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北大荒才有的那样湛蓝湛蓝的天，干净得像是用眼泪洗过一样，安静得连蜜蜂飞过的声音都听不见。
那一刻，我的心一阵真发紧。我才真正的发现，我此次回大兴岛最想见的人，已经看不见了。搂着老邢的肩头，我很想安慰她几句，说几句心里的悄悄话，才发现我的嘴其实很笨拙，说不出什么来，眼泪忍不住又落了下来。
倒是老邢握住我的手，劝起我来：老孙在时，常常念叨你。可惜，他没能再见到你。他死了以后，我就劝自己，别去想他了，想又有什么用别去想了，别去想了，啊你知道，我比老孙小整整10岁，我就拼命地干活，上外面打柴火，回来收拾菜园子
离开老孙家，坐上车返回场部的路上，我的耳边一直回响着老邢的这几句话。特别是她一连说起的那几句劝我也是在劝她自己的“别去想了，别去想了”，让我只要一想起，就忍不住想落泪。我不知道此次重返北大荒之后，什么时候还能够再有机会来大兴岛，来3队，来看看老邢。一想到这儿，我的心里就充满忧伤。
有这样一件事情，应该插在这里讲，也许不应该算是节外生枝。我去老孙家那天是2004年8月2日，星期一，就在那一天，羊城晚报发表了我写的那篇文章想念铁匠老孙。那一天，就在报纸上印刷着这篇想念铁匠老孙的文章的时候，我正走在去老孙家的路上。世上怎么会有这样巧合的事情莫非世上真的有什么机缘巧合，有一种命中注定的东西在规范着，我们是逃不掉的，是割舍不开的吗
想一想，有时候，万言不值一杯水；有时候，一句话，能够让人记住一辈子。年轻的时候，我们并不怎么珍惜青春，年老了以后，我们再来谈青春，往往容易显得矫情和奢侈，但无论怎么说，一个人青春时节奠定的来自民间的立场，却是能够影响一个人的一辈子的。如果说我们的青春真的是蹉跎在那场上山下乡运动中的话，那么，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人，有过这样的一句话，那么，到什么时候，你也要相信，你的青春并不是一无所获。
那天下午，返回到农场场部的时候，喜子从车上搬下来一大塑料袋子香瓜，放进我住的房间。我才知道，尽管人们说到场部也有好多香瓜，就不用带了，老邢还是坚持一定要把这些香瓜塞上车，让他们一定给我带回来。她说：你们的是你们的，这是我的。
我知道，那也是老孙的。
满屋子都是香瓜的清香。
难忘的路口
离开老孙家以后，我让喜子把车在3队的路口停了一会儿。不知为什么，我对这个路口的感情非常复杂。妻子陪我下了车，我们沿着丁字路口的中央，大步流星地一直往北走，喜子他们把车停在树阴下，在车旁抽着烟，远远地望着我们，他们弄不清楚我们两人跑到那里去干什么。
下午的太阳，在没有树阴的地方，明晃晃的，赤裸着的孩子一样满地撒欢，非常刺眼。田野里种着麦子的地方，被阳光照射得金黄金黄的，反着鳞片一样耀眼的光，收了麦子后犁过的黑土地，被阳光照射得有些泛白，像是洗得褪色的衣服。路的两旁，种着厚厚好几排的白杨树，屏障似的把路夹在中间，分割开路和两边的田野，像是分割开一对三角关系的情人，让它们在相互的张望。路上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辆车，安静得像是午睡中还没有睡醒，路和树叶都眯着惺忪的眼睛。
我们在这里的时候，路的两旁没有这些白杨树，那时的田野显得更空旷一些，现在的白杨树给田野扎上了绿腰带，好像是为了给肥沃的田野紧紧腰身。现在的人们，谁能够知道这个丁字路口，是我们知青在收工后的晚上谈情说爱的地方呢想想那时候，我们真的够可笑的了，没有青春的线条，一律绿军装或蓝制服，一律武装带或稻草绳，束缚并缠裹着我们的“三围”，像包起一层层粽叶的五角粽。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妨碍我们青春的约会。就是这里，在这个丁字路口，我和妻子当年没少在这里约会漫步，这里离我们住的武装营部很近，走上五六分钟就到了。刚才，我找了一下营部那一排红色砖房，喜子告诉我，前些年着了一场火，把房子给烧掉了这个地方怎么总爱着火。营部没有了，这个路口还在。敞亮无边的荒原上，没有公园的绿色长椅可以供我们喁喁情话；也没有通幽的曲径可以让我们低徊漫步。但一样可以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最有意思的是，常常是我们在这里走着走着，就会迎面遇见好几对情侣，都是3队的知青，面面相觑中，略有一些尴尬，也有一丝甜蜜，秘密常常在那擦肩而过的瞬间，暴露给了对方，也袒露给了无遮无拦、一望无边的荒原。
1974年的初春，我就是在这里和妻子分手告别。由于父亲脑溢血突然去世，北京的家中只剩下母亲一人，我终于办成了回京的一切手续，却面临着和妻子的分别，生活向命运撕扯起来，命运给了爱情一个考验。我们刚刚恋爱两年。那天凌晨天还没有亮，我们两人从场部乘坐的一辆敞篷的卡车前一天整整一天她陪我办理手续，回2队3队和朋友告别，来回走了38里地，蜷缩在后车厢上。因为要去福利屯赶火车，卡车开得很早，经过这里时，也才是清早时分，晨雾还没有散去，阳光还没有出来，路上铺着一层初雪一样薄薄的霜。妻子只能够送我到这里了，她还要回3队的小学校里给孩子们上课。卡车在这里停下了，就在这里，从场部的方向过这个丁字路口往北一拐弯，靠在路的东边车停了下来。我们匆匆地握了一下手，妻子跳下车，还没怎么站稳，连连向我挥了挥手，车子就立刻开走了。我站在后车厢上，扶着后车的槽帮，也使劲地向她挥手，老远老远的，还能够看见她站在那里向我挥着手。那一刻，泪水模糊了我们两人的眼睛。想起那一幕，就像电影里定格一样，整整30年过去了，还是那么的清新，仍然能够让我感到初春的晨风掠过我的脸旁时那清冽的样子。
此时，妻子就站在那里，问我：就是在这里吧
我点点头：是，就在这里。
那一年她17岁
她向我挥起了手，像当年一样。30年，光阴似水，流淌得那样的快。她的背后是高大的白杨树，她的手臂和白杨树葱绿的枝干好像连在了一起似的，一起伸向蓝天，像是要诉说什么。
喜子也在向我挥着手，他是在催我们赶紧回去，因为场部下午安排了座谈会，他怕人家在等。
我们走到了路的对面，那里是一片开阔的田野，是属于3队的地盘。当年我们在2队割大豆，一个人一条垄，从早晨割到晚上月亮出来了，才能够割到地头，9里地长的一条垄，就是紧紧挨着这块地的。记得当年这块地种的是麦子，往北一直连着底窑的那片林子。来年的开春，地上的麦茬，干枯枯一片，加上长出的荒草，粘火就着，不知什么风一吹，就会迅速蔓延开，一般是很难扑灭的，这就是北大荒有名的“跑荒”。那一年，荒火就是从这里烧起来的，烈焰舔着火舌，火龙打着滚儿，比洪水还要猛烈，很快就向着底窑的那片林子席卷而去。那片林子，是一片原始次生林，谁也说不清它什么年代就有了。反正，闹日本鬼子的时候，它就在那里了。再早以前，没有什么可以查考的，但绝对不可以说它的历史不久远。谁都知道那片林子的重要性。如果大火吞噬了那片林子，大兴岛惟一的屏障就没有了。火焰就是命令，3队几乎所有知青都投入到扑灭荒火的战斗中。
就在这次扑灭荒火中，3队的刘佩玲被烧成重伤，全身一半以上的皮肤被烧毁。当荒火基本被扑灭，人们找到她的时候，她已经被烧伤，晕倒在地上，由于她穿着一身黄色的棉军装，和荒草的颜色一样，衣服上还在冒着烟和火苗，人们以为是残存的荒火，要上前扑灭的时候，才发现是她。如果她穿的不是棉军装和大头鞋，该不知会烧伤得多么严重。她是哈尔滨的女知青，当时3队的团支部书记，一个活泼漂亮、爱唱爱跳的小姑娘。那是1970年的春天，那一年，她才17岁。
我和妻子走到这块地边，浩浩的一片，仍然种的是麦子。可是，刘佩玲却已经不在了。
我们两人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她。如果，她当时没有被烧成重伤，还可能和我们一样，也走在这个路口，和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男知青恋爱、约会并漫步在这条沙石路上，在夜晚没有月亮的时候，偷偷地亲吻拥抱，在有月亮的时候，望一望灿烂的星空，舒一口长气，做一点那时候哪怕是再傻气的幻想。这是一定的，她长得很好看，人又活泼可爱，早就会有男知青的目光像鸟一样飞落在她的身上。拂也拂不去的。如果，她能够活到今天，她应该51岁。并不老，即使曾经有过磨难，哪怕身上存留着大火烧伤的抹不去的痕迹，起码她会有一个家，即使没有自己的家，也不至于让爸爸妈妈遭受晚年丧女那样沉重的打击。
可是，她死了。
她曾经是我们大兴岛的英雄，她的名字上过当时的报纸、电台，我还专门写过节目，演她、唱她、歌颂她。领导和红头文件号召大兴岛所有的人向她学习。她确实是那个时代的英雄，她表现出来的坚强，并不是因为染上那个特定时代的色彩，就可以被我们亵渎的，因为面对烧伤痛苦的折磨和命运残酷的打击，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像她一样的坚强。她是烧伤后住院期间被批准入党的，入党的仪式，也是医院里临时举行的。那时，她浑身的伤还没有完全治愈，整个头部被绷带缠裹得严严的，眼睛也无法睁开。她是真正的火线入党，她为自己的这份荣誉而激动，在向党旗宣誓的时候，她要求能够让自己把眼睛睁开，为了是看一眼毛主席像。医生没有办法，她坚持着。医生说只能够在她的眼皮用手术刀割开一条缝，但是，这样割开，眼睛就再也无法合上了。她依然坚持。从此，她的眼睛再也无法合上，即使睡觉，即使她死去，眼睛也永远地睁开着。
事过境迁之后，我们可以说她幼稚，但我们不能说她可笑。在那个年代里，我们谁不幼稚呢我们都曾经有过可笑的时刻，但我们都不曾有过像她一样的真诚和勇敢。没有这样的真诚和勇敢，一个弱小的小姑娘是不敢义无反顾地冲进大火之中的。
最终她选择了自杀
如果刘佩玲一直生活在大兴岛，如果我们这些知青都还没有离开北大荒，也许，刘佩玲不会轻易地选择死。一个人选择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一个曾经的英雄，在选择死前，肯定经历了更多痛苦的折磨。我一直都在做这样的猜想，一定是知青大返城，给刘佩玲雪上加霜，让她已经脆弱的心再也无法承受。她是和知青大返城先后脚回到哈尔滨的，就像当初奔赴北大荒时，返城一样都是一种时代的潮流，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她那时候绝对没有想到，命运对她已经开始了质的变化，一个时代已经无情地结束，而一个新的时代的匆忙的开始，暂时还来不及顾上她，安置好一个为扑救荒火而受伤的女知青。她只是一个残疾的女知青，她不再是一个英雄。她被迅速而无情地淹没在哈尔滨的茫茫人海里，找不到工作，因为那么多身体健全的知青还待业在家。她的那一身被荒火烧成的伤疤，并没有成为历史的奖章，过去曾经辉煌的一切，已经逝去了，曾经歌颂过的她的歌，也已经被新的歌曲所代替。一切逝去得那样的快，那样的遥远，让她的心有些猝不及防。就像当时崔健的那首歌唱的那样，她是真正的“一无所有”。
开始的那一段时间，大兴岛还按月给她寄工资和全国粮票，她还能够勉强维持日常的生活。后来，农场换了好几茬领导和具体管事的人，新的生活像是奔涌而来的潮水，将过去岁月里的事情越来越冲得远，远得像是春天融化殆尽的积雪，最后没有了一点那晶莹洁白的影子，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那样干净利落。刘佩玲的名字，在大兴岛上知道的人越来越少，她的工资和粮票也越来越被忘记寄来。为此，她还专门让妈妈陪自己回了一趟大兴岛，要求领导能够继续发放她的工资和全国粮票，这样的要求是多么的平常和正常，又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人们望着她，同情她，但毕竟已经显得陌生了。谁能够知道就是这个姑娘，为了扑救那场荒火，为了保护底窑的那片林子，献出了她自己宝贵的青春，献出了她漂亮的容颜，献出了她渴望中的爱情呢她的双手已经被烧毁，她只能够靠脚来吃饭翻书、打开收音机和电视机。她流着眼泪对大家说：没有人管我，没有人管我，我现在连最起码的生活都难过下去呀
即使在大火烧毁她全身一半以上皮肤住院动手术那最痛苦的日子里，她都没有哭过呀她就是这样的被人们遗忘，被大兴岛遗忘，被3队遗忘，被我们遗忘。
如今，站在3队路口，眺望着这片曾经燃烧过荒火的土地，曾经跳跃过刘佩玲身影的土地，曾经我们演唱过歌颂过刘佩玲的土地，我的心里有一种揪心的痛。其实，不仅仅是工资和粮票夺去了刘佩玲的生命，是人们可怕的遗忘。人类最可怕的弱点就是遗忘，我们可能会狂热地对待曾经发生过的一切，也可能迅速地而且很有道理的理所应当地学会了遗忘，而且是遗忘了我们本应该牢牢记住的事情。
6年前，刘佩玲死去了。死得很凄凉，没有多少人知道。我知道这个消息，是在6年前的一次知青的聚会上。或许，我和刘佩玲真的有些什么心理感应，那天一清早起床，我忽然想起了她，心里叹了一口气，一个多么漂亮的小姑娘。这个想法有些没来由，只是一种不期而遇，马上就来无影，去无踪。晚上的聚会，我并没有提起她，一个朋友忽然告诉我：你知道吗刘佩玲自杀了。我当时像是被雷击一样，完全愣在那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我真的有些害怕，冥冥中一定有什么东西，在注视着我们，你曾经做过的一切，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会留下痕迹，你什么也躲不过。刘佩玲那双永远不会闭合上的眼睛，是真正的死不瞑目呀，我们敢面对她的那双眼睛吗
34年前的那场荒火都没有能够把她的生命夺走，在残酷的历史之中，她都咬牙活了下来，她靠的是什么仅仅是那一份退色的荣誉和虚荣吗今天，她却活不下去了，她又为的是什么是什么使她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是什么一下子将她心中赖以存活的精神和信心掏空斩尽让她曾经在眼前燃亮得如荒火一样炽烈的光芒，一点点地变得暗淡，直至最后完全的熄灭，连灰烬都被吹散在遗忘的风中
一个人是多么的渺小，哪怕她曾经是一个英雄。站在刘佩玲曾经扑救过荒火的土地上，这种感觉袭上我的心头。大地还在，荒火还会再次烧起，而一个人却没有了。
我忽然想起这样的一个问题，开春时北大荒的荒火是很多的，不仅大兴岛，在北大荒许多地方，类似刘佩玲这样为扑救荒火而牺牲的知青英雄也有不少，但为什么烧伤烧死的大多数是知青，而少见当地人和比我们年长而成熟的干部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的心里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痛楚。荒火太老了，而我们太年轻，年轻得那么轻而易举地就冲进了大火之中，老奸巨滑的荒火立刻就把年轻的生命吞噬掉了。
另一个女英雄李玉琪
眼前3队的这块地上的麦子，被风温柔地吹拂着，像是在和风调情。阳光在麦穗上尽情地跳跃着，麦子像金发美人一样，把阳光映照得也格外得金灿灿，在光影的闪烁中，和阳光相互追逐着，一起追逐到了天边。风无声，云无声，阳光无声，大地无声，四周没有一点声音。真的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发生的只是眼前的一些即时性的光和影，和空气一样，和水一样，随时都可以飘走，流走。
我望着这片长满成熟麦穗的金色土地，心里在想，刘佩玲死去了，我们是幸存者，在那已经逝去的岁月里，这里曾经藏有多少我们无法忘怀的痛苦的磨难，我们把我们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留在这里，而所有我们认为这重要的一切，已经被这里的许多人遗忘了，为什么我们还是对这里充满着情感，而不是诅咒它痛恨它在这片曾经浸透着我们泪水埋葬我们希望的土地上，为什么对于我们依然散发着不可思议的魅力和诱惑力，让我们不远千里地重新回到它的身边这个问题，从一开始踏上北上列车到走在3队的路口，一直在困惑着我，到现在我也说不清。
喜子在催我们，我们向车走去，心里总有些依依不舍，3队的这个路口牵惹着我太多的情感和思绪，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够再来到这里。我的心里充满伤感。
车子又向场部方向驰去，一路上，我还在想刘佩玲，由她又忍不住想起大兴岛的另一个女英雄，我们2队的北京知青李玉琪。她是女工班的班长，带领一班人到底窑挖沙子的时候，沙层塌方，人被埋在沙堆中，窒息身亡。也是1970年，9月的一个夜晚，夜班，一辆小型车拉着她们到了底窑的沙坑前，小型车的车灯照着她们，就是工作中惟一的照明。只要想一想那时的情景，心里都会感到憋得慌：四周是一片漆黑，只有车灯一点的光亮；四周是一片空旷，只有十几个弱不禁风的小姑娘。大自然与一群小姑娘的对比是多么的不成比例。是她带头钻进沙坑里，突然，“咚“的一声巨响，沙坑整个平躺着拍了下来，她连喊一声的机会都没有，人影立刻被沙子淹没，她是多么的无助，多么的可怜，多么的渺小。十几个小姑娘都吓傻了，一通哭喊，当她们意识到在这寂寥的夜晚，在这荒凉的林子外面，不可能有人来救她们之后，马上蹲下来，齐刷刷用双手拼命地挖沙子，想把埋在里面的李玉琪挖出来，挖得她们的手指都挖出了血，有的手指盖都挖掉了下来，但是，她们无法救出李玉琪。北大荒9月的一个黑夜，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吞噬掉一个年轻姑娘的生命。
那一年，李玉琪和刘佩玲一样大，也都才仅仅17岁。
因为她是我们2队的人，她的后事料理和下葬情况，我都比较清楚。她的父亲从北京赶来，补发了10个月的工资320元，她的姐姐当时也在我们2队，姐妹俩是一起来到北大荒的被照顾允许回京落户。同刘佩玲最大的区别，她不仅成为了大兴岛的英雄，还多了一个刘佩玲没有的称号：烈士。当时，她被下葬在大兴岛我们农场场部兽医站的后面，那是一片空地，有一片小树林环绕。因为她的埋葬，那里成了她的墓地，后来也成了大兴岛的烈士园和知青的墓园。在下葬之前，我们竖立了墓碑，还特意在她的墓前种了几株小白杨树。下葬的那天，六师师部特别来了一位副师长，宣布了悼词，并拿起铁锨为她的墓地培了培土。参加追悼会的人很多，将墓地围得密密实实，整个仪式还是很隆重的。我和2队许多知青都参加了这场追悼会，我们都为她洒下了感动的眼泪。
我之所以想起了李玉琪，是因为在想刘佩玲实在是够倒霉的了，英雄和烈士，虽然都是荣誉，也都是称号，但是，烈士比英雄多了一层可以实际操作的待遇，李玉琪有10个月的工资可以补发，刘佩玲不仅没有享受得到，而且最后连工资都被忘记寄给她了；同时，在李玉琪死后这整整34年来，她的母亲一直享有每月几十元或上百元的烈士抚恤金，刘佩玲的家人则是无法享受到，而留给两位老人的是女儿自杀永远消失不去的阴影。而我无法知道的是刘佩玲是否会有“知有今日，何必当初”的懊悔人们多不肯放弃自己的分寸利益，而社会就可以这样漠视忘却他人的牺牲吗
无处寻觅的墓碑
刘佩玲和李玉琪，两个同样17岁的年轻姑娘，留给我的是同样美好的形象，对于我，她们应该都是英雄，也都是烈士。只是对于刘佩玲，我更多了一番感喟。最起码，她也可以如李玉琪一样，在大兴岛上有自己的一块墓地，有自己的一块墓碑，让家人让后人让大兴岛有个念想，让自己的魂灵有个寄托和归宿吧面对刘佩玲，我感到羞愧。而哈尔滨、大兴岛、3队不应有更多的人感到羞愧吗
那天，路过场部的兽医站，我再次想起了刘佩玲和李玉琪。我问一位农场年轻的副场长：你知道原来在兽医站后面的林子前曾经埋葬着一个北京叫李玉琪的女知青吗
他说：我听说过，在农场的场史里，好像看到过她的材料。
我又问：她的墓地原来就在这里，你知道现在还在吗
他有些抱歉地告诉我：现在，这片地已经改造成长毛兔的繁殖基地，听说她的墓是就地深埋了。
我又问：那墓碑呢
他摇摇头说：不清楚。
我清楚他所说的不清楚的意思就是没有了，便又问：为什么不把墓碑保留下来呢
他没有说话。
过了老大一会儿，他对我说：我是这两年从别的农场新调来的。他说完这句话时，脸上露出十分抱歉和羞愧的样子，好像这一切都是他造成似的。
他那一瞬间羞愧的表情，让我感动，对他忽然生出好感。我有些后悔，刚才我显得有些质问他的意思，有些咄咄逼人了，其实是不应该的。许多事情，不能够怪他，他也确实是不大清楚。只有我们的当事者，稍微清楚一些。只有刘佩玲和李玉琪以及她们的亲属，才会有切肤之痛。流年似水，往事如烟，不要说34年，漫说几年的光景过去了，谁还会记住在大兴岛上曾经有过这样两个17岁漂亮的姑娘，一个为了扑救荒火，一个为了挖沙子，而献出了她们年轻的生命呢
如今，长毛兔子重要了。
那天下午的座谈会，我本来想向农场新一茬儿的头头提这样的建议：应该把李玉琪的碑重新竖立起来，也应该为刘佩玲立一块碑，不必像当年刻上李玉琪是烈士一样也刻上刘佩玲是什么烈士，烈士和英雄都不重要，只刻上关于她所有这真实的一切就可以了。
但是，我没有提。我想，他们未见得采纳，也未见得高兴。而且，他们也有他们实际的难处。
当年的北京大院
回2队之前，秋子跟谁都没有说，自己一个人先回25队去了一趟。他在那儿当过副指导员，也是在那儿结的婚。自然，对那儿的感情不一样。
25队离2队很近，几里地的样子，从2队的大道上往南望去，一马平川上，25队的那几排房子很清晰地立在田野里，在阳光照射下的一道暗影里，像剪影一样贴在蓝天大地之间，显得多少有些单薄。25队是新建的生产队，当初建它，为的就是开荒，在我们2队南面有一大片荒地，那时是不允许有一点荒地的，便组织人马浩浩荡荡地建起一个新的生产队。那时建一个新队，就像生孩子一样的容易。先搭起一座帐篷，再盖上几间拉禾辫的泥草房子，灶台里的火升起来，烟囱里的烟冒出来，人马和拖拉机一上去，开荒点就算立了起来，生产队给编个数码，就算名正言顺地建起来了，和新生儿剪掉脐带一样，哇哇一叫唤，新生命就算诞生了那样的简单。
秋子是直奔他原来家的那间房子去的，那是25队最早的砖房。1976年底，是秋子带领大家亲手盖了一排四间砖房，两间连在一起像现在时髦的联体别墅，中间是菜园子像现在屋前赠送的草坪或花园，每间虽然只有15平方米，但在当时已经算是豪华了。如果不是为了鼓励知青结婚扎根边疆，是不会花这样大的气力盖砖房的。4户北京知青在这里安了家，和老朱在场部的“北京大院”一样，这里成了25队的“北京大院”，一时间也是这里的显山显水的建筑。
1977年1月，秋子和凤琴回北京结婚，2月，过完春节，从北京回来就住在这里。那一年，他26岁，凤琴23岁。随着刚刚开出荒地上冒出的第一茬绿油油的麦苗，和他们家菜园子里的菜畦上长出来的第一抹鹅黄色的新绿，新的生活开始了。凤琴是个风风火火的人，嘴和手一样一时不停闲，爱说，也能干，家里家外一把手。秋子是个蔫萝卜辣心的主儿，什么事都是茶壶里煮饺子，心里有数，在队里领着大伙忙，在家里帮凤琴也忙。虽然开荒队生活艰苦些，小两口倒也苦中有乐，相互配合，你是有齿的耙子，我是有底的匣子，你不掉齿儿，我不掉底儿，你烧柴，我吹火，颇有些小红吹箫我唱歌的劲头，自得其乐的小日子过得让人羡慕。如果不是秋子的母亲突然病逝，也许，秋子和凤琴的日子会一直就这样平稳而快乐地过下去。谁想到，秋子的母亲是在这一年的5月病逝的，他们两人在这个新搭起的家里仅仅过了3个来月，炕才刚刚焐热。好日子就是这样的不经过，总是显得那么短，短得像是一声轻轻的叹息。他们两口子匆匆地往北京赶去奔丧。他们都没有料到，更大的厄运，还在后面等着呢。
被耽误的小生命
这时候，凤琴已经怀孕。本想既然回来了，干脆在北京仔细检查检查身体，就在北京把孩子生下来，正好有母亲可以照顾自己，也安心。谁让秋子是25队的副指导员，刚回北京没过多久，队里就开始催他回去，说是队里的事情多。肩膀上多了一个副指导员的头衔，像是驾辕的马脖子上多了一个套，秋子只好自己一人先回去了。没过两个月，秋子开始催凤琴也回去，一是想凤琴，二是母亲去世欠了一笔亏空，凤琴在北京，一分钱不拿，再坐吃山空，两家又都不富裕，回去农场起码每月有32元钱的工资，经济上可以宽余一些。凤琴明白秋子的心，但肚子里的孩子在一天天的大，都能够感觉出孩子的小胳膊小脚丫隐隐在动呢。预产期在明年1月，算算，如果在北京生，还得等5个月，5个月的经济压力确实不得不考虑。虽然母亲一个劲儿地劝凤琴留下来，说北京医院的条件好，还是在北京把孩子生下来再走，其他别的什么也不用想。凤琴还是决心回大兴岛，临离开北京前，她让妹妹陪自己到妇产医院做了最后一次检查，胎儿一切正常，她放心地回到了25队，和秋子一起，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1978年的1月，预产期到了，秋子赶着一辆老牛车，拉着凤琴，从25队往场部医院里赶。20多里地，赶到医院，医生检查完后说还得好几天呢，你们也太着急了吧，先回家等着吧。秋子赶着牛车一路嘎嘎悠悠地20多里地又回到25队。
预产期过了十多天了，肚子里的孩子怎么还没有动静秋子和凤琴都有些急了，那天晚上，凤琴终于要生了，25队是新建的队，年轻人和他们一样都没有一点关于生孩子的什么经验，大家都有些麻爪儿。两位刚刚培训毕业的女助产员，赶到了25队，接生了两天两宿，还没有接生下来，心里也不住地发慌，赶紧又从2队请来了一个接生婆，忙乎到夜里两点，孩子还没有生下来，凤琴实在疼痛难熬，别再慎着啦，赶紧送场部医院吧。别人劝着，秋子这才醒过来似的，赶紧请来车老板，套上马车，拉上凤琴，就往场部赶。那天夜里，天还下起了雪，1月份的天，正是数九严寒，朔风如刀，雪花很快就扑满了一身，冻成了盔甲一般。马车本来就慢，颠簸得凤琴像摇起了元宵。20多里地的颠簸，赶到场部医院里，由于医院前几天刚刚着了一场大火，没有手术室，也没有大夫值班，都让他们赶上了，怎么这么倒霉第二天早晨8点多钟，大夫来了，羊水破了大夫这样告诉他们两人。孩子迟迟就是生不下来，由于大火闹得，又没有办法剖腹产，急得他们真是叫天不灵，呼地不应。又过了两天两夜，孩子终于升下来之后，说孩子窒息，但看到是一个白白净净漂亮的儿子，还是挺令人高兴的。他们给孩子起名叫宋坚，希望他能够坚强地长大。
也许，命中注定，孩子将和他们一起面临着坎坷命运的折磨。孩子给他们带来的欢乐是那样的短暂。1979年1月，孩子刚满周岁，知青大返城的风吹得很猛烈，他们两人带着孩子从北大荒办回到了北京。以为一切都会花好月圆呢，谁想命运横刀立目在前面正等着他们呢。孩子一天天地长大，别人家的孩子都会说话了，都会走路了，可是，他们家的宋坚都4岁了，还不会走路、不会说话。他们两口子傻了眼，带着孩子跑遍了北京所有有名的医院，所有医院的结论是一样的：脑缺氧后遗症，小脑已经损伤，无法治疗。一个那么漂亮的儿子，就要落下终身的残疾，还能有比这样残酷的现实更能够给父母无情的打击吗
站在25队自己家的门前，秋子有一种恍然如梦的感觉，26年前的往事兜上心头，历历在目，让他不敢相信这一切真的就发生在眼前这块地方。那天晚上，就是从这间屋子里，他扶着凤琴出来，迎着纷飞的雪花，坐上了那辆老牛车和那辆老马车的吗就是那个漆黑的夜，雪白的地，茫茫之间，只有他和凤琴，只有那辆老牛车和那辆老马车，在风雪的呼啸中艰难地行走吗如果不是那样的夜晚，哪怕没有下雪也好，哪怕不是马车而是一辆拖拉机也好，凤琴也不至于因路上的颠簸和时间的耽搁而闹得羊水破了呀。
当然，如果不是他一再叫凤琴回来，就让凤琴在北京把孩子生下来就好了，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吗
当然，如果没有一场文化大革命，没有上山下乡，不就更好了吗根本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早知道尿炕，不就睡筛子了谁知道在人的一生中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命运就像一个瞎老婆子织的一个破渔网，谁知道哪个网眼连着哪个网眼，哪个网眼破了，会连带整个渔网不可收拾呢
永远的伤心地
四周的麦子一片金黄，在8月的热风中散发着成熟的麦香，一眼望不到边，再远处，该是挠力河了吧那时候，他带着队上的人开荒，一直能够走到那里。眼前的家，已经变成了别人的家，熟悉中陌生的感觉，亲切中刺痛的心情，仿佛在看着一个再嫁的旧日情人。老屋还在，地基下沉了许多；菜园子还在，种的是别的蔬菜了；灶台还在，已经贴上干净的瓷砖了；原来只是用拉禾辫盖的圆形房顶，已经变成了尖顶，铁皮搭下来，鱼鳞瓦骑着房檐了一切变化，哪怕是再小的细节，秋子都看得格外仔细。虽然，他和凤琴在这里只住了两年。但有时候在人的生命中，时间流逝的长短和事情难忘的程度，是不成比例的。在我们的心里，时间是抽象的，而事情是具像的，它们在我们心里是以两种形式排列的，时间代表着已经逝去的日子，而难忘的事情代表着我们活着的生命，当事情难忘得和时间融为一体，那段时间便一下子被拉长，冲淡甚至挤压了别的时间段落。因此，在25队的那两年，无论甜蜜也好，痛苦也好，悔恨也罢，怨恨也罢，毕竟发生了他们一生那样多的事情：结婚成家、生孩子养孩子、返城回家、儿子落下终身的残疾那两年的时间无法不变得那样的长，长得足够让他们用一生去品味也品不够，再走一生的距离也走不完。是发生过那些难忘的事情，让那两年的时间变得有了沉甸甸的分量，有了苦辣酸甜的滋味，有了总也无法挥去的梦境。
面对眼前自己的“故居”，秋子一言难尽。他甚至有点不敢走进屋子，生怕惊动了许多伤心的往事，踩着尾巴头就动，让那两年的日子，甚至拔出萝卜带出泥来，让那两年之后的许多日子相跟着一起，一天天都奔突着涌到自己的面前。
我们都知道，秋子和凤琴为了这个残疾的孩子所付出的努力，在宋坚4岁到6岁那两年的时间里，他们倒班，轮流送孩子到一个中医大夫家去扎针灸。两年，天天如此，风雨无阻，整整700多次的针灸，一针一针扎在穴位上，也扎在他们的心里。真应了心诚石头也能开花的那句老话，在6岁多一点的一天，宋坚冲着秋子和凤琴，用含混不清的声音叫着：“爸爸妈妈”突然得让他们都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没有回答孩子，愣愣地站在那里。语言的畅通，像是疏通了许多淤塞的航道，让船有了重新起航的希望，给了他们信心。孩子只是小脑受到了伤害，大脑并没有问题。自从孩子生下来，6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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