律，但他连一声都没吭就放弃了摩托车。长官把它推到一群士兵那儿，他们正蹲在一堆熄灭的火堆旁。这群人兴高采烈地围着摩托车，用他们的贼手发动引擎。从那以后每次我听见雅马哈的引擎声都会向外张望一下，看着是不是我们那辆被抢走的红色山地摩托。
“上去，上去。”强取豪夺的家伙说。
“我的教堂。”父亲突然叫着跳下卡车。刹那间一排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对准了他。父亲举起手回头望着我们。
“坦德莱奥，你应该看看这个。”
长官点点头，枪放了下来，我也跳下车。我跟着父亲走进了教堂。我们走上过道。祈祷书都放在长凳上，编织跪垫整整齐齐地搁在教堂的靠背长椅上。我们进入小礼拜室，我曾经在那偷了捐款盘里的钱。父亲从已被洗劫过的橱柜里拿出一个被砸瘪的红色汽油罐放在祭坛上。他举起圣餐杯，奉向上帝，然后往杯里倒满了汽油。他转过身面对着圣台。
“耶稣基督的血使你的生命永恒。”他高高举起杯子，然后把它倒在圣坛白色的桌布上。一个动作太快了我没有看清——父亲点了火。黄丨色的火苗蓦地一下窜起。我哭了出来。我想父亲已经随着腾起的火焰彻底心灰意冷了。他转向我。火焰在他身后翻涌。
“现在，你明白了吗？”他问。
是的。有时候亲手毁灭你所挚爱的东西要比让人把它从你身边夺走或留给外星人要好。等我们回到卡车上时浓烟从屋顶涌了出来。苏丹士兵只是饶有兴趣地看着火，享受着毁灭带给他们的兴奋。毕竟这只是座外国上帝的教堂。
老基库比实在是太老了也太笨了，不懂得逃跑，他又在玩“坐在卡车前”的把戏。每次士兵把他拉开，他又急速地跑回原来的地方。以前他经常这么做。我们后面的卡车开始发动，驾驶员没有注意到这个破衣烂衫的脏家伙飞奔过来。随着一声尖叫，基库比被车撞倒，轮子从他身上碾了过去。
我们沿着山谷的路离开，从恰卡方向吹来的风夹带着教堂的烟尘笼罩着我们。基奇奇的教区消失了。
第六章
时间把每样东西都改变为它原来的相反面。年轻人长大，纯真无知变成了世故老到，坚定执著变成了犹疑不定。从生到死。在内罗毕最后的漫长日子里，时间正在把它变得像恰卡一样。一千万人口挤进了环绕市中心高楼的简陋小棚屋。每时每刻都有更多的人进来。他们从北方和南方，从峡谷省和中央省，从以比锡、纳瓦沙，从马金杜和基奇奇源源不断地拥来。
以前内罗毕是个很优越的城市。现在它却成了难民营。过去的大型绿地变成了活动屋问被人践踏的烂泥地。街道绿化带的树被砍倒做了引火木。就像珊瑚岛上的漂流者，难民在马路的环形路上建起村落，足球场和运动操场上也人满为患。武装的巡逻警察每天都要从两条机场跑道上赶走擅自占住者。铁路被弃置了，南北方向的通道已经切断。目前有一万人居住在被遗弃的车厢、车棚和轨道两旁。国家公同成了个脏乱不堪的杂物间，堆满了燃料和建筑材料。野生动物要么逃跑了要么被当作食物宰杀。内罗毕的空气里充斥着柴油味、呛人的烟雾、还有下水道的恶臭。贫民窟向四面延伸至20公里。取水要花一个小时的路程，污浊的饮用水臭气熏天。和恰卡一样，棚屋也在每时每刻一户户地增长——系起几片塑料布，把几个纸板箱堆在一起，在报废的马他图里安个家，支起偷来的砖、麻袋布和锡皮。城市和恰卡变得越来越相似，互相蔓延伸展。
我不太记得初到内罗毕头几天的事了。事情来得太多太快——麻木了我对现实的感觉。没人需要知道我们的名字，我们穿过一排排白色的帐篷寻找自己的号码，其他游荡的难民望着我们木然地做着该做的事。大多数时候，我的耳朵里总是充斥着尖锐的嚣叫，想哭却哭不出。
这是个讽刺：我们从圣约翰来，现在我们又到了圣约翰。
这是座新的营地，靠近主机场的南边。1832。一个号码、一顶帐篷、一盏油灯、一个塑料水桶、一把米铲。每一百个帐篷有一个供水的龙头和一个厕所。下水道就在我们门前过。恶臭熏得我们难以人眠，随后又是夜晚的寒冷让人辗转反侧。廉价的帐篷很单薄，在晚上根本起不了任何保护作用。我们在毯子下蜷成一团。没人想第一个哭，所以也就没人哭。在大型飞机起飞降落和人们吵闹打斗之间也没一刻安定。第一晚，我听到了枪声。我以前从没听到过，但我很清楚那就是枪声。
在这个圣约翰，我们不再是显要的人。我们什么也不是。我们就是1832。即便是我父亲牧师的硬领也不能赢得尊敬。第一天他去水管那儿打水，被一个年轻人揍了，他抢了爸爸的塑料水桶。硬领成了对上帝背叛行为的象征，父亲不再戴他的硬领了。不久，他根本就不出门了。他独自坐在帐篷最里面听收音机或者看书。圣约翰已经毁了与父亲生命息息相连的东西。我想在我们被营救前，爸爸就会撑不下去的。
在一个像圣约翰这样的地方意味着你快死了。在前往食品供给车的路上你能看到那些正在迈上死亡之路的人——他们坐在帐篷前，抓着脚趾，摇晃着，茫然地看着地面。
我们在营地里待到第十五天——我用烧过的火柴在帐篷的墙上做记号算着日子——那天我们听见一辆车停下，有人在喊：“乔纳森·柏。有人认识牧师乔纳森·柏吗？”我认为即使是耶稣叫父亲的名字他也不再会惊讶了。
我们的救星是牧师斯蒂芬·伊莱扎克，他逃到了乔古路的教会成员中心。以前他和我父亲一起在神学院上学；他们曾是很要好的足球队拍档。我父亲还是伊莱扎克孩子们的教父；而伊莱扎克牧师好像也是我的教父。他把我们塞上一辆白色尼桑小面包车的后座，面包车的一边写着“大声赞美上帝吧”，另一边挤挤挨挨地写着“用索特里尔琴1和竖琴赞美上帝吧”。他从一帮年轻人不满的喧嚣声中驶离，那些人似乎对坐在教堂车里的基督徒很愤怒。
伊莱扎克解释说他是通过网络找到我们的。大型的教区正在召集一些牧师。柏正是他们在寻找的一个。
【1索特里尔琴：一种古代弦乐器，用手指或一个拨片拔弦演奏。】
因此我们到了乔古路。教会成员中心曾是一个古老独立的教学中心，还带有一幢现代的两层住宿楼。不过这里很早以前就人满为患了，现在每个开放的空地上都支满了帐篷和木制的棚屋。我们在金属加工厂的车间旁有了两间房。它们挺舒适，就是太狭小，一到工人开工时就非常嘈杂，而且没有什么私人空间。
教会成员中心有座白色的小礼拜堂，样子像个鼓，盖着茅草屋顶。帐篷和斜顶棚屋拥挤在礼拜堂周围，但保持着一段敬畏的距离，因为礼拜堂是庄严神圣的。许多人到那里祈祷。许多人背着其他人在那里哭，只有在礼拜堂里哭泣才不会像脏水那样四处传染。我经常看见父亲去小礼拜堂。我想过要靠在门口听听看他是在祈祷还是在哭，但我没那么做。无论他在那儿寻找什么，看起来都不能再使他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了。
我母亲试图把乔古路变成基奇奇。在住宿楼后面有块干枯的草地，远处是条敞开的排水沟。排水沟外就是一排篱笆和一条路，这条路对面是乔古路市场一它的名字就写在锈迹斑斑的锡皮屋顶上，在市场后面就又是棚屋了。
这块地没人用而且是开放的，母亲和另外一群妇女想把这块地开垦成耕地。伊莱扎克牧师同意了。她们用车间里一些报废的汽车零件做了几把鹤嘴锄i“，刨开地，种了玉米和甘蔗。
【1鹤嘴锄：在柄的右边安装有与柄成角度的扁平刃的挖掘工具。】
到了夏天，庄稼茁壮生长起来，而乔古路市场周围也已经被棚屋挤满了，棚屋把市场团团包围，无数屋顶和墙把市场遮盖住了。但棚屋没有侵占耕地。这块地像是受了神灵庇佑。女人们锄着地，和着收音机的音乐唱歌，聊着家常，小蛋和克洛伊族女孩拿着棍子追逐着肥大的下水道老鼠。有一天我看见田边的一角放了几杯啤酒、几小碟玉米和盐——一块和基奇奇一样的圣地，我明白耕地是怎么被保护的了。
母亲把这当作基奇奇，但我看得出它不是。
在基奇奇，男人不会站在铁丝绕的篱笆边这样直盯着看。
在基奇奇武装直升机不会像秃鹰一样掠过头顶。
在基奇奇漆着明亮色彩的马他图来来往往地鸣着喇叭，但不会有重型武器架在车顶，后座上也不会有穿着运动服的男孩四处张望寻找可以抢夺的东西。
在内罗毕出现了新情况——拿枪的武装团伙。男人——通常是年轻人——组织成团队，他们有汽车和武器，还穿着任何可以拿来当制服的东西。有些人只有12岁左右。他们给自己的团伙起了各种名字，例如：黑狮、黑犀牛、艾伯奈特、基督徒联合阵线、黑塔利班。他们喜欢黑色这个词，听起来很有威慑力。团伙这些武装分子有着和他们的名字一样的世界观和信仰。他们有自己的地盘，整天在街道巡逻向人们宣告他们就是法律。他们用枪击穿膝盖骨1，焚烧车胎来执行他们的法律，用ak一47自动步枪来保卫他们的街道。我们知道当恰卡到来时，他们会像扑在内罗毕尸体上的鬣狗一样撕斗争夺地盘。
“索卡小子”是我们的地方军队。他们穿着运动装，长及膝盖的足球队队服，还把个足球队的标志印在他们的“小家伙”上——他们这样称呼武装的马他图。他们的旗帜上是一个放在绿草地上黑白相间的球。虽然它也被叫做足球，但那不是个足球。它是个巴基球2，是碳分子几何结构，是半生命半机器的恰卡的基本组织。他们的头领是个穿着曼彻斯特联队球衣的男孩，他长得贼眉鼠脸，一副太阳镜总是不停地从鼻梁上滑下来。他不像是基督徒，因为一到星期天他就乘着他的“小家伙”在乔古路上来回跑，这帮家伙发动着引擎向空中开枪就因为他们喜欢这么做。
【1用枪击穿膝盖骨（或腿部）是恐怖分子的一种报复行为。】
【2巴基球：是碳分子组合几何结构，主要指碳60分子，由于该球分子具有典型的中空笼式结构，其外形酷似由12块黑色五边形和20块白色六边形拼舍而成的足球，所以将这种c60分子结构命名为巴克明斯特·富勒烯，简称富勒烯，又称其为巴基球。巴基球具有新颖奇特的物理化学性质，其在超导、航天等高新技术领域具有广阔的潜在应用前景。】
教会成员中心对即将到来的改变有自己的计划。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去上厕所。无意间听到爸爸和伊莱扎克牧师在牧师书房谈话。我熄掉火把在窗外听着。
“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人，乔纳森。”伊莱扎克说，“我想这是上帝的旨意。我们有机会建立一个真正的基督教社会。”
“你没有把握。”
“我们有武装……”
“他们都是有罪的，他们是强盗。”
“听我说完，乔纳森。他们中的一些人进入了恰卡。他们从里面拿了些东西出来——从隔离区，都是些美国人非常想从恰卡那得到的东西。那里和我们所听到的不一样。非常非常的不同。植物像机器，它们产生电、清洁的水、织物、庇护所、药物。还有知识——有些设备和拇指差不多大小，它把信息直接传输进大脑。还有更多：人们在那生活，不像原始人，也不像——原谅我的说法——也不像难民。它为他们改变自己的样子，他们已经学会让它为人工作。有整座整座的城镇——城镇，我告诉你一沿着乞力马扎罗的山脚延伸。一个宏大的社会在成长。”
“它把自己改造成丨人需要的样子。”我父亲说，“还是把人改造成它需要的样子。”
大家缄默了一会儿。
“是的。这是真的。人类的不同道路。”
“我帮不了你，我的兄弟。”
“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当然，”我父亲说，他的声音很轻，我不得不把耳朵贴到窗户上去听，“囚为我害怕，斯蒂芬。恰卡已经从我这里夺走了一切，但它还不满足。它只有抓住我，改变我，把我变得和我自己完全不同才会满意。”
“你的信仰，乔纳森。你的信仰呢？”
“它第一个夺走的就是我的信仰。”
“唉，”伊莱扎克牧师叹了口气，过了一会儿他说，“你明白你在这里总是受欢迎的。”
“是的，我知道。谢谢你，但我帮不上你的忙。”
同一晚，我去了白色的小礼拜堂——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那——去和上帝讨论问题。
那是幢非常漂亮的建筑物，弧线型的内墙让你必须绕个圈子才能进入中心。我猜你会说它是神圣的，但祭坛上的十字架激怒了我。都说上帝是正直的、真实的，可他却从不关心任何人任何事。
我坐在那盯着十字架看了很久，直到我鼓起勇气说：“你说你就是答案。”
我是答案，十字架说。
“我父亲被恐惧击倒了。对恰卡的恐惧，对未来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对活着的恐奇*书*电＆子^书惧。你的回答是什么？”
我就是答案。
“我们成了难民，靠白佬的救济生活，我母亲种玉米，我妹妹在路边卖烤玉米。告诉我你的回答。”
我就是答案。
“外星生物已经夺走了我们曾拥有的一切。即使这样，它还想要更多，什么都不能阻止它。告诉我，你的答案。”
我就是答案。“你说你是所有人的需要和问题的答案，但这是什么意思？你回答的答案到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