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种接触中，你得忍受新加坡男人的金钱霸权倾向。有一个60多岁的男人请我吃饭，我当然不会上钩了，就一般性地去应酬。席间，他得意地说：“40年前，我对面坐着的是20多岁的女孩子，20年前坐着的还是20多岁的，现在仍然是。”
我对这些男人十分厌恶，但为了活下去，不得不与他们周旋，直到我遇到了一个人。那天，他穿着笔挺的黑西服出现在房东太太的客厅里，花白头发闪着银光，丹凤眼向我瞥来。
九丹现在说起他来口气还是那么温柔。她说一开始就知道不会有结果，他有妻有子，50多岁，但是很善良，这使她在那个环境中感到很温暖。
这个男人做房地产生意，在政界也很有名，是国会议员。他爱上了我。我之所以用“爱”这个字，是因为他表现出了他这个身份地位对女孩子不应该有的真情。我对他很有愧疚感，因为对他无所谓爱，只因为他的善良而感激他。实际为了生活得更好一点，我跟了他。
我住在他的一套很大的房子里，他给了我一张卡，我所有的花销都从这里面支出。每天我下课走出大楼，就看到他很灰色的奔驰停在对面，他穿制服的司机给我开车门。但我知道他内心深藏着对中国内地女人的不信任。生活似乎很好，可内心感觉又很没乐趣。
能够得到我这样殊荣的中国女孩是不多的，几乎我认识的所有中国女孩都很羡慕我，说“你看九丹很柔的……”
九丹后来分析，这就是爱情，畸形的爱情。她之所以能在新加坡呆那么长时间，全靠这个变幻莫测的感情泡沫，因为现实很丑恶，她必须靠自认为高尚的信念在心中支撑。
如果不去交朋友，靠自己艰辛劳动是不是能在那儿活下去？九丹说：“可能可以，但我不愿做一个下层的人，所有的女人都不愿做下层的人，都梦想过上流的生活。”在她所认识的人中也有靠自己奋斗而存活的……
她是前乒乓国手，曾在全国赛事上拿过名次。在新加坡她边教球挣钱，边读语言学校。我们俩一个班。她爱上一个做生意的人，是真爱，特别希望能跟他结婚。她想像穿着婚纱亲吻时，所有的人都鼓掌……她老问我：同居一年多了，那个男的老不表明态度，该怎么办？我说你一定要问清楚他是不是有意思，要不然时间就白费了。最后她向男的摊牌，男的说根本就没有娶她的意思，根本不可能。对此她早有预感，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败得这么惨。第二天她在学校门口看到我，“哇”的一声哭起来，不管那么多来来往往的人，毫无顾忌地大哭。她的签证到期后，伤心地回国了，一个人在家乡小城隐姓埋名，靠教球为生。她坚决反对我写《乌鸦》。像所有从新加坡回来的中国女孩一样，她不愿让人知道她们这群人的过去。
新加坡最终不是我们这种人的归宿，我知道我也要走。
那个国会议员给我找了不错的工作。外人看来我很好，但新加坡这个地方太小了，不是做文化的地方，而且我性格内向，没有人可以交流，几乎发疯了。而他只能跟我说些浅薄的话，或者说些笑话。他确实不可能知道我需要什么。
我有40多天睡不着觉的记录，失眠、压抑、无聊，再这样下去我会死的。以前我那么渴望的东西，过了一两年后就觉得不那么重要了，金钱啊，生活条件啊，都跟内心自我无关。
我决定回国。我当时拿的是工作签证，再呆两年就能拿绿卡了，但我还是要走。许多人说，你怎么那么傻，为什么不拿了绿卡再回去。我说我拿绿卡干吗？我又不想再回来，一辈子也不回来了！
九丹真的回北京了。
九丹说，当一个女人把自己的未来建筑在欺骗男人和不道德的攫取上时，收获的最终必然是痛苦，这是几千年不变的道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取之有道，对于女人的打击更大。九丹知道，她的劝诫在现在这个金钱大潮面前显得那么无力，但她还是要把中国女学生在新加坡的真实状况告诉国人。她说写《乌鸦》就是要与跟她一块出去以及留在国内对未来抱着希望的知识女性一起探讨：究竟为什么要出国，想得到什么东西？在那景色非常优美的地方更多地让我们流泪的东西是什么？她说，这是一本关于女性知识分子罪与悔的书，她为曾在新加坡四年做下的事忏悔。
（摘自《文摘报》2001年7月12日）
若干女a个人经历的启示（接上）
五、萨仁高娃
2002年4月3日的《浙江广播电视报》上，刊登了由浙江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亚妮专访》栏目提供的一篇稿件，题目是：萨仁高娃和毒品争夺生命。
萨仁高娃1962年出生，蒙古族，精通舞蹈、马术，1981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现为内蒙古电影制片厂的演员。自1979年以来，她在《阿丽玛》、《十五的月亮》、《南国佳人》、《古墓惊魂》等十几部影视片中担任女主角，因成功塑造了电视剧《公关小姐》的女主角周颖而成为当时影视界和媒体关注的焦点。然而就在她的演艺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90年代初，这个蒙古族女人却像风一样地消失了，让许多人扼腕的同时，也难免猜度。十年，萨仁高娃留下了一个谜。
1
十年前，萨仁高娃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当时在影视界非常走红，但十年后的今天，这个名字有些陌生了。这十年，萨仁高娃去了哪里？做着什么？我发现她的踪影，却是在国家禁毒委的报告中。这多少让人增添了几分神秘和困惑。
找到萨仁高娃，是在珠海。在那里，有一所占地一万多平方米、投资4000多万元、完全私立的戒毒所，它就是萨仁高娃用整整十年的时间，放弃名利、倾注所有而建立的、被她称为“阳光工程”的工作场所——瑞桦戒毒康复中心。
坐定后，我便开门见山了：“我最后知道你是在《公关小姐》，这十年你都干了些什么？”
“干了一些与我毫不相干的事。”高娃笑起来。
接下来便是一段很坦诚的对话。
“因为你是当时为数极少的少数民族演员，突然消失了，就很被关注……”高娃一摆手：“出国了，嫁老外了，经商了？可我一直在国内，没赶这时髦。”
“出国、经商什么的，也是许多演员为自己打算或无奈铺设的一条后路，因为许多事是很现实的，尽管不是所有演员都这样。但你搞戒毒所，据我所知，至今在演艺人当中也没有这种举动，真可谓壮举。”高娃笑着摇头：“一言难尽。”
我接着说：“禁毒委的人告诉我，目前我国有强制戒毒所640余所，私立的几乎没有，因为这个工作的艰难程度，并非一般人所能做的。当时你的契机是什么？”
“1992年初，我刚在广州拍完《公关小姐》，一个偶然的机会，去广州郊区的一个戒毒所。那时，对戒毒、吸毒一无所知，我都没听说过，我想那些人都是什么样的人呢？在跟他们聊天中，发现那些人都有极度的后悔和对家人的歉疚。那种自暴自弃和误入歧途后的无奈，让我什么也说什么出来。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心痛，真正的痛。在回来的路上，回酒店有整整两个小时的路程，我一句话也没有说，一种心痛折磨着我，那种欲哭无泪的感觉至今还无法消除。就这么短短的两个小时，让我产生了一个念头：我也要去搞一个戒毒所。”
高娃在叙述这段经历的时候，口气和神情都已经很平静了，她说要流的泪，在过去的几年中都流尽了。当时那个念头出现后，她就独身留在了广州。在朋友的帮忙下，她倾囊而出租下了广州第十二医院的一栋楼，建立了中国第一所私立戒毒中心。很快，病人就上门了，第一个月来了60个，第二个月100个……短短几个月，高娃领略了她想都想不到的触目惊心的事实。至此，她对自己一时冲动下的幼稚举动产生了动摇。如果说当初进戒毒所带给她的是震动和同情，那么，现在面对这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她有些不知所措，或者说骑虎难下。一年以后广州这个高消费城市带给她的经济压力，也使这个初生的戒毒所无法支撑。高娃被抛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正日益走红的高娃面临着演艺业的名利诱惑；而真正面对过那些痛苦呻吟的她又无法逃避心的呼唤。这个善良、刚毅的蒙古族女人得挺着，不久，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她作了一个彻底的选择。
2
第二天下着蒙蒙细雨，高娃领我去她的瑞桦戒毒康复中心。
穿过板障山遂道，前行十公里左右就看见珠海北郊的凤凰山。这一路都有蔚蓝色的瑞桦戒毒康复中心的大幅路标指引。
高娃驾着三菱越野车，不时地有手机响起，抽空我仍跟她聊着。
“你哪来的那么多钱？”
高娃：“最早的时候，走|丨穴很多，又在海口做一些地产生意，我都把它投进去了。”
“我听说广州当时投了40多万？”
“是的，那等于扔了，我现在能出能借的，都在这山里了。”高娃接完一个电话后继续回答，“关键是我搞戒毒所以后，很多病人家属很相信我，往我这里送他们的孩子或丈夫，有的是一家人来，这种局面我实在没料到。”
“你的银幕形象或屏幕上的角色就给人一种信任感，但实际上你是没有这方面的实践和管理能力的，是不是这个原因你的第一所医院就出现问题了？”
“问题很复杂，但主要是规模不够，治疗效果不够理想。走了来，来了走，复吸率太高了，做到第二年我开始认识到问题的实质性了。”
“你怎么找到这么隐蔽的地方？”我已经被转得晕头。
车子开始在颠簸中放慢速度，高娃熟练地掌握着方向盘迂回前行着回答：“搞一个上规模的戒毒中心，我的实力在广州根本不行。珠海的地皮、消费都比广州便宜。我就自己来考察，几个月的时间一座山一座山地爬，选地址，又跟当地政府谈，得到很大的支持，最后就买地重新设计建立了这个戒毒中心。”
“你的医务人员怎么解决？”我看着前方一万多平方米的建筑群，心忖这要多少人力物力呀。
“大多是退休的军人，也有很高学历的志愿者。”
“有多少医护人员？”
“近两百名。”
“有效的戒毒方法，在各个国家都是个难题，你怎样保证这个中心的有效率呢？”
“其实，在广州做了一年多以后，我就发现了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于是我就往外走了，去调查吸毒人员的数量和程度。到各个戒毒所，像东南亚、香港等一些地方，看他们怎么搞，有什么特别好的途径。大概有两年的时间，我跑了很多地方，找了各种药物、戒毒方法，都不太理想。后来开始找中医。我想西药解决不了，中医肯定能解决。我就到云南、广西、甘肃、四川去找老中医，看看他们有什么独特的方法。”
“真变成专业了。”
“其实那时，我已经把它作为一个事业去做了，要不我这么多年没拍戏，基本上投入了全部的时间、精力。”
我还是忍不住：“这等于放弃了你的夙愿。应该说从你老家草原上走出来的，能做到你这种地步的人不多。”
高娃看了看我，眼神很温和：“有的时候也犹豫，也后悔。且不谈我自己的放弃，就这么多医务人员、护理、保安，花这么多心血，看吸毒者这么不争气的样子，那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情难以言表。有段时间心里灰灰的，而且有一种孤军奋战的感觉。”
穿过一片桉树林，有一条平展的水泥道，一直通到林荫环抱的瑞桦戒毒康复中心。
走下车，高娃一脸的自豪：“我当时设定的戒毒所，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清丽宁静的颜色，优雅的环境，现代化的设施。”
全自动的保安门缓缓升起。院长、副院长、护士长从院大门迎出来。
高娃并没有一一介绍，而是继续用动情的语气说着：“我们的医生、护士经常被病人打，你也不能还手，他是病人啊，戒毒是很痛苦的一个过程。每当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是我打了他们一样，很难受，我要一遍遍地去道歉，因为我们的医生、护士都很老了。”
院长是个四十开外的壮年汉子，姓李，一脸儒雅，和我握着手，口里却喃喃着：“没什么，没什么……”
高娃：“院长在日本学了八年？”
院长和气地笑了笑：“九年。”
“你怎么来这儿呢？”我想院长并不老。
“是因为高娃的名气？”我边走边问。
“开始有点，但进入这个医院就完全改变了。我考察过日本及其它国家许多戒毒机构，这里的一切绝对是世界一流的。”
我想亲自见见戒毒病人，以便从中更客观地了解高娃这个传奇式的女人。但我一提出这个要求，老护士长分明为难起来。她说这里一直非常尊重病人的隐私，也体谅他们个中的苦衷。
看我决意的样子，高娃用征询的目光看着护士长。
许久，护士长摸着已经花白了的头发说：“我去试着问问吧。”
等待中，我和高娃就漫步在山脚下的一个池塘边继续聊天。
“我想在做这件事的当初，这种艰辛程度可能是你原先冲动时没想到的！”
高娃看着山顶上那轮橙色的即将落下的太阳缓缓地说：“真的没想到，那种艰难一句话也说不清，你知道建医院的时候，我天天早上抹一把脸，整天就在工地上站着。墙的颜色我都亲自调，瓦片我自己到厂里去定做，跟包工头一模一样，人家说她是演员，谁信呢。医院快建好的时候，我人瘦成一条，而这时我们电影厂请我回去拍《成吉思汗》，这是老祖宗的戏，我想确实义不容辞。于是就回去拍戏。拍了整整一年，这中间三、五天，一没我的戏，就跑回来，心挂着这边，就这么来回跑。医院建好了，我这个人基本就崩溃了。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我不敢回家，怕吓着爸爸、妈妈。”
我曾经看过内蒙古电影制片厂拍摄的30集大型电视连续剧《成吉思汗》，高娃饰演成吉思汗的母亲，从十八岁一直演到八十岁，极其精彩。
望着眼前这张美丽的脸，我对她又像对自己说：“最苦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高娃深深地叹了口气：“是的，现在已经上规模了。我们在中山、广州、珠海的好多地区设立了免费的宣传点，一方面做戒毒工作，另一方面做戒毒宣传工作，印了许多小册子，每个星期六、星期天，医生们都会去讲解，什么是海洛因、什么是吗啡，怎样戒毒，家里人若染上毒瘾该怎样正确对待，等等。”为什么呢？因为戒毒首先要禁毒。“在我与一些吸毒者的接触中发现大多数是出于好奇，没有这方面的常识，只有让大家充分了解毒品的危害性，才有可能杜绝它的蔓延。而戒毒不能与禁毒结合起来，工作会越来越艰难。”
我发现她已经是专家了，十分感慨：“这项工作会成为你的终身职业吗？”
“肯定是这样。”高娃毫不犹豫，“这是用感情投入进去的工作，而且很深了。”
这时护士长跑过来，拉过我的手就走：“快，有病人愿意接受采访，快去。”
护士长“噌、噌”地跑着，生怕病人跑了似的。这时天边最后一抹晚霞正在退去。
3
高娃的戒毒病房都是家庭式的，有客厅、厨房和齐全的卫生设备，乍一进去，像是度假村。
a楼的客厅里面坐着一位清秀的长发姑娘，脸色有些苍白，在柔和的灯光下，洋溢着甜甜的笑。
“我是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在北京电影学院又进修了两年，表演系。”姑娘神情很放松。
高娃：“她已经是第二次来了。”
姑娘不好意思地看着高娃：“不会再来了，这次一定把它戒掉。”
“你多大了？”我一直在心里替这个美丽的女孩子可惜。
“24岁。”娘娘回答。
“才24岁，又要拍戏，不戒了怎么办，别说前途，啥也没有了。”
高娃说完后便询问院长、护士长对姑娘的治疗情况，问很很细，包括用药的时间、剂量、耐药性、生理反应等等，专业程度让我目瞪口呆。
姑娘听完，看看高娃，又看看院长、护士长说：“这毒真不好戒，每天晚上我都在下面花园里溜达，因为一躺下来就不行，浑身骨头像是无数的蚂蚁在爬，太难受了。”姑娘的眼里盈着泪水。
高娃拉过姑娘的手：“其实也就是一步跨过去的事。你想想，要是再复吸了，就前功尽弃，不要说这些苦白受了，自己的意志也会慢慢被消磨掉。一定坚持！”
姑娘点点头：“我不愿再进来了。”
高娃：“治好了以后，我还可以推荐你去拍戏。”
姑娘笑了。
“你这是‘一条龙’服务啊。”我也笑起来。“小师妹嘛。我这里演艺界的病人特别多。”高娃拉着姑娘走进卧室，帮她整理着床铺。
姑娘翻出以前拍电视剧的剧照给我看：“其实我的生活挺充实的。当时读大三时完全出于好奇，又无知，就稀里糊涂地染上了。”
姑娘很高兴地坐在床沿和高娃聊着悄悄话，亲如一家。
院长感慨地对我说：“这个中心是全国复吸率最低的戒毒机构，国内外的专家都来考察过，有过很详细的论证。”
护士长开玩笑说：“这可能和高娃特殊的戒毒法有关。”
他们说高娃不知用什么魔法，会很神奇地让病人向她倾诉一切，让病人首先从精神上解放出来，从而配合中西药的治疗，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离开医院的时候，我让护士长领着去医护室和那些小护士们告别，我想让护士们每人说一句对高娃的评价，可高娃笑嘻嘻地跟着，护士们就你推我攘地笑成一堆，谁也不说话。我赶紧把高娃赶到走廊上，对着笑成一团的护士说：“说吧，捡最实在的。”还是笑。
“护士长先说。”我拉着护士长的手求援。
“其实啊，我好几次都想不干了。”护士长这一句话把所有笑声都煞住了。
护士长的语调很温柔：“难啊，你不知道护理这些病人有多难，但每次我都挺住了，因为老板对我像亲人一样，一想到她，我就对自己说忍着吧，干下去。”
所有的护士都齐齐地看着她们的护士长。
高娃探进头来。
我问：“她们叫你什么，老板？”
“我希望她们叫我高娃，但他们总叫我高总，或者老板。”高娃仍探着脑袋。
护士们仍笑着挤在护士长的身边不作答，我急了：“你赶紧走开，去车上等我。”
高娃笑着去了。
“好了，该你们了。”我在她们面前走着，看着最小的一个护士在挤眼。
“就你先说。”我火眼金睛地看着她。
“嗯……我们老总不像明星。”小护士说完扭头看着另一个护士。
“我们老总太操心了。”
“我们老总关心每一个人。”
“我们老总是所有老总中最漂亮的……”
“我们老总……”
4
第三天一早打电话过去，小保姆说高娃没起床，头晚熬了个通宵，赶一份电视剧的拍摄方案。我一头雾水，不是做戒毒所吗？怎么又拍电视剧了？
中午见到高娃，才知道，她成立了一家影视公司。因为戒毒所投得多，回收少，甚至不盈利，必须从其它地方补才能正常运作。
看她憔悴的脸上挂着笑，我只问了想了一晚上的一句话：“值得吗？”
高娃很具亲和力地看着我：“值得。”接着她给我讲了很多故事，来论证她的“值得”。
我记得的一个故事是：一对结婚很多年的夫妻，吸毒后倾家荡产，家人朋友唯恐避之不及。他们先后在瑞桦戒毒六次，最后不但成功了，而且医院的中药又帮他们生了儿子。夫妻俩在广州买了铺面，生意做得很兴隆。第七次到医院来，要把全院的人都请到广州去玩，不去就不走，好不容易劝走他们，没几天，第八次来医院，居然带来三个戒毒病人。
第二个故事是一个怀孕临盆的妻子，带着吸毒的丈夫，跪在高娃面前：“高娃姐姐，你看我快要生了，可他还吸毒，以后谁来管我呀，求你赶快帮他把毒戒了吧……”
高娃气得大骂这个丈夫：“你有没良心，你老婆怀着孩子，你马上就要做父亲了，还吸毒，你简直不叫人！”
丈夫说：“我戒……但我只有500块钱，还要生小孩子……”
高娃要那个丈夫作出绝对的保证，最终免费收下了这对夫妻。夫妻俩久久跪着，任谁劝都不听，泪从丈夫的眼里长流着。再后来，妻子在戒毒所生了孩子，取名就叫瑞桦。
听了太多的类似这样的故事。关于这些，高娃说法很实在：咱又不是商人，一个演艺人，有时心很软，这种事太多了，所以有时我真不知自己是有钱还是没钱。
走过十年，这个蒙古族女人的座右铭是：解除人类痛苦，赐予生命美丽，这是我毕生的追求。
（摘自《浙江广播电视报》2002年4月3日）
六、罗侠
《中国青年》2002年第6期，刊登了一篇题为“为了真相必须忘掉自我”的文章，文章说：
2001年10月20日晚，重庆商报女记者罗侠在采访拍照过程中，因拒绝陪酒，被一群嚣张的醉汉暴打，头部严重受伤。媒体披露此事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罗侠一时成为新闻人物。
其实，罗侠的新闻经历一直与危险相伴。六年前，她是深圳日进斗金的“川妹子酒楼”的老板，但为了圆自己的记者梦，她毅然卖掉了酒楼。从此，她承担起种种风险，投身于形形色色的卧底调查，揭露了一桩桩见不得阳光的罪恶。
最险恶的一次卧底
做卧底难免冒风险，罗侠说，她经历过的那么多次卧底中，最险恶的一次是1997年7月去采访如火如荼的“仙诗坦蒙”传销。这也是罗侠第一次卧底。
罗侠首先装扮成一名下岗女工，出现在经常有“仙诗坦蒙”的经销客活动的劳务市场，很快，罗侠被一位“仙诗坦蒙”的大姐看中，成为其发展的“下线”。
为了能打进“仙诗坦蒙”传销网络，罗侠先后花了3000多元用于缴会费、买产品，并且每次开会，她总是积极发言，显得十分活跃。罗侠还表现很忠实：帮“大师级”的“上线”做饭，跑腿儿办事，请客送礼……她很快获得了信任，被层层往上推荐，一直推荐到公司在重庆的总负责人邹氏兄弟面前。
罗侠表现得更出色了。当时，他们开会租场地要花不少钱，罗侠对邹氏兄弟说：“不用花钱，我想办法借个地方用用。”果然，几天后，罗侠就在一家宾馆找到一间免费的会议室，令这两个外地人刮目相看。后来，他们发现这个姑娘很能干，自从有了她，不仅省钱而且省心，很快，罗侠被视为心腹，公司很机密的事情也拉上她一起商量，传销公司的内幕完全暴露在罗侠的视野之中。
从8月21日起，罗侠揭露传销骗人伎俩的系列报道《传销魔术大揭秘》开始在华西都市报上连载。当时国家尚未明文禁止传销，此报道一出，国内多家报纸转载，人们争相传阅。一些被骗者如醍醐灌顶，找到传销公司坚决要求退货、赔偿。随着报道的推进，“仙诗坦蒙”的底细被一一抖搂出来。
罗侠当时坚持用本名发新闻，她说，我从事的是正义的事情，当邪恶如此猖狂的时候，正义的一方为什么反而要躲躲闪闪呢？但是，这也使对手看明白了，这是一个孤军奋战的“奸细”。小头目梁数增数次叫嚣“这个记者跟我过不去，我一定要给她点颜色看！”他还煽动大家：“记者不除，大家受损！”
罗侠的行动与报纸的发稿同步，她所披露的大量细节使她成为“高危嫌疑人”。但是，罗侠表面上一如既往，嘻嘻哈哈地和他们周旋，一次次化险为夷，一步步逼近“传销大师”敛财的真相。
有一次开会，小头目梁数增突然宣布要对与会者进行搜身。时值夏天，罗侠的采访本、名片、采访机就装在她的手提包里，四下都是急红了眼的大汉，东西藏在哪里似乎都不妥当。眼看身份就要被揭穿，罗侠冷汗直冒，“这伙人可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罗侠的大脑飞速地转动起来。她佯装不小心打翻了手中的杯子，弄得一身是水，在低头整理被水打湿的裙子、鞋袜时，“顺手”将手中的手提包搁在了地上，然后，趁大家不备，用脚将它踢到旁边的床底下。梁数增等人什么都没搜到，会议照常举行。罗侠很自然地坐在床边，找了个机会，又把手提包装回大提袋里。
自然，关于搜身的报道出现在第二天的报纸上。
“大师”们简直要发疯了。他们已开始准备卷款逃走，同时，也加紧推销手中的货物，罗侠记者的身份终于暴露。愤怒的“大师”们煽动起铁杆线民对罗侠实施报复。有传闻说，被报道断了财路的重庆各大传销公司愿意花40万元买杀手“做掉”罗侠全家。
罗侠家的电话快被他们打爆了。电话里充斥着“等着吧，早晚血洗你全家”这样血腥的威胁。有一次，罗侠的小女儿从学校回家，蹦蹦跳跳地去接电话，一听是一个恶狠狠的男人说什么要砍要杀，吓得她大哭起来。罗侠一回家，她就扑上去哭着说：“妈妈，我以为你回不来了，有坏人要杀你……”
罗侠搂着女儿，半天说不出话来。
她想起当年，女儿几个月大时发高烧，夫妇俩手忙脚乱地抱孩子上医院，看病、买药、打针，最后，他们连回家坐公共汽车的钱都没有了，只好抱着孩子蹲在医院的过道里等待天明。那是令罗侠刻骨铭心的一夜。她就是在那一晚决定去深圳，她要给自己创造从容的生活。在深圳，罗侠用五年时间实现了她要成为一个百万富翁的诺言，从在大酒楼做咨客开始，一直做到营业部经理，从承包一个公司的食堂，到自己开张营业面积达1000平方米的“川妹子酒楼”……如今，因为自己伸张正义的梦想，就要殃及孩子乃至全家人的生活吗？
罗侠落泪了。
好几次，罗侠出去采访，都走出去了，又折回来，跟家里人说几句话。罗侠说：“当时我是真的害怕这一去，就回不来了。”罗侠也不知道等待她的会有什么不测，但是有一点罗侠是下了决心的：既然当日决定了要揭露这件事，既然坚信自己是正义的，就绝不能在这个时候向这伙人妥协求饶！
罗侠将父母送到亲戚家，把女儿送往朋友家，连家中的小保姆也执意被罗侠送上回老家的车……做完这一切，罗侠轻松多了。
罗侠的报道，早已引起川渝有关部门的重视。后来，罗侠带领工商和公安部门的人直奔邹氏兄弟的办公室，“仙诗坦蒙”很快被查封，随后，重庆的其他传销公司也先后被查封。
最尴尬的一次卧底
罗侠做卧底是出了名的胆大，所以，经历风险对罗侠来说，是再平常不过了。但是，做卧底需要很投入，要迅速转变角色，让自己成为被指派的那个“符号”，在这一过程中，难免会碰到熟人，这真是一件令人尴尬的事。罗侠就有过这样的经历。
那是罗侠在南方花园的“香吧”卧底采访“月亮族”（坐台小姐）的时候，为了能混个脸熟，罗侠连续几天在这里活动，并根据她们的装扮、招式、语言来“武装”自己。一天凌晨，浓妆艳抹的罗侠正和一群“月亮族”眉飞色舞地聊天，突然门开了，进来两位男客人要吃饭，罗侠定睛一看，天呀，其中一个是大学时的同学！
罗侠再一想自己的打扮，心中更是连连叫苦，一件镂空的黑色高领真丝t恤，下面配一条黑色的超短裙，脚上是高帮松糕鞋，头发则盘成“乱云”式，还染成红一缕黄一缕的，在脸上拂来扫去，真够“堕落”的。
这位男同学一回头，也看到了罗侠，不过他不敢确认这就是他的同学，直愣愣地盯着罗侠看了半天。深谙此道的“月亮族”开始起哄：“来电了，来电了！”罗侠说，那时她是又急又怕，怕的是男同学脱口而出喊她的名字，这次卧底就前功尽弃；急的是不明真相的他要是把今天的见闻传播出去，她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过了一会儿，那位男同学买单离开了“香吧”，罗侠简直就想追出去说个清楚算了，可是卧底采访还没有完，这会儿奔出去，一帮惟恐天下不乱的“月亮族”还不跟出去看热闹，事情怎么收场？罗侠越想心里越难受。
突然，罗侠的手机响了，电话里传来那位男同学的声音：“刚才是你吧？又在干什么装神弄鬼的事？”
罗侠心里终于好受一点。后来，这位同学听罗侠讲述了真相，很真诚地对罗侠说，都说当记者很风光，我算是知道了，真是不容易，向你致敬！
相信一切付出都是有意义的
在罗侠的经历里，我常常惊讶于她的承受能力，罗侠却笑着说她属于比较能吃苦的那一类，而我始终认为，能吃苦的背后，一定有一种力量支撑着她，所以那些苦不再苦，所以她经历百转千回，痴心不改。
罗侠说过，为了真相她必须忘掉自我，卧底的过程中常常有一种被异化的感觉，但是在角色轮回里，罗侠相信一切付出都是有意义的。
（摘自《文摘报》2002年3月17日）
七、马芳菲
年龄：38岁
职务：财务经理
年薪：10万
单位：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某外资企业
外部特征：短发，一丝不乱，神态平静，略为冷漠。身形清瘦、身材挺拔，穿名牌，简洁大方，周身少有饰品。思维清晰，讲话语速快，五句里有二句夹英语单词或短语。
生活片段：每天早晨就像打仗
5∶45 马芳菲床头的闹钟突然响起来了，是清脆悦耳的小鸟在歌唱，过了一会儿，突然变成了一声长长的鸡鸣，马芳菲就被这声音叫醒了。被窝真暖，就是这么一迟疑，鸡鸣已经变成了狗吠，马芳菲立即就坐了起来。
6∶00 随手打开收音机，正是西湖之声广播电台的晨间节目，周光编播的报刊选播时间。清晨，马芳菲已经习惯了听周光的声音，这个声音发出的信息，使她每天对世界都有新的认识。听广播成为她每天早晨的必修课。
6∶30 在动听的男声伴奏中，马芳菲站到了床下，叠好了被子。半个小时的节目完了，她走进了卫生间，开始每天清晨10分钟的盥洗梳理。
6∶40 简单的洗刷后，马芳菲开始做早餐，大多数时候是牛奶荷包蛋。路边摊上和小店里的早餐她是不吃的，也不许丈夫和儿子吃。所有早餐的食品都来自于大型超市，是她在每个周六集中采购的，数量充分，够吃一周。
7∶00 催促丈夫和儿子起床，先叫儿子，5分钟后再叫丈夫，错开他们上卫生间的时间。然后去楼下拿当天的早报。
7∶10 吃早餐。一边吃一边浏览早报新闻，问问儿子学校里今天有什么安排。
7∶20 换衣服，简单化妆。收敛水、粉底、眼线、唇膏，一气呵成，只要五分钟。要穿的衣服是前一天晚上准备好的，保证每天一套，天天不一样。
7∶30 司机已经在楼下等着了。和丈夫、儿子说过“goodbye”，马芳菲下楼，坐上车，去单位上班。
8∶00 容光焕发地出现在杭州经济开发区的某外资企业财务办公室。在一声接着一声的“hello”中，一天的工作开始了。
自述之一：我家的客厅没有沙发
我的家不大，温馨、干净、简单。所有看得见的角落，能看见的东西少得可怜，因为都被我锁进柜子里了。这样搞卫生方便，花时间又少。四周的墙上，除了几幅木雕饰品，没有过多的装饰。一张大大的世界地图，占了墙上最大的位置。平时我喜欢看，孩子也常看。家具很少，比较显眼的是一个酒柜，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名酒，我有收藏的爱好。如果有空，或有朋友来，我们会喝上少少的一点，为谈话助助兴。还有一张一米八长的餐桌，四张椅子。此外，客厅没有可坐的椅子了，连沙发都没有，因为不需要。没有人有时间能懒懒地赖在沙发上。家里只有鲜花是不断的，玫瑰、康乃馨、百合花，隔两天就换，这给我好心情。
自述之二：我家的时钟有六个
来我家的朋友都会有一个发现，我们家的钟特别多。这都是我摆放的。我家的客厅墙上有一个石英钟，我的卧室里也挂了一个，这可能同每个人家都差不多。除了这两个钟，我家厨房的墙上也有一个。虽然除了早餐，我做饭的时候很少，也不喜欢做饭，但是我喜欢在做饭时能看到钟的感觉。我还在客厅和卧室的拐角处安了一个，在书房的电脑旁放了一个很漂亮的座钟，我的床头有卡通闹钟，早上用来叫醒我的。放这么多的钟，就是想随时随地能看到时间，可以提醒自己不要迟到。在公司，迟到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我的同事大多数不在手上戴饰物，但是都戴带表，就是为了看时间。
（引自《钱江晚报》 文/陈江）
八、章启月
12月9日，45岁的外交部女新闻发言人章启月微笑着圆满完成了她的最后一次例行记者会的主持。此后不久，她将担任中国驻比利时大使。
14岁的使命
章启月1959年10月出生于北京一个外交官家庭。其父章曙先生是新中国第一批外交官，曾任中国驻比利时、驻日本大使，后来担任外交学院院长。
章启月曾在某个场合谈起“出身在外交官的家庭，并不是件优越的事情，甚至可以说很不容易，很艰苦。”章启月4岁时，父母就双双出国。父亲在伊拉克任职8年，“文革”开始，章启月和母亲在江西干校度过了两年时间。章启月说，“小的时候，跟奶奶住过一阵，后来就住在幼儿园里，常常没人接，有时就住在父母朋友家里，经常是一会儿换这家，一会儿又换那家。”“这些都对我现在的性格啊、为人处世啊有很大的影响。跟任何人在一起，都是我照顾别人。这是因为从小在家没有人惯我。”
1974年，经毛泽东同意，外交部派遣4名子女赴美两年半学习英文。4名少年留学生中的两位比较知名：一位是章含之的女儿洪晃，一位就是章启月。1977年1月，章启月回到了北京读高二，第二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
“冷眼看外交”的日子
大学尚未毕业，大三的章启月考入了第二期联合国译员训练班。1983年冬天，章启月以国际职员的身份再度飞赴纽约，在联合国秘书处担任同声传译工作。回顾这5年的同传经历，章启月曾说“在那里我第一次接触了外交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