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月事件”以后，”皇道派”正式形成；半年之后， 乃有”五一五事件”，荒木入阁，大排异己，结束了长州阀主 宰陆军60年的局面。
不久，为了对抗”皇道派”，出现了一个”无名会”的组 织，发仆人一共10个，都是大佐、中佐，为首的是永田铁山， 其次是东条英机；影佐祯昭亦在其内。 ”无名会”的本质与皇道派一样，都主张扩张军人势力， 改造国家；但手段上不相同，不赞成用流血造反的办法；主 张集结军人全体，加以有效的组织，”在一丝不乱的统制下进 行”，因而很快地为人称作”统制派”。 ”统制派”的发展很快，一方面固因在理论上较皇道派的 动辄主张不分青红皂白的暗杀，来得易于为人接受；一方面 再以因缘时会，在统制派出现不久，作为皇道派第一首领的 荒木贞夫，因病辞职，给了统制派一个绝好的发展机会。
继荒木而任陆相的是”九一八”时任朝鲜总督的林铣十 郎；他是”国外先行论”的巨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曾擅 自越境出兵援关东军。可想而知的，他与皇道派处于对立的 地位，但以真崎的跋扈，对陆军人事，多所干预；因此，林 铣就任之初，仅能勉强将永田铁山一人调任为军务局长。
到了这年——昭和9年——民国23年8月，陆军定期调 任，林铣在参谋总长闲院宫及军事参议官渡边锭太郎的支持 之下，开始发动”肃军”，首当其冲的是陆军次官柳川平助及 宪兵司令秦真次；下一年的定期调动，更进一步劝告真崎辞 去教育总监。于是，统制派与皇道派的冲突，趋于表面化，先 有真崎辞职不足1月时，”小樱会”分子相泽三郎中佐，闯入 永田铁山的办公室，以军刀斩之于座椅下；接着有昭和11年 ——1936年震惊日本全国的”二二六事件”。 2月26日夜间，大雪纷飞；第一师团的3名大尉，集结 下级军官21人，指挥士官近百，兵士千余，分数路袭击官署， 杀了内大臣斋藤宾、藏相高桥足清、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侍 从长铃木贯太郎，身负重伤。此外列入黑名单的总理大臣冈 田启介、及元老西园寺、牧野伸显等人，幸免于难。首相官 邸、警视厅皆被占据；皇宫及重要官署所在地的曲町区，断 绝交通，一时引起了极大的恐慌；连天皇的安危，都成了问 题。
到了清晨5时，事态明朗化了，首谋之大尉香田清贞、村 中孝次、矶部浅一与川岛陆相会面，在朗诵《蹶起意趣书》后， 提出要求，主要内容为3项：一是即刻逮捕南次郎、宇垣一 成、小矶国昭、建川美治等将领，并免除根本博、武藤章等 人的官职；二是任命荒木为关东军司令官；三是”陆相即以 本事件导致’昭和维新’的实现”——暗示将拥护真崎组织 军政府。后来又追加要求3项，希望由真崎大将、山下奉文 少将出面”洽商收拾之策”。皇道派的真面目，至此暴露无遗。
真相一露，这些盲目冲动的下级军官的命运也就决定了。 情势是非常明白的，千把军人要想造反，无异以卵击石；除 非他们有昭和天皇为人质，还可以谈一谈条件，否则，任何 荒谬的要求，都等于梦呓。
官方逐渐加强的压力，可从报上对他们的称呼的变化看 得出来，”蹶起部队”，一变为”占据部队”；再变为”骚扰部 队”；最后称之为”叛乱部队”。平时为2月28日，陆军用 “天皇命令”著官兵归队；”叛乱部队”并无反应，到了第二 天清晨，东京警备司令番椎中将广播，将采取镇压，但愿意 给他们一个最后机会，同时用飞机散传单及无线电喊话的方 式，一遍一遍催促。僵持到下午2时，叛军终于放下武器，负 责领导的军官，至陆相官邸，自首就缚。
4天之后，奉敕为特别组织的军事法庭，判处村中，矶部 等15人死刑，一审终结，旋即执行。真崎甚三郎虽未牵涉在 内，但皇道派是整个完蛋了。
为皇道派”殉葬”的是冈田启介内阁。皇道派反对政党 内阁，所以此派一垮，虽未完全恢复政党政治，但文人已可 组阁；先属意于近卫，以健康不胜，恳辞不就；因而”大 命”降于冈田内阁的外相广田弘毅。
出人意料的是，皇道派虽垮，而统制派之干预内阁，较 之皇道派变本而加厉。寺内寿一大将为军部推荐为陆相后，立 即偕统制派主干，军务局军事课长武藤章到组阁本部，宣读 一项文件，表达军部的希望是：”肃军自属急务，惟望政治家 亦应自肃自戒以协力。”接着，由寺内提示条件，在广田预定 的阁僚中，有5个人遭到反对，包括牧野伸显的女婿吉田茂； 以及有日本”飞机大王”之称的中岛知久平等。
因为平时统制派已决定与纳粹德国相勾结，隐隐就已走 上反英美的路线，而吉田茂是有名的英美派；中岛则与美国 工业家有密切关系之故。
广田屈服在军部的压力之下，两大政党”政友会”、”民 政党”，各限二人入阁，而且不占大藏、外务、内务等重要职 位。
此外，又修订了内阁官制，陆相、海相仍限于在现役将 官中任命；也就是推翻了大正二年山本内阁的一次大改革。自 此以后，内阁的命脉便掌握在军部手中；倘或不同意首相的 人选，可用拒绝推荐海陆相的手段作为抵制，组阁者即无法 就预备役中去物色人选；同样地，如果要倒阁，授意海相或 陆相辞职，然后拒绝推荐继任人选，亦可逼垮内阁。
对于皇道派来说，除非放弃本身的主张投向统制派，就 永远不能再期望担任陆相及其他重要军职。因为陆相既非现 役将官莫属，即非内阁中”现役之长官”推荐不可，这样统 制派就一直可以把持陆相的位置，永不许皇道派染指。
为统制派的理论逐渐形成；日本陆军倾向与纳粹合作的 迹象，日渐明显之际，东京有好些比较具有民主思想的政坛 巨头，惄然心忧，其中之一就是近卫文麿。
身材颀长，风度翩翩，可与英国外相艾登媲美的近卫，是 日本除了皇室以外，第一号的贵族。”五一五事件”以后，他 一直在镰仓新建的别墅中养病，平时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亦 因高血压，在附近的长谷修养；蒋作宾的秘书丁绍仞，跟近 卫是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同学，以此渊源，常相过从，每个 月至少有一次，留宿于镰仓山中近卫的别墅，促膝长谈，对 于统制派的渐渐得势，同感忧虑。
因为皇道派为荒木大将，小畑中将都在帝俄时代当过驻 俄武官，目击苏联革命的经过，对于共产主义的活动，格外 关心，视积极警戒日本赤化为最大的任务，所以对内标榜 “防止赤化、维护国体”以振兴日本主义及武士道精神为思想 中心，对外则全力防苏，凡进兵中国，以及海军的南进政策 等等，都表示反对。而统制派则恰好相反，一意主张对外扩 张，有所谓”中国派”以侵华为目标；有”南方派”提倡向 东南亚发展。对于苏联希望彼此妥协；所持的是消极的态度。
于是，有一天蒋作宾正式提议，日本应与蒋委员长携手， 彻底解决中日问题。他说：
“日本军阀一向利用中国军阀，相互牵制；自以为’以华 制华’，阻挠中国统一是最聪明的办法；其实大错特错。
“事实证明，中国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已经走上统一之 途了。因此，日本对中国问题，应以国民党为中心来考虑；向 来日本专门打击国民党的政策，是根本错误。倘或继续不变， 中国的容忍有其限度；超过此一限度的后果，严重异常。”
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严重到中日两国同归于尽；其实是 日本自取灭亡——但说得太率直，会引起对方的反感，于事 无补，所以用”同归于尽”的说法。
蒋作宾的分析是：一到中国无法容忍时，将不惜一切，起 而抗战。日本军阀打算以武力征服中国，是对中国毫无认识 的梦想。中国的战略思想家看得很清楚，日军不来则已；一 来先拖住了再说。因为日本劳师远征，利于速决，如果以 “空间换取时间”，旷日持久，一方面日本吃不消，另一方面 英美一定会帮助中国，因此扩大而为世界大战，中日两国 “同归于尽”，亚洲将为英美所支配。
蒋作宾的这番分析与建议，自然是事先获得政府许可的， 由于理论的本身说服力很强，近卫表示衷心赞同。蒋作宾又 跟一向支持中国革命的头山满、秋山定辅谈过，大致亦表示 赞成。因此，一项《中日和平草案》，渐次成形；蒋作宾在民 国二十四年即1935年夏天，专程回国，在重庆谒见正在指挥 西南”剿匪”军事的蒋委员长；所谓为了整个亚洲和平着想， 与日本的政治家合作，阻遏军阀的横行，中国政府决作一次 最大的让步；对于东北问题，暂置不问。
于是丁绍仞携着包括4点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谋求中 日长期合作的方案，遄返日本，一到东京却驱车访晤正在轻 井避暑的近卫。南定的步骤是，由中国大使馆将此案提出于 日本政府；近卫从旁协助，克底于成。
当时的外相是广田弘毅，他跟他的外务省同僚，亦都赞 成这个方案；但几天以后近卫去催问结果时，广田告诉他，军 部反对此案；要求中国政府承认”满洲国”伪组织。这是怎 么样也办不到的事。近卫大为失望，丁绍仞亦复如此；不过 他并未死心，向近卫辞行时，作了约定，如果日本方面愿意 根据此一方案重开谈判时，可派联络人员到中国。同时也提 出了两个已经征得同意的联络人，一老一少，年长的是秋山 定辅；年轻的是中山先生老友，”三十三年落花梦”作者”白 浪滔天”家的第二代吕崎龙介。
及至1937年近卫组阁，不及一月，”芦沟桥事变”爆发， 事先不但作为内阁总理大臣的近卫一无所闻，就是陆军省对 整个情况亦不甚了解。派遣在中国的陆军将领，不但早已视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必然之理；甚至以为军部的命令 亦可不理。
8祸溯从头
日本军部亟谋拔出泥淖的回顾。
近卫当然不主张”事变”扩大；记起丁绍仞辞行时所作 的约定，认为除却他跟蒋主席促膝深谈以外，别无防止扩大 之法。于是先向宫崎及秋山联络；再征得陆相杉山元大将的 同意，决定派宫崎到南京联络。哪知在神户上船之前，宫崎 为宪兵所扣押。同时秋山亦在东京被捕，罪名是有间谍嫌疑。 几经交涉，军部同意释放，但并未履行同意；事隔一周，”事 变”已扩大至不可收拾的地步——军部欺骗了他们的首相，有 意扼杀近卫谋与蒋委员长直接深谈的可能性。
到得中国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奋起抗战，明白昭示，牺 牲已到最后关头，唯有与敌人周旋到底时，近卫内阁却还拿 不出确定的方针，因为内阁受军部的影响；而军部在担当中 国战场主要责任的陆军方面，却有扩大派与不扩大派的尖锐 对立。是故近卫虽在阁议中声明了不扩大的方针，而事实上 “芦沟桥事变”已无法作为”地方事件”就地解决。即使陆军 一致不同意扩大，要收束局势亦起棘手；更何况意见纷起，无 法下达明确的指令，唯有任令在中国的陆军将领，任意胡为， 以致濒于无法收拾的恶劣态势。
陆军的扩大派，大致在陆军省；由杉山陆相及梅津次官 主持，此外朝鲜总督南次郎及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亦为 扩大派的巨头。
至于不扩大派，则为参谋本部掌实权的人物，以多田参 谋次长为首。最不可思议的是，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侵华 急先锋，属于统制派石原莞尔及板垣征四郎，竟为不扩大派 的健将。石原平时担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协助次长多田 骏与陆相杉山元展开激烈的争论；到得”事变”第二年的6月， 杉山元垮台，由板垣征四郎接任陆相，即为多田与石原的策 划。
何以石原与板垣不主张扩大？那是因为他们对中国的情 况，比在东京的陆军将领，了解得多，深知蒋委员长的地位 及威望，与”九一八”时代已大不相同；号召力在整个中国 大陆，无远弗届，无微不达。
同时，他们在关东军服务多年，深知日本真正的心腹大 敌是俄国。中日两败俱伤，得利的渔翁在莫斯科，所以极力 主张不扩大，保存国力，对付苏俄。但多田、石原、板垣虽 居陆军的要津，却非统制派的领袖；论资望足以与杉山、梅 津、小矶以及松井石根之流相片的荒木贞夫、宇垣一成，因 为不是现役，无法担任陆相或参谋总长；尽管近卫邀宇垣担 任外相，荒木担任文相，但以无法约束现役的陆军将校之故， 所以不扩大派的主张，到头来终于牺牲在以统制派为主的扩 大野心之中。
更糟糕的是，不扩大派的板垣，从入阁以后，暗中受了 统制派的游说，言行一变，破坏了石原构想为主的”宇垣工 作”——一条双管齐下的结束中日战争的路线。
在”芦沟桥事变”发生半年以后，日本不但未能如杉山 向昭和保证的，可以3个月以内结束战争；而且投入中国战 场的总兵力，已超过预定限度的三分之二。日本军部所拟定 的战略指导原则是，全部陆军50个师团，以15个动用于中 国战场；其余35个师团，用来防俄；而至1938年初，日军 在南京方面有14个师团，华北10个师团，山西一个师团，恰 为总兵力的一半；而且情势显示，尚须增兵。石原与板垣在 中国的阴谋活动，一向捡便宜惯了的，认为这样打仗法，即 令战胜，亦将大丧元气；所以必须改弦易辙；由力战改为智 取。板垣之入阁，象征着谋略战的开始。
影佐祯昭之脱颖而出，即在此时；他担任陆军参谋本部 第八课课长，主管的就是谋略工作。
在石原莞尔的指导之下，开始挽救由第一次近卫声明： “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及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中日停 战失败所造成的僵局。
第一个行动是利用”满铁”驻南京事务所主任西义显与 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的同学关系，试探和平。当 时军事委员会对敌情报工作的原则是，不放弃任何可以探索 敌人真相的机会，所以董道宁被允许可以秘密赴日。 1938年2月，董道宁到了南京，与影佐见面，影佐表示， 当近卫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时，他曾强烈反 对，且一度想恳求参谋长多田，直接向日皇陈述，中止发布 此一声明，这话不知真伪，但董道宁在日本逗留两周回国时， 影佐托他带了两封亲笔信给行政院副院长张群，军政部长何 应钦，这却是一个足以为他自己带来杀身之祸的不平凡的举 动。
于是4月初，高宗武与西义显在香港会谈，提出了中国 方面的和平条件。当然，这是以谋略对谋略，虚与委蛇，藉 此一则多了解敌人的意向；二则为缓兵之计，但日本方面却 很认真；石原打算由这条路线，逐步进行，修正近卫自己所 承信的，平生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发布了那个国际惯例所仅 见的声明。
那知，4月6日台儿庄大捷，日本第十、第五两个师团被 击溃，伤亡三万人之多。东京军部大受刺激，封闭了西义显 的这条路线。
于是接下来便有”宇垣工作”；而以近卫内阁逐渐改组， 杉山”退阵”、板垣登场，及宇垣任外相、荒木任文相为”宇 垣工作”的开始。
当时日军已打到徐州，下一个目标是开封与郑州，夺得 平汉，陇海两路交叉点的中原要冲，循平汉线长驱南下，直 达武汉三镇，打一个大胜仗以后，谈和更为有利。那知国军 已准备了一个根据中国最古老的战略而设计的陷阱，等在那 里了。 6月上旬，日军攻陷开封；它的机械化部队正计划一鼓作 气，直下武汉时，开封、郑州间的花园口决堤，黄河横决，滚 滚南下，淹没了河南省东南的大平原，以及淮河以北的地区， 浸水地区约一公尺，农民还可以步行往来；中国政府当然也 有必要的赈济行动。而日军的灾情惨重，百倍于当地的中国 百姓；他们的车辆、大炮、坦克，皆尽陷于泥沼，动弹不得， 不但阻遏了日军对武汉的攻势，而且逼迫日军修改作战计划， 并改组华中的战斗序列。
这对刚刚开始的”宇垣工作”，虽说是兜头一盆冷水：但 也有好处，那就是正好配合宇垣的”低姿势”，在6月17日， 他就任外相后所举行的第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中，公开修正 了第一次近卫声明，说”大局根本变动时，可以重新考虑日 本的态度。”在此以前，中国政府已获得情报，宇垣就任外相 有4个条件：加强内阁统一；对华外交一元化；迅速决定和 平方针；不拘泥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近卫完 全接受。因此，本乎谋略战的原则，中国国防会议秘书长张 群，以私人身分向宇垣发了一个贺电，宇垣复电道谢，并建 议可否请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到日本商谈谋和的可能性？及至 6月17日的公开声明，无异进一步表明求和的诚意；于是，10 天以后，孔祥熙的代表乔辅之首先在香港与日本总领事中村 丰一会谈，为孔祥熙赴日的行程作安排。
当然乔辅之首先要探明的是，日本方面的条件；乔辅之 问：”日本是不是会要求蒋委员长下野？”
中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急电外务省请示。宇垣亲自拟 了复电，明确指示：”以蒋介石下野为条件。”外务省东亚局 长石射立即提出警告：倘或如此，和谈一开始就不必希望有 结果。
宇垣的答复是：”最后并不以蒋介石下野为条件；但目前 日本朝野反蒋的空气很浓厚，所以不能不在一开始作一个姿 态。”
事实上是很清楚的，蒋委员长已成为中国唯一的领袖，不 论和战，都非他主持不可。但石原莞尔所策划的谋略战以暂 时”倒蒋”为整个谋略的核心；其中包含着亦和亦战，对内 对外的重重阴谋：
第一、如果蒋委员长”下野”，中国再无第二个人能领导 抗战；那时中国战场将形成一片混乱，日军在华中、华北、华 南、河东——山西各个战场，发动全面攻势；或许杉山元所 作”3个月内结束战争”的狂妄大言竟得实现。这也就是统制 派甘于退让，容一个长于设计，一个重在实行的石原与板垣 这一对搭档，来试一试的主要原因。
第二、即或不能达成使中国订立”城下之盟”式的”和 约”；但打一个大胜仗，不会成问题，”和片”亦一定可以实 现。
第三、军部虽知数十万陆军陷入中国战场这个大泥淖的 危险；但下级军官至士兵，以及民间为数众多的狂热右派分 子，对战略上的严重危机，不会了解，只看到”皇军”节节 进展，会反对谈和。鉴于日俄战后，订立《朴资茅斯条约》引 平民间大暴动的往事，就必须在”反蒋的感情”上，使大家 有所发泄，才能接受与中国谈和这一决定。
因此，以宇垣出任外相，决非偶然，而是出于精心的设 计；因为宇垣以”倒蒋”出名，但其他中国政府的要人，则 颇多为宇垣的旧识。是故，打出宇垣这张牌，在一般的感觉 上，便有”日支终必和平；但蒋介石不会再成为中国领袖”的 印象。
石原的谋略最深刻之处，便在不独要造成日本人有此印 象；同时要使中国的政府，亦能产生这样的误解——汪精卫、 周佛海便是有此误解，怦怦心动，钻入石原的圈套，旋即省 悟，而悔之已晚的人。
至于石原谋略的具体手段，是建立一个”内阁中的内 阁”，由首相及陆、海、外务、大藏四大臣，组织”五相会 议”，作为”最高国策研讨机关”，6月10日成立，在一个半 月中开了4次会议，制订了”今后支那事件指导方针”；”因 应时间的对支谋略”；”支那政权内面指导大纲”3个文件。
“指导方针”是”集中国力于1938年内达成战争目的”。 如何”达成”，就要看”对支谋略”了。
“谋略”的核心，即是使中国”中央政府崩坏，蒋介石下 台”。主要的手段一共6项；尤其重要的3项是：起用”支那 一流人物”，酿成”新中央政权”的机运；利用并操纵”反蒋 实力派”，在敌中树立”反蒋、反共、反战政府”；促使中国 法币制度崩溃，取得中国在外财产，从财政上去彻底击败中 国。
至于第三个文件，所谓”支那政权”是指日本炮制的 “新中央政权”而言；既有”内面指导”，则此”新中央政 权”必成傀儡，自不待言。
不过宇垣虽建议请孔祥熙赴日本会谈，但以孔祥熙对国 家的纪录，及与蒋委员长的亲密关系，绝不可能期望他能为 “新中央政权”的领导者；而且亦难望与孔祥熙的谈判中，获 致如何有利于日本的和平条件。因此，虽然乔辅之与中村丰 一第二次在香港会谈，大致已达成可由孔祥熙前往长期谈判 的结论；但板垣一变初衷，认为这样的谈判，并无好处，便 趁近卫请假休养的机会，利用”帷幄上奏权”，谒见昭和后， 接见外国记者，发表”倒蒋”的声明，接着进一步表明了强 硬的态度，明白反对宇垣的外交方针。石原的谋略，遭到严 重的挫折；同时这对策动”九一八事变”的亲密搭档，亦就 此分道扬镳了。
促使板垣态度变化的另一主要原因是，他们找到了一个 “支那一流人物”，就是汪精卫。他早就在唱”低调”了；当 “宇垣工作”刚开始时，想去说明蒋委员长，放弃”抗战到 底”的决心——那天蒋委员长因为重感冒，必须卧床休息，便 在病榻前面，接见汪精卫。
慰问了病况以后，汪精卫有片刻的沉默。他一向以长于 词令见称，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冷场的局面，当然是有一 句非常重要而难于措词的话在考虑。蒋委员长虽在发高烧，却 是神智湛明；见此光景，便从床头柜上拿起一杯白开水，喝 一大口，舒口气说：”如果我们接受了日本的和平条件，将来 喝口水都不会有自由。”
汪精卫默默不答；敷衍了一会，告辞离去；他已知道蒋 委员长的决心是决不可动摇的，与日本谈和的话，不必再提。 但日本方面积极”引诱”的手段，终不免使他”春心荡漾”了。
就在板垣发表强硬声明，亦就是”芦沟桥事变”将届周 年的前两天，近卫销假视事；同时昭和分别召见了板垣、宇 垣、近卫及参谋总长闲院宫亲王，决定了扶植汪精卫的路线。 平时高宗武已私下到了横滨；由于扶植汪精卫的路线已经确 定，所以高宗武才得由影佐祯昭的引见，与近卫及板垣会谈。 他要求近卫亲笔写一封”日本政府愿以汪精卫为和平运动中 心”的保证函；这是国际交涉惯例绝不容许的事，结果改由 陆相板垣出了这样的一封信。
但高宗武这条路线，还是表面的；另外有条秘密路线，由 石原亲自领导，出面执行的则是参谋本部情报课的中国班长 今井武夫中佐，早在宇垣、板垣未入阁前的4月间，便跟汪 系的梅思平，在香港作了秘密接触，那是典型的特务政治，一 切表面文章都不必谈，赤裸裸地提出”各尽所能，各取所 需”的”合作”计划。但梅思平知道汪精卫多少还有点”头 巾气”，所以他跟今井武夫接触的结果，报知汪精卫的只是比 较冠冕堂皇的一部分；真正的秘密，只有陈璧君一个人知道。
当然，日本方面希望高宗武这条路线能够成功，也就是 一反近卫的第一次声明，以蒋委员长为对手，谈成”中日和 平”。但一方面鉴于蒋委员长的意志坚决；另一方面发觉高宗 武并不如梅思平那样纯粹以拥汪为目的，而他另有他的一套 想法，希望以汪精卫为过渡，影响蒋委员长，改变政策，愿 意谈和，所以起初虽是擅自行动，未经政府许可，秘密赴日， 但回国以后，整理出《东渡日记》、《在东会谈纪录》、《个人 观感》3个文件，函呈驻节汉口的蒋委员长，并特别陈明： “倘有可供钧座参考之处，则或可赎职擅越之罪于万一。”在 日本军部看来，高宗武便是相当危险的人物，因为跟汪精卫 的秘密交涉，蒋委员长都会知道；从此对高宗武器了戒心，同 时也决定了加紧利用秘密路线的原则。
由于对这条秘密路线，深具用心，因而以统制派为主的 对华事变扩大派，采取了两项重大行动：对外是加速进行对 武汉的攻击，由东久迩稳彦中将的第二军，及冈村宁次的第 一军，配合海军第三舰队，分两路进攻，水路十一军自安徽 入江西，在九江突击登陆；陆路由第二军自大别山北侧，直 指汉口。
对内，则是展开倒宇垣运动；主要的手段是要来设置 “对支院”，统一处理所有关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问 题；换句话说，是陆军要从外务省中夺取对中国部分的职权。
这是个老问题。外交职权之被分割，是一件绝对无法容 忍的事，宇垣的前任广田弘毅，就因为这个问题之不能解决 而挂冠求去；宇垣被邀入阁时，所提的4项条件，第二项 “对华外交一元化”，亦即为针对此问题而发。现在陆军旧事 重提，而且态度坚决，明明是反对”宇垣工作”的强烈表示； 宇垣作了一些让步，提出”对支院”的职权只限于日军占领 地区，但陆军坚持如故，近卫亦有屈服在军部压力之下的明 显趋向。这一来，宇垣就不能不辞职；平时为9月29日。
两天以后，日本阁议通过设立”对支院”；后来改名”兴 亚院”，直属于首相，兼任总裁，而实权操诸”总务长官”，直 接受军部的指挥。第一任总务长官是统制派的要角，指挥金 山卫登陆的柳岭平助中将。
由宇垣的垮台，明白表示日本陆军决意贯彻今井——梅 思平——陈璧君之间的那条”秘密路线”；三星期以后，梅思 平由香港飞重庆，告诉汪精卫说：“日本希望汪先生脱离重庆， 别组新政府，谈判和平条件。”于是汪精卫召集周佛海、陈公 博密议；由于武汉恰好在此时沦陷，所以议而不决。但最后 是由陈璧君作了决定，接受日本的意向。于是对华阴谋的 “秘密”、”公开”两条路线合流了。11月初，近卫发表第二次 声明，”倘国民政府放弃抗日政策，参加东亚新秩序，日本并 不拒绝”。修正了第一次”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作 为汪精卫得以发起”和平运动”的起藉。
很快地汪精卫表示”应该根据日本政府的声明，和日方 开始和平谈判”。
事实上秘密会谈已经开始，代表秘密路线的是今井和梅 思平；代表公开路线的是影佐和高宗武。会谈的地点是上海 虹口公园附近，后来成为土肥原住宅的”重光堂”；日子是11 月19、20日。
9长沙浩劫
”两大方案一把火；三颗人头万古冤。”
不争气的就在一个星期以前，长沙发生大火——是湖南 省主席张治中的主意，如果日军进攻，采取”焦土战术”，烧 光长沙再撤退。根据计划，将士兵编成了3人一组的无数 “放火队”，如见市内起火，一起对重要目标动手。11月12日 那天，南门外伤兵医院失火，”放火队”以为是信号到了，纷 纷纵火，事先既无疏导措施，军警之间的联系又不够；大火 烧到天亮，长沙成了一座空城。
4天以后蒋委员长由设在南岳的统帅部，到长沙慰问居 民，目击心伤，忍不住堕泪；想设一个茶会招待留在长沙的 外侨，哪知道连茶叶都买不到。
当然，这件案子是非严办不可的。长沙警备司令，”复兴 社”的中坚分子酆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湖南省会警察 局长文重孚，判处死刑。张治中却不知是何神通，竟得无事。 于是出现了抗战其中最有名的一副嵌上”张治中”三字的谐 联：”治积何存？两大方案一把火；中心安忍！三颗人头万古 冤。”横额是：”张皇失措”。
长沙大火案，在当时对民心士气的打击，确是很大，有 不少人的内心中，因此而有一个问号，这样愚蠢不负责任的 将领带兵，能打胜仗吗？尤其是为此案而特组的高等军法审 判庭，”三堂会审”以后，对罪魁祸首的张治中，仅不过由政 府方面予以”革职留任，责成善后”的行政处分，令人误以 为原来军法中也有”刑不上大夫”的观念，兴起无限的悲愤 与失望。
当然，延安趁此机会作了振振有词的抨击。而汪精卫亦 资以为口实，大作文章，字里行间起有这样一种意味：”你们 看，照这样的情形，还能打；还不该谈和吗？”这种语气，自 然是能打动人心的；问题是，即使没有长沙大火案，汪精卫 在陈璧君的全力主张之下，脱离重庆另组日本所希望的”新 中央政权”，亦已成为定局。
成为”定局”的日子，可以定为11月30日——重光堂 会谈以后，双方人马，各奔前程，梅思平、高宗武及情报司 的科长，担任正式通译的周隆庠经香港飞往重庆；影佐祯昭 及今井武夫，则径返东京，带去3个书面文件；一个口头协 议。 3个文件以《日华协议纪录》为主，日本方面所希望的缔 结”日华防共协定”；承认”满洲国”；以及承认在”经济提 携”方面，日本有优先权等等，都包括在内。唯一可使”新 中央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