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两性中都有男a和女a群体的存在，由于男a中有一部分人不愿接受女a，造成女a难觅恋人之苦。但是，如果男a的数量大大多于女a，男b又升级到准男a的程度，那么，在天下好男人数不尽的美景下，扣除那部分不愿接受女a的优秀男子，女a仍有广阔的选择余地。
男人和女人永远处在矛盾运动的过程中。妇女从被压迫的历史环境中，经过长期的斗争，取得了女权运动的胜利，获得了男女平等的社会地位。男人让女人走上了解放的道路，而走上了解放道路的女人，又使许多男人受不了。男人敬仰优秀的女人，但又觉得和她们相处不堪重负。女人努力使自己优秀本想或本应得到男人的爱，但却使一些优秀男人远离了她们。如此矛盾运动过程给人们的启示是：一方面女a们要清醒认识自己，避免在性别上的错位甚至越位；另一方面男人们要努力前进，做一个堂堂正正、顶天立地、事业有成、爱心有加的男子汉。大批具有男子气概的优秀分子的诞生，是女a烦恼减少、幸福增加的必要因素。
中国男性的现状，有其深刻的社会因素。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一定有大批优秀男子成长起来；随着男性的升华和女a的性别到位， 一种新的男女平衡局面将展现在人们面前。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十三、若干女a个人经历的启示
女a人群分布于各个领域、各种职业、各种岗位之中，女a个体具有不同年龄、不同性格、不同心理素质，因而有着各种不同的生活态度。以上说了许多关于女a的话题，仍难以穷尽女a所面临的问题和需要。这里列举若干实例，看看是否能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一、刘晓庆
作为20多年来演艺界的一个标志性人物，刘晓庆创造了很多第一：自称是第一个离婚的名人、第一个年纪轻轻就写自传书、第一个自筹资金独立拍片、第一个在事业最辉煌时公开宣布息影、第一个下海经商、第一个声称自己是“亿万富姐”……可是刘晓庆还有一个虽被人忽视却意义重大的“第一”：在中国演艺界名人中第一个聘请私人法律顾问。
1986年，刘晓庆聘请北京第二律师事务所陈旭律师为自己的私人法律顾问，开风气之先。从中可以看出，刘晓庆的法制观念一直都很强，很懂得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只是我们遗憾地看到，这种法律意识虽然使刘晓庆一次次赢得了官司和纠纷，可并没有使她在日后的经商生涯中遵纪守法，最终惹出了惊天税案。
……
“为什么偏偏是刘晓庆成了被枪打的出头鸟？这是一种偶然吗？”面对记者的提问，陈旭律师的话题自然转到了目前的刘晓庆税案。
“从法律的角度讲，如果一个人从事了违法犯罪活动，那么法律对你的追究不存在时机是否恰当的问题，这叫‘违法必究’。一个贪污犯被追究时如果对执法人员说‘贪污的人多了为什么偏偏抓我’，我们会觉得非常可笑。同样的道理，如果刘晓庆真的存在偷税漏税问题，那么她受到法律的制裁就是咎由自取，不存在偶然或‘出头鸟’的问题。当然，我们不希望刘晓庆仅仅是被抓了一个典型，或者成为‘杀鸡骇猴’的牺牲品，因为抓典型办案不是一种法治思维方式，这里还有一个‘执法必严’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刘晓庆有值得人们同情的一面，因为我们看到生活中有很多偷税漏税的行为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制止和应有的制裁”。
……
对刘晓庆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栽在偷税上，陈律师认为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义上说，是我们的社会成熟了、进步了。“但我想说的是名人的社会责任问题。作为公众人物，因为你受大家瞩目，你的一言一行影响着大家，对公众有导向作用，所以你就有道德示范的社会责任。如果一个社会的名人道德失范现象很严重，那么这个社会的风气和道德水准一定也有问题”。
……
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刘晓庆那充满传奇色彩的从丑小鸭到白天鹅的个人奋斗史激励了许多年轻人去实现梦想。她的惊世骇俗的言行，她的特立独行的个性，她所张扬的那种充满个人主义、女权主义思想的反传统意识正是那个时代思想解放过程中强烈冲击国人观念的音符，而由于刘晓庆的特殊身份，她对公众的影响无疑是他人无法替代的。虽然有不少人默默地暗中支持她，但非议、误解、委屈和漫天的唾沫却要刘晓庆一个人承受。当今天的“小皇帝”们自豪地说“我最棒”时，老师和家长都会夸孩子有出息，谁能想到20年前的标准评语是“不要脸”呢！
刘晓庆的第一次离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20世纪80年代初的离婚女人就如今天的大熊猫一样稀有，自称是中国第一个离婚的名人的刘晓庆告诉大家人是可以离婚和再婚的。后来，刘晓庆公然宣扬只要相爱可以不结婚，而且可以在不结婚的状况下生孩子。这些当时的奇谈怪论在今天正被一些新潮青年身体力行着。可当今天的自称新人类、新新人类的年轻人沐浴在自由的阳光中、呼吸着洋溢着青春气息的空气的时候，是否会想到向引领社会风潮并为此付出巨大代价的刘晓庆们致意呢？
刘晓庆是个充满争议的风云人物，她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所有的风潮。无论是她的朋友还是敌人，无论是她的崇拜者还是厌烦她的人，没有人会相信刘晓庆的戏剧人生会就此谢幕，她会以我们常人意想不到的方式，继续吸引着我们的目光。
（摘自《刘晓庆首任私人律师访谈录》——《法律与生活》2002年第9期刘爽文）
在另一篇文章中，作者写到：
在《艺术人生》的演播室内我见到的刘晓庆，看上去依然那么年轻，说起话来依然神采飞扬，普通的装扮就已经能够将岁月的痕迹深深地隐藏起来了。她喜欢标新立异，因此也就总能带给人们新的惊异和谈资。
曾被认为“形象不好”
对于喜欢向前看的刘晓庆来说，痛说家事的言辞实在难得：“我是工农兵学商都做过，当年毕业时为了留在成都，到工厂当了8个月工人，后来又到农场当了一年农民，之后又当兵。出道说起来很有意思，那时候不像现在。全国只有一部电影在拍，像我这么大年龄的角色只有一个，竞争十分激烈，就像选美一样，而我比起来又不能算长得好，当时给人家的印象就是——瘦，秀气，不敢说话，普通话不标准。试戏就试了8个月，导演说我满口四川话，戏还可以，形象不好。在海南体验完生活之后，我又回团里去了，那时我只专不红，反正一连串的波折。”
让非议我的人心服口服
你可以不喜欢刘晓庆，但你不能不关注她，因为在她的身上始终有那么一股子不管不顾、执拗到底的犟劲儿和心气儿。面对绯闻与非议，她说：“我感谢这些绯闻和非议，每当报纸上有人批评我，说我演得不好时，我就发誓要让他们心服口服，因此就特别努力。”
“最好的女演员”这句话还有效吗
一位影迷问刘晓庆：“当年你曾说过‘我是中国最好的女演员’，那么这句话现在还有效吗？”刘晓庆思忖片刻之后做出了回答：“我的确说过这么一句话，因为本来就是这样。现在要是我演戏的话这句话就有效，别人演就不好说了。”接着，刘晓庆又补充了一句：“我承认我确实有点狂，一位我当年的战友后来见了我说，当年你在学校里就说过我要在全国出名，我说我实在记不起来了——看来我那时候真是够狂的”。
从“小女人”到“大女人”
谈起自己的经典名言“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刘晓庆自嘲地一笑：“小女人才会这样感慨，我现在是一个——大女人了。”让她对自己做出评价时，她一点也不自谦：“我当然是特好的女人了，只要与我交往过的男生，都会这么说。”耐人寻味的是，知天命之年的她也使用了一个妙龄少女爱说的用词——“男生”，让听者不禁莞尔。
不惧怕衰老
衰老是女人的天敌。面对岁月的雕刻，刘晓庆自称随遇而安，对于衰老并不惧怕。她说：“人生是很丰富的，我不怕老，因为一个人在每个年龄段都会有独特的美丽。而且怕老很不好，你怕老自己就不老了吗？如果自己觉得老了，就真的老了，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的光彩。我觉得现在的我比过去就好了许多，过去傻，不懂事，一根筋，而现在我学会了乐观，懂得享受生活了。我相信等我年龄再大一些，也同样能找到自己的光彩。”
骂我声音小一点，表扬我声音大一点
面对现场的80位观众，有什么真心话想说？她认真地说：“我这一生当中，要尽我所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会受任何人任何事情的干扰，当然前提是不损害别人。我希望你们在今后骂我的时候声音小一点，表扬我的时候声音大一点，让我得到鼓励。”
（刘蓓蓓根据央视《艺术人生》节目撰稿，刊登于《中国电视报》）
二、张越
在美女如云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中，以富态雍容出了名的张越乐观洒脱，并以其特立独行的主持风格在观众心目中占有一席之地。
记者：你感觉自己在电视上充分张扬和表现自己个性时，其中有无霸道的成分暗藏其中？
张越：有，肯定有。这是我小时候被迫自我保护的后果。我从小就因为肥胖而非常自卑，那时候走在马路上，总有人从我身边擦肩而过就说：“嘿，真够胖的哎！”说这话的基本上都是男的。这种刺激经受多了，我于是就对别人充满戒心，并随时准备迎接来犯之敌。例如，我在学校食堂排队买饭，有男同学不怀好意地问我：“哎，你一顿吃几斤啊？”我就告诉他：“吃二斤！”还有一次，我在自由市场上走着，有三个男的在旁边说：“嘿，真他妈够胖的哎！”我本来都走过去了，听他们这么一说我又走回来死死地盯住他们，目光厉害得让他们最后都有点儿害怕了，嘴里说着“真够凶的，真够凶的”，就全都跑了。
以前别人乍一接触就会感觉我说话锋芒锐利，语速飞快，不容置疑，有极强的进攻性。但现在这种东西正在从我身上慢慢消退，现在我做节目的语言状态，已经和我刚上电视时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不是因为学会了如何装蒜，而是我的心理发生了变化。我对周围的那种强烈戒备之心正在逐渐消失。
记者：在这种戒备心逐渐消失的过程中，有没有某种自信正在你心里慢慢建立？
张越：当然有。只说一个简单的变化。我上中学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所有的人最好都看不见我，那时候我专门穿蓝色和灰色的衣服，就是想把自己彻底隐藏起来。可最后，我竟干上了一种能让全国人民都看得见的职业，如果自信得不到恢复，我可能在电视上面对天下人侃侃而谈吗？
这种转折真正出现是在大学快毕业时，我感到自己正在走出延续整整10年因肥胖而生成的心理自我封闭状态。我不再惧怕和别人在一起，穿大红大绿的衣服，做各种夸张的手势，用大嗓门说话，都觉得没什么了。
这完全得益于我在整整10年的时间里，一直都在反抗内心已经形成的东西。我能做到这一点，除了天性不允许我永远生活在某种阴暗的心理之中外，还得感谢我始终没有放弃学习，读书能让我不断地从知识中汲取内心的力量。
（这是《妇女生活》2001年第二期刊登的一篇专访，标题是“张越曾为肥胖自卑十年”）
三、吴海伦
吴海伦，祖籍四川，出生于昆明，1989年从北京科技大学物理专业毕业后进了北京一家公司做分析仪器，4年后到广州独立经营分析仪器并结了婚。生意进展不错，但第一次婚姻带给海伦的却是伤害，1998年心灰意冷的海伦来到一个刚刚开发的旅游地——云南泸沽湖游玩。在这个被社会学家称为人类唯一尚存的母系社会“活化石”、旅游者称为“女儿国”的泸沽湖畔，那位名叫大狼的摩梭部落小伙子，改变了海伦的一生。
《家庭》杂志2002年3月上半月刊，登载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都市丽人和摩梭丈夫：超越‘走婚’的爱”，文章说：
被称为“东方第一奇境”的云南泸沽湖“女儿国”——摩梭风情，正在申报世界文化自然遗产。2001年秋，在湖畔的一座小木房“大狼吧”里，我采访了女主人——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的都市丽人吴海伦和她英俊伟岸的摩梭丈夫“大狼”，还有他们两岁多的儿子“小狼”。海伦娓娓讲述自己的故事。
寻隐泸沽湖畔疗伤世外桃源
1998年6月，我和前夫的婚姻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当再一次争吵发生时，原本斯文的前夫完全失控，在我猝不及防之时冲上来，凶狠地把我按倒在地，用力卡住我的脖子，嘴里叫说：“日子过不下去就不过了！我要掐死你！”我拼命挣脱，抱着孩子逃了出来，从广州飞回昆明父母家。原来不主张我离婚的父母看见我脖子上青紫的淤痕，沉默不语了。
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精明、儒雅的前夫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大男人情结：家中有车有房，但是他坚决不请保姆，要我辞职在家洗衣、做饭、带孩子；我不能到公园的“英语角”去和老外对话，否则争吵难免发生。我是北京科技大学物理系的毕业生，多年来在自己的事业上独当一面，怎么可能完全被禁锢在家中“相夫教子”？
眼看着儿子一天天长大，我只想和前夫求大同、存小异，谁知他越来越过分：一位北京的朋友来广州，我友情相待，丈夫无端地疑神疑鬼，连夜审问我一番，甚至打电话过去追问对方，对证“口供”。这样的婚姻，越来越让我难以忍受。
我每天都对前夫说同样的话：我们好说好散，还是离婚好。前夫看我去意已决，终于同意离婚，但条件很苛刻：离婚可以，但得放弃全部房产。这意味着我两手空空，一切从零开始。我没有犹豫，咬牙答应下来。
为了尽快从婚姻破裂的阴影里走出来，我邀女友小罗到神秘的泸沽湖旅游。
泛舟湖水上，倦意全消。给我们撑船的摩梭小伙子大约二十四五岁，脸部线条硬朗，充满阳刚之气。他闪着一口雪白的牙齿笑着对我们说，他的摩梭名字不好记，村里人都叫他“大狼”。他竟能说一口不错的汉语！
船到湖中心，同伴们按捺不住激动，在另一个摩梭小伙子带领下跳入水中畅游起来。泸沽湖平均水深45米，我不敢贸然下水。大狼也没有下水。我问：“你也不会游泳？”大狼说：“我当然会游泳。但我也下去，留你一个人在船上怎么办？”简单的回答让我有些感动，一种久违了的被尊重、被保护的感觉漫上心头。
我们在船上聊了起来。让我吃惊的是，大狼除夸我长得漂亮外，谈得最多的是亚洲金融危机和香港回归对经济和旅游的影响。我不禁对他刮目相看。
说到“走婚”，大狼认真地说：“摩梭人的走婚神圣、自然，不容亵渎，远不像外界传说的那样随便。我们的爱就像湖水一样清澈无暇，绝不掺进金钱和个人利益，与西方性开放完全是两加事。”
交谈的气氛变得亲切起来。我突然想起一个很好玩的话题，就问他：“有没有汉族人来这里走婚？”大狼立刻说：“当然有！摩梭人的阿夏婚并不受民族限制，只要男女双方情投意合就可以。”大狼盯着我的脸看了一会儿，突然热烈地说：“今天晚上我来找你走婚好吗？”我从他那纯洁的眼睛中读到燃烧起来的激|情，我的心一颤，但随即装得若无其事地开玩笑说：“好呀。”没料到大狼当真了，一遍一遍追问：“真的吗？”我不敢再出声了，深深低下了头。
晚上本来要围着篝火跳舞，但因下雨跳不成了。我和小罗站在屋楼底下躲雨，大狼看见后马上走过来，拉起我的手说：“远方来的漂亮阿妹，我想跟你走婚。行不行？”我被他的执著和大胆吓住了，浑身哆嗦了一下：这怎么可能？我的性格和所接受的传统教育，还有那个刚刚破裂的婚姻，令我不可能接受这个认识才一天的激|情男子。
我抑制住内心的狂跳和不安，矜持地说：“我们还是做朋友吧。”这等于拒绝。大狼有点儿尴尬地说：“那我先走了。”
第二天一整天，我心里都很矛盾，害怕见到大狼。晚上我还是被同学拉去参加篝火晚会了。跳动的篝火把一张张年轻的脸庞烤得通红，我们兴奋地跳着、唱着。大狼突然冒了出来，拉起我的手欢快地跳起来。跳完舞，我还来不及躲开，大狼提着苏里玛酒跑到我们房间，“哗哗”地倒酒，一边劝酒，一边拼命朝小罗使眼色，要她到另一个房间去。
小罗当然知道大狼的动机，就是不走。大狼几次出击，我和小罗都装聋作哑。大狼眼里炽热的火慢慢熄灭了，最后默默离去。
第三天，我和小罗按计划要去中甸。就这样，我没有和大狼打一声招呼就离开了泸沽湖。我这颗曾经沧桑的心，被那个野性、淳朴的摩梭小伙子搅乱了，脑海里全是大狼的眼睛。长这么大我没有见过那样的眼睛，清澈、淳朴、透亮、充满着火一样的激|情，再次见大狼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重返高原峡谷走婚摩梭“阿夏”
我和小罗立刻重返泸沽湖。又一次踏上那崎岖的山路，到达泸沽湖时已是深夜12点。第二天一早，我到和大狼第一次见面的湖边去找他。辗转了两天才见到大狼，他见到我们时只是礼节性地打了个招呼，一点儿都不热情。小罗热情地说：“我们买了牦牛肉，你和我们一起烧烤吧。”大狼竟然说：“我很忙，你们自己玩去吧。我有空再来找你们。”明显是敷衍，我顿时很失落。
第三天晚上，大狼的表哥来旅店陪我和小罗喝酒，大狼出现了。他用摩梭语对表哥讲了几句，表哥拉着小罗走了出去。只剩下我与大狼，他的目光又变得热烈起来。
我躲着大狼的眼睛，说：“我回来只想问问你：你对我是真还是假？你得如实回答我，我很在乎。”大狼目光灼灼地说：“你是我见到的最漂亮的远方姑娘，我对是真心的……今天晚上，你就做一次摩梭姑娘吧。”
我流着泪点头答应，双臂立刻被大狼铁钳样的手掌攥牢。
我要嫁给这个男人。虽然我不知道未来的日子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能不能适应他的生活，但我就是要做他的妻子。要在这个远离都市尘嚣的世外桃源里好好生活，让我满是伤痕的心灵得到抚慰和康复。
10天后，工作迫使我返回昆明。那夜，我和大狼难舍难分。我紧紧地偎在大狼胸前，看着他悲伤的眼睛，逗他说：“你和我一起去昆明好不好？”没想到大狼一口答应：“好啊！昆明我还没有去过呢。”我喜出望外，与大狼和另一个广州的女友一起动身赶往昆明。
我们住在昆明我的父母家。介绍大狼时我只敢说：“这是泸沽湖的朋友。”
玩了几天，他动身回去了。我也该回广州了，可强烈的思念迫使我又不顾一切地从昆明一路颠簸赶回泸沽湖。
见到大狼时，我抱着他哭得像迷路的孩子。他一声不吭地用力抱着我，默默地陪着我流泪。我知道，今生今世我再也离不开他了……
爱情的凤凰涅槃心灵的沧海桑田
回广州不久，我拿到苛刻的离婚条件中的第一笔分割出来的财产——5万元人民币。这么多年来，通过努力，我们创下了丰厚的家产，但这一切，甚至包括我心爱的儿子，都不再属于我。我打电话让大狼到广州来。我觉得自己心里空荡荡的，想哭都找不到地方。
大狼赶来了。看到大狼，我顿时感到已死的心又鲜活地跳动起来。大狼看着明显憔悴的我，心中无限爱怜。但他不能在广州多停留，像他这样的铁汉子可以一人打退10头苍狼，但在这里他没有可以较量的对手。他像困兽有劲使不上，不知道该做什么，也不知道怎样帮我。仅仅呆了一天，人又匆匆踏上归程。
不久，我给远在千里之外的大狼打电话，泣不成声地说：“我现在就在大街上，我要去找你。”
电话里传来大狼欢快的声音，他说：“你的家就在泸沽湖，你来吧。”
大狼坐了10多个小时车去丽江机场接我。一见面，我的心顿时踏实下来。
1998年11月30日，是我今生最幸福的一天，我成为了落水村的摩梭新娘。这天是喇嘛算出的好日子，大狼为我举办了一个在当地绝无仅有的盛大婚礼。一早起来，大狼的姐姐帮我穿好摩梭衣裙，然后拜喇嘛和火神。遗憾的是我娘家没有一个人来参加，我只好邀请一对到这里来搞人类学研究的日本夫妇出席，也算是有了我请的客人。全村人热热闹闹地聚集在一起，唱歌跳舞，喝酒庆贺，喜气洋洋。我和大狼满脸灿烂，双眸流光。
在怀孕的日子里，大狼对我体贴入微，天天到山上采桑椹和鲜核桃给我吃。在他的呵护下，我过着极悠闲的生活。每天只是听听广播，学学英语，与北京来这里小学义务教学的老师一起谈天，练习英语口语。
大狼很疼我，包揽了所有家务，包括帮我洗衣服。村里的女人笑他，他理直气壮地说：“这有什么，她身体不好嘛。”
不久，我们的摩梭孩子出世了，取名松龙次儿。我原来希望有一个摩梭女儿。摩梭人的小孩一生下来就是整个家庭的，摩梭家庭不讲究生母这个概念，家里的女人都是孩子的母亲。儿子喊家里的每一个女人做“大妈妈”。他们用摩梭人的方式去喂养他，加上大家对我格外照顾，我几乎插不上手。
游走于部落与都市承受着文明的落差
总不能终日无所事事。我分明听见都市文明热烈的呼唤——毕竟，我是在大城市长大的，再加上对大儿子的思念，我决定回广州发展。
我把这想法和大狼说了。一想起城市的嘈杂和污染，大狼就知道自己难以适应。再三犹豫之后，他最终还是心疼我，说：“我还是和你一起去吧。遇到什么事情也有个帮手，我独自在这里也不放心。”
我和大狼回到广州，创办了一个“霞客”探险俱乐部。我们花1500元在海印桥附近租了两房一厅，既用来办公，又用来居住。我们向广州人展示泸沽湖的风光和摩梭文化，并打算接待国内外的游客。
创业总是艰难的。为维持房租和日常生活开支，大狼需要出去找工。经朋友介绍，他到一家桌球城当保安兼收银员，每月600元。出门前我教他：别和陌生人搭话，因为骗子很多。然后，我带他乘公共汽车，告诉他必须前门上车，然后要往小箱喂钱币。还教他家里怎么用煤气，怎样到外面买菜等。
大狼上晚班，只能在白天睡觉。广州白天的嘈杂，人多车多空气的混浊，令他经常失眠，晚上上班时就昏昏沉沉，经常收到假币，客人说的广东话或者闽南话他一句都听不懂，造成的误会不断。回家后他想拉开嗓子大声唱几句舒缓一下，我又赶紧阻止他说：“这会吵了邻居。”
他觉得广州除了天河城广场5楼的游戏机室外，什么都比不上泸沽湖。坚持了一个月，大狼终于忍无可忍地对我说：“我不想干那个工作了！”我这才意识到，让我的摩梭丈夫生活在城市，等于是把一棵原始森林的百年老树移栽在花盆里。我不想为难他，但跟他回泸沽湖意味着放弃城市生活和刚起步的事业，再也见不到心爱的大儿子。可是让我独自留在广州，远离刚刚拥有的丈夫和小儿子，我知道自己会更感孤独和无助。
面临两难选择，思前想后，我还是一咬牙退掉房子，与大狼一起回到泸沽湖。回到家乡，大狼感到如鱼得水，划船、上山、打猎，自由自在。我却再次感到茫然：不知道自己在泸沽湖应该干什么。
这时，进湖研究摩梭文化的香港中文大学周华山教授给了我一个建议：以大狼家和原先就开有的“穗湖缘”旅社为基地，搞一个摩梭文化园，全面向外界和来访者介绍摩梭风俗和文化。
得到高人指点，我又找到了兴奋点。继“穗湖缘”落成后，我们又开了一家休闲茶吧——“大狼吧”。尽管不希望日益逼近的现代文明破坏这里的宁静，但泸沽湖仍渴望有更多的人了解。她像许多现代都市人一样，用电脑和互联网与外界保持联系。
在这之前，2001年9月18日，海伦和大狼一家应浙江电视台钱江都市频道《谈话》节目组邀请来到了西子湖畔，与杭州观众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两位主人公真诚质朴的话语感动了在场观众。
《谈话》节目现场，海伦说话有情有理，见解独到，大狼偶尔简单插几句，尽显质朴之风，他的真实与幽默得到了大家的阵阵掌声，也带来了轻松和愉悦。
关于初恋
萧寒：大狼你当时对海伦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大狼：就是初恋时候那种说不出来的甜蜜滋味儿。（众笑）
萧寒：海伦到底什么地方吸引你？
大狼：说话比较讲道理吧，什么事儿都是以道理来服我。
萧寒：因为你平时不太讲道理？
大狼：对。（众笑）。所以我叫大狼就是因为比较野蛮嘛。
萧寒：（问海伦）大狼又是什么地方吸引你几次三番地去泸沽湖呢？
海伦：可能他比较干脆吧，做什么事都能敢做敢担，不是退退缩缩的那种，还有他有一种非常野性的男性的美，连他当时跟我说话那种咄咄逼人的感觉……（也是很美），总之是一种比较自然的美。
关于走婚
萧寒：你往人家平静的水里扔块石头就不管了？
大狼：我们经常这样。（笑）
萧寒：你在认识海伦以前有没有类似的经历或碰到喜欢的女孩子？
大狼：有！很多。（众笑）
萧寒：你以前有过走婚的经历吗？
大狼：差不多七、八次吧。
萧寒：有没有印象深刻的？
大狼：太多啦！（大家掌声鼓励，询问海伦该怎么说，最终还是“把握原则”没有说。）
海伦：当初第二次我去泸沽湖时问大狼，我走了以后你还会不会跟别人走婚？他说肯定会！（众笑）。我能够理解他们那种习俗，但是我心里仍然有一种酸酸的感觉。
萧寒：（问大狼）结婚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走婚了？
大狼：机会很多，但是我不会走，我会自己约束自己。
萧寒：你想好了？还是选择跟她一起相伴终生？
大狼：对，想好了，我们摩梭人最后始终要选择一个固定下来，我就选择了她。
萧寒：你觉得你找到了？
大狼：对，找到感觉了。
关于结婚
萧寒：你们来自不同的世界，结婚以后要碰到很多问题，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大狼：没考虑过。按照我们的生活方式，用不着考虑这么多问题。
萧寒：结婚以后有没有碰到什么问题？
海伦：当然有哇。但是不管碰到什么问题，大狼最好的一点就是他懂也好不懂也好，他比较尊重我的想法，这一点是最好的。
观众：当初接受大狼是否因为以前的婚姻破裂想找一个安慰？
海伦：可以说如果没有以前的婚姻我可能不会这么选择。可能有的人一辈子都碰不到这样的感觉，我碰到了，所以我觉得自己很幸运。
观众：今后你会在那里长期度过一生吗？
海伦：会的。我想今后要做的不仅是感情的问题，还应该为摩梭人做一些事情，这是我一生要做的事情。（掌声）
海伦：“30岁开始为自己活”
我跟大狼是一个特例。摩梭人之间在感情基础很好的状态下可以选择“同居”这种方式，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彼此一生的承诺。走婚是一种不压抑人性的选择，男女是非常平等的，但只能生存于摩梭地区，它需要一种土壤，在外界是无法实行的。大狼选择跟我结婚，他是尊重我，实际上是他为我做出的改变和牺牲。
现在我做一些关于摩梭人文化方面的宣传和保护工作，是正面的宣传而不是像有些媒体误导游客使人觉得到泸沽湖就可以放纵一下，其实不是那样的。所以我想让大家对泸沽湖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这是浅层次的；深层次地说就是能够为摩梭文化正在坚持的东西做一些事情。
现代都市的人其实是很无奈的，要做很多自己不想做的事，碰到自己喜欢的人也不能向他表达，我觉得这是很可怜的。那么我找到了泸沽湖这样的环境，正好能够适合我这样的人。在泸沽湖我得到的最多的东西就是自由。我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地方，遇到了自己喜欢的人，做了自己喜欢的事情。30岁开始为自己活。（掌声）
（摘自《文摘报》2002年2月21日和《浙江广播电视报》2001年9月30日）
四、九丹
《家庭》杂志2001年7月下半期，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流落新加坡一年轻女性的罪与悔”。文章说：
年轻女作家九丹在新加坡惨遭心灵蹂躏，铩羽而归。这位曾在国内和新加坡被热炒的“旅居新加坡女作家”，根据其伤心经历写了一本叫《乌鸦》的书，激起一片谩骂声，有人指责她把在国外的中国女人比作“铺天盖地飞临外国的乌鸦”是大大损害了中国女性在世界上的形象。
她说，在生存成为第一法则的特殊环境下，中国女性心灵的扭曲绝不是坐在内地书斋里的人的神经能受得了的。《乌鸦》真实得灼人，比任何虚构的小说都来得惨烈。
“每个女人出国都是对国内生活的某种失望：爱情、事业……”九丹说。她出国前就有些名气，写过小说《漂泊的女人》，同样是在遭遇了对国内生活的失望之后，1995年，她求采访中认识的南方一个省长帮忙，把她办到一新加坡去读书。
1995年一个秋日的下午，我拎着红皮箱来到首都机场。挨着我的是两个新加坡女人，看见我后便迅速交换眼神，一会儿，又开始交头接耳。
“昨天我先生来电话，说是一个‘小龙女’杀了人，你知不知道？”“现在来了很多‘小龙女’，这比战争更可怕，她们不是把我们的饭碗砸了，就是把我们的老公抢了。”其中一个幽幽地说完之后，盯了我一眼。
“‘小龙女’像一块块糖粘在男人身上，想拿都拿不下来。”
“小龙女”？我一路上琢磨着，感觉很不好。
语言学校在一幢摩天大厦的顶端，有十几个班，每班30多人，我们班除了一个台湾人、一个日本人外，其余全是中国内地来的。男的七八个，剩下全是女的。这样的学校新加坡有十几个。
我从一踏上新加坡的国土，就有一种害怕的感觉，那是对生存的担忧。我带去8000元人民币，厚厚的一沓子才换了薄薄的几张新加坡币，大概1200元。东西都那么贵，吃个快餐也要六七元，害得我把饭桌上的米粒都拣起来吃了。
钱一天天减少，恐惧一天天增加，没过几天我就特别想回北京。
我发觉一个奇怪现象，在新加坡所有中国女孩在一起聊天时，都是窃窃私语，不让别人听见。后来才知道是怕那一口普通话暴露她们的身份——她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怎么了？为什么那么怕人叫“小龙女”？我不得其解，直到那个湖南来的女孩向我讲了真话。
每一个中国内地来的女人都梦想留在这片美丽的地方，在她们看来，回国仿佛是下地狱，因而都在读书幌子下寻找各种各样的机会，使尽各种手段留下来，于是歪的斜的都出现了，于是中国女人的名声越来越不好……
谁学习啊？因为只有一年时间，你要抓紧学习就是傻子，湖南女孩说。你要抓紧时间让自己长期呆下去，呆下之后再学习也不晚啊。可是拿到签证太难了，一万个中国女人也没有几个能留下，于是大家就都改奔钱去了，这更容易出歪门邪道。新加坡还不如北京一半大，有点儿事就传得满城风雨……我跟你说，“小龙女”在新加坡与妓女同义。
我一听如晴天霹雳，非常沮丧。湖南女孩笑了：只要成为有钱人，只要换了身份不回去，被叫做什么又有什么关系呢？你为什么出来？想必也不是功成名就被欢送出来，到哪儿还不是虎口求生？
时间一长，我愈来愈发现周围每个人的隐秘，每个人的活法儿。在那种地方，差不多每个女孩子都认定光靠自己是没法儿活的，如果要生存下去，就要找一个男人。一般是先谈恋爱，真的谈，期望能结婚。但绝大多数收获的是失望和辛酸。实际上抢人家老公、男朋友是件很难的事，人家根本就不把你中国人当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在恋爱上头破血流后，有的女孩子痛定思痛，就开始来歪的，找一个新加坡男人包自己，什么都先别说，先把学费、生活费等叫男人给出了，然后再谈……
也有的中国女孩一到新加坡就直奔夜总会，但这很危险，被移民局抓住就会立刻被遣返，还有挨鞭子的可能。但她们总是架不住钱的诱惑，干好了，一年能挣20万新加坡币甚至更多，肉体算什么？
姿色不佳的女孩就找家教干，教新加坡的小孩中文，一个小时几块钱。还有的做售货员，那收入就更低了。
我那个老女房东也是年轻时从中国来的，是歌剧演员，长得非常漂亮，东南亚那一带的人都记得她唱《蝴蝶夫人》的样子。她已去世的丈夫是东南亚非常有名的音乐家。她家实际是一个交际中心，有很多新加坡男人有事没事来这儿坐坐。我在那里认识了很多男人，我怀疑房东暗中做拉皮条的事，以笼络各界的名流男人。
我在她家认识了乔治，一位中国血统的钢琴教授，英国籍，在新加坡工作。应该说他是很不错的男人，对人彬彬有礼，更关键的是，他没有玩弄中国女孩子的态度。
我们恋爱了。他并不特别富有，经济上对我资助不小。自从认识他，我对生存的莫名恐惧消失了，但也从此感受到深深的不平等。他有英国人自以为是的性格，不屑体察中国女性的心理，下意识认为我跟他好是为了要到英国去。同时我们之间还有中西性格的和文化的冲突，他总是罗罗嗦嗦说我，让我像英国贵妇人那样在礼仪上要非常到位，而我散漫惯了，不愿为别人生活……这一切都源于国籍歧视，我们决裂了。
九丹痛悔那一段时间心理的变化，由过去忧郁的罗曼蒂克渐渐变成“活命现实主义”，对与男人没有爱情的交往不反感。她这时也相信了湖南女孩总挂在嘴边的理论：“天下妇女一般黑”，“某某主持人就比我们这些人干净了？谁谁谁比我们高尚多少？”这可怕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