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他刚刚到北京的那一天，北大荒和我的名字一起竟然出现在他的眼前，让他感到分外亲切，也觉得是他和我的缘分。按照我留给他的地址，他带着新婚的妻子好不容易找到我原来家的地方，而我已经搬家。
我一直打听你，都过去了整整30年，今天才又见到你，你知道吗，你影响了我的一生。
给了我一个应该也值得回去的理由
他这样对我说，这样的话，说了好几遍。我知道他不是善于言辞的人，他说的话是出自真心，并非是过年话，虽然，这样的话，我是受之有愧的。我不知道，有时一个人看似的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却能够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在我的一生中，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有人这样对我评价，我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特别是在北大荒，那是一段我狼狈不堪最不堪回首的日子，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人能够看得起我，但是，就是这样，在袁柏林毫不做作的言辞中，他的真诚，他的怀念，让我和他都彼此感动，让我感到那段日子并不都是轻飘飘的而有了些许的分量，让我感到被人惦记着的快乐，以及给予别人和从别人那里得到的快乐。其实，我也知道，虽然他总是默默地，却一直无言地给予我许多安慰和支持，我对他说，你的友谊我一直都没有忘。其实，说出这样的话，我是惭愧的，因为我毕竟并没有一直没有忘。
北大荒，再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却因有袁柏林这样善良而注重感情的人存在，也是值得回去一趟的啊我再一次想起在火车上曾经想到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重返北大荒也许，袁柏林给了我一个应该也值得回去的最平实却也最结实的理由。历史的沉重，让往昔的天空布满一片阴霾，但是，真挚的情感，哪怕轻如一茎羽毛，却能够浮上天空，现出一点亮色，让那阴沉沉的空中透明一些。时间毁灭一切，回忆却将那已经消失的一切搭救出来。
那一晚的聚会，一直到夜色阑珊。走出餐馆，街道上的行人已经很少，深夜里寂静的哈尔滨，松花江边正在准备哈尔滨之夏音乐会，晚风中，乐器调音和麦克调试的声音，正在从远处隐隐传来，嗡嗡的，像是蜜蜂的声音，那样的轻柔和动听。我的眼睛里一阵湿润起来。
我们乘坐的车子开走了，回头看，我看见袁柏林还在餐馆门口那里站着。车子开远了，再一回头，他还在那里站着。
我是一定要找赵温的
很多人知道我是一定要找赵温的。没错，到了建三江，我第一个想见的就是赵温。
1982年，我第一次回北大荒，在建三江，也是如现在一样，一切安排好，服务员把我引到宾馆的房间，屁股在椅子上刚刚坐下，建三江的朋友就对我说：告诉你两个事，一个是赵温已经从大兴2队调到了建三江粮食加工厂来了；一个是你们原来2队的队长因为喝知青的血贪污受贿被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工职，工作组长得癌症死了。
这一次也是这样，简直是22年那一幕的重演。我刚进房间，也是屁股在椅子上刚刚坐下，房门敲响了，进来一位建三江的老朋友，见到我寒暄没几句话，就告诉我：赵温不在家。他早好心在我到达建三江之前就替我找赵温去了。
我的心一沉，莫非他到外地去了来人对我说：他儿子说他去看庄稼了，说完又补充道：他承包了几百亩麦子地，现在正是要麦收的时候，他儿子说他在麦子地边搭了一个窝棚，夜里就睡在那里，看庄稼呢。
我松了一口气，他没有外出，还在建三江，麦子地再远，也是能够找到他，能够见到他的。只是，我在心里悄悄地算了算，他早已经退休了，今年大概是70岁的人了，这么大年纪，还要去住窝棚看庄稼，真是太辛苦。他有两个儿子，都干吗去了
来人告诉我：他的儿子大了，结婚了，他原来在粮油加工厂的房子给了儿子住，他和老伴儿单独在加工厂旁的棚子里，四周种的都是菜。他是闲不着的人。
为了孩子，为了家，当父母的从来都是为儿孙当马牛。
来人又告诉我：我已经告诉他儿子了，说你来了，让他儿子去找他，他承包的那块地整得挺远，看他今晚上能不能赶回来。
想起上次到建三江，我迫不及待地找到他搬来不久的新家去看望他时相见甚欢的情景，还清晰得如在目前。一晃22年过去了，一切真是恍然如梦。
我和赵温的友情，要上溯到1968年我刚到北大荒的时候。
想想那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好笑。年轻的时候，大概谁都会是心高气盛吧。那时，我也是一样，自以为是，急公好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用当时东北老乡的话说，其实就是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
那一年，在北大荒，我21岁。全因为看到队里的3个所谓的“反革命”，认为并不是真正的反革命，而绝对是好人。尤其是看着他们的脖子上挂着三块拖拉机的链轨板挨批斗，更是于心不忍，要知道每一块链轨板是17斤半重，每一次批斗下来，他们的脖子上都是鲜血淋淋。于是，是我带头出场了，自以为是样板戏里的英雄人物李玉和出场一样呢，要拯救那3个人于危难之中。
那3个人中，一个是队上的司务长，说是他贪污了食堂里的粮票；一个是复员兵，被叫做二毛子，因为母亲是个老毛子俄罗斯人，硬说他是苏修特务，到他家掘地3尺要挖出他里通外国的电台；一个便是赵温，一个革命烈士的后代，硬说是和队上赶大车的大老张的女儿乱搞。
战火中建立的友情
第一场戏，演出的是访贫问苦。我和几个一起去北大荒的9个同学，当时流行小演唱“八大员”，指的是炊事员饲养员之类，我们就被队里人戏称为“九大员”。这“九大员”中，此次重返北大荒中来了我、老朱、李龙云、建国和秋子5个人。我分别悄悄地跑到这3个“反革命”的家里，想像毛泽东当年搞湖南农民运动报告一样，也去调查真实的情况，撑起革命的旗帜，施展革命的抱负。
那一年刚入冬，踏雪迎风，身后甩下无边无际的荒原，心里充满小布尔乔亚的悲天悯人情怀，我走进的第一家，是2队最北边的一间拉禾辫子盖的泥草房，是3位中的一位，是个地地道道的贫农的家中，我看见家里穷得盆朝天碗朝地的，而他自己则光着膀子穿着一件单薄的破棉袄。不知道我来了哪一股子劲，当场脱下来临到北大荒之前姐姐给我的那件崭新的棉大衣，披在他的身上，感觉良好地当了一回大慈大悲的观世音。
他就是赵温。我们2队的木匠，干一手好的木匠活，唱得来一腔好嗓子京戏。
多少年过去了，他始终记住我的那件棉大衣。我始终记住我们之间的友情。
第二场戏，演出的是激扬文字。和同学一起连夜赶写了3张大字报我写了前两张，建国写了第三张，慷慨激昂，挥斥方遒，有事实有理论，有文采有感情，掷地有声，不容辩驳。第二天一清早，墨汁未干，把大字报贴在队里的食堂的墙上，胸有朝阳般等待着人们特别是将这3个人打成“反革命”的队部的头头前来看我们的杰作。
第三场戏，演出的是现场辩论。那时，我们的食堂是全队的政治中心，大会小会，一切活动，都要在那里举行，俨然是我们的“人大会堂”。一连几个收了工的晚上，全队人被我们的3张大字报磁铁吸石一般招呼到食堂里，我们和坚持要把那3个人继续打成反革命的对立派进行唇枪舌战的激烈辩论，吐沫与手势齐飞，语录和标语共舞。在连续几个夜晚的辩论会上，我和李龙云是主角，特别是李龙云，他的口才与雄辩，他的慷慨与激情，连发炮弹一样，真真是有种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的意思，成为了舌战群儒的孔明似的，不时的让对手哑口无言，赢来我们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赵温始终坐在我们的身边，而我的心始终站在他的那一边。我们之间的友情，在这样的战斗中一次次地被淬火，被洗礼。
只是队上的头头没有出场参与辩论，但每晚都来，躲在角落里，不住燃烧的香烟烟头和目光一起闪烁，一言不发。我以为我们在节节胜利。
我根本没有料到，第四场戏就要开场，我已经走到了危险的悬崖边上，断头台就横在我的面前。
上级派来的工作组进队了。这是队上的头头搬来的救兵，要演出一场气势汹汹的借刀杀人。工作组进队的头一天一大清早，便召集全队人马在食堂里开会，因为在场院上值夜班脱了一宿的谷子，我当时却正猫在赵温家想睡个安稳的觉，哪里会想到大祸就要临头。工作队长指名要找到我必须参加大会，别人却哪里也找不到我，问谁谁也不说我在哪里，队上的头头亲自出马了，他料事如神一般，推开赵温家的房门，一脸我以为是有些谄媚的笑，其实是得意的笑里暗藏杀机。我被叫到了食堂，黑压压的人群簇拥着台上新来的工作组的组长，军大衣不穿而是披在身上，林海雪原里的少剑波一样，几分潇洒倜傥。当他看见队上的头头向他挥了挥手，知道我已经来了，开始极其严厉地说起了一长段火药味儿很浓的话，其他的话我已经记不住了，但有这样一句话至今清晰在耳，那就是他声音高亢地说：“肖复兴是过年的猪，早杀晚不杀的事了”那一刻，几乎所有人的眼睛都投向我这一边，目光像是聚光灯似的落在我身上。
紧接着，工作组的组长找我们“九大员”分别谈话，这位年纪和我一样大的，66届老高三毕业的组长，是友谊农场的党委书记的秘书，他开始向我大背整段整段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语录，密如蛛网遮下来，雨打芭蕉打下来，先把我说晕，然后，义正词严地向我指出和队上的党支部对着干而为3个“反革命”翻案的问题性质的严重性。显然，他和队上的头头已经认定，我是“九大员”中的罪魁祸首。
在一天收工后的黄昏，李龙云找到我，悄悄地问我：你的日记里有什么怕别人看的东西没有
我连想都没有想，对他说：没有。
他说：你还是先仔细看看，得留神那帮人。
果然，如李龙云所料，工作组查抄了我写的所有日记，还有当时我写的几本诗。
我知道，一切已经在劫难逃。心里一下子灰暗下来，心想3个“反革命”没有能够平成反，我自己倒先折了进去，真有些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味道，所有的朋友都为我担心，我自己更是不知道未来迎接我的是什么样的命运。我只是知道，就是这时候，我和赵温的关系更加密切，因为不可测的命运已经把我们连接在一起，成为了一根绳子上拴的两只蚂蚱。如果说最初对于赵温，我还多少有些普度众生居高临下的感觉的话。那么，现在，我已经和赵温一起成为普度众生所需要搭救的共同对象。
从那以后，我和赵温的友情越来越深，保持到现在长达36年之久。
君子之交淡如水
1974年初，春节过后的初春，我告别北大荒的时候，秋子帮我从木材场找来那么多的木头，每一块都两米多长，我觉得没办法运回北京，找赵温帮我锯断，化整为零，好带回家。赵温看看那一堆木料，对我说：你看看，不是水曲柳就是黄檗罗，都是好木料呀，锯断了多可惜，回家就没法子打大衣柜了，你还得结婚呢。
他说得我心头一热。是啊，我是还要结婚，那时候结婚都讲究打大衣柜。他想得很周全。
于是，他没有帮我锯断木头，而是帮我打了两个硕大无比的木箱子，把这些长长的木料分别装进去。他把那有好几寸的长钉子一个个钉进木箱盖，最后用他的那大头鞋死劲地踢了踢箱子，对我说：挺结实，就是火车搬运工摔也摔不坏了然后，弯腰蹲在地上一边拾起没有用完的钉子和榔头等工具，一边又对我说：装一个箱子太沉，没有法子运，即使能运，到了北京，你自己也搬不动。
他想得很仔细。望着他蹲在积雪没有融化的地上，散落着被斧头削砍下的木屑，新鲜得如同从雪中滋生出来的零星的碎花和草芽，我心里很感动。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也不再说话。装上一袋关东烟，知道我不抽烟，自己一个人默默地抽着。我们就那么站着，一直等到秋子赶来了一辆老牛车，我们一起把那两个大箱子抬到牛车上面，我和秋子坐到车上，秋子要赶着这辆老牛车慢悠悠地跑上18里，帮我把木头运到场部，明天和我一清早离开大兴岛，到福利屯坐火车回家。
我和赵温就是这样告别了，没有拥抱，没有握手，甚至没有说一声再见。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是一个落日的黄昏，在开阔而平坦的大兴岛原野上，由于无遮无挡，夕阳显得非常明亮，像是一个巨大的红灯笼，一直挂在西天的边上，迟迟的不肯下坠。
离开北大荒已经整整30年，虽然，平常和赵温也没有什么联系，平淡如水，却也清澈如水的友情，往往更能够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我始终相信，即使我们平常没有什么信件或电话的往来，但彼此的心是连在一起的。这就是男人之间的友情，区别于男女之间哪怕是再好的恋情的地方，因为男女之间可以好得如胶似漆，却也可以在瞬间反目为仇、不共戴天，甚至血溅鸳鸯。但男人之间的友情，却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情景。所以我说，男女之间的恋情，必须要举行堂皇的婚宴的话，男人之间的友情却只需要家常的粗茶淡饭。所以一般我们常常听到这样惯常的说法，爱情是白头偕老，友情是地久天长。白头偕老，是一辈子，而地久天长，则是永恒。
昔日重来
那一晚，在建三江宾馆里，我一直在房间里等赵温。
由于是22年没有回北大荒了，又一下子来了我们一共16个人，来宾馆看望我们的老人特别的多。许多逝去的往事和岁月，都纷至沓来，奔涌上心头，每一个房间内外连同走廊和大厅里，都是热热闹闹的欢笑声，说也说不完地诉说着。那一晚，虽然因为宾馆断电没有热水，大家无法洗澡冲洗一天的疲劳和风尘，但是，大家根本顾不上了，故人重逢，旧事重提，都禁不住执手相看，泪眼朦胧，话语茫茫。那一刻，真的让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岁月能够将人催老，却也能够把往昔的日子保鲜如昨，让我忍不住想起卡朋特唱过的那首动人的歌yesterdy once ore。
当一切事过境迁之后，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历史严峻的回顾与评价，和一般人们的回忆与诉说，竟然是如此的不同。也许，历史讲究的是宜粗不宜细，而一般人们却是宜细不宜粗吧因为那些被历史删繁就简去掉或漏掉的细处，往往却是一般人们最难忘记的地方，是一般人们的生命生活和情感休戚相关的人与事吧。同样是一场逝去的过去，从中打捞上来的，历史学家和一般人是多么的不同，前者打捞上来的是理性，如同鱼刺、兽骨和树根，硬巴巴的；后者则打捞上来是如同水草一样的柔软的东西。在那场现在评说存在着是是非非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悲剧也好，闹剧也好，牺牲了我们一代人的青春也罢，毕竟至今还存活着我们和当地农民和老职工那种淳朴的感情，以及由此奠定的我们来自民间地层的立场，这是惟一留给我们的慰藉，是开放在北大荒荒凉荒原上细小却芬芳的花朵，是那些对于一般普通人最柔软的部分，也是最坚定的部分。也许，这就是历史揉搓的皱褶中的复杂之处，是扭曲的时代中未能被泯灭的人性。是的，历史可以被颠覆，时代可以被拨弄，命运之手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残酷无情，人性却是不可以被残杀殆尽的。这就是人性的力量，是我们普通人历尽劫难而万难不屈而能够绵延下来的气数。
那一晚，赵温始终没有来。第二天一清早，我们就要赶到大兴岛，开车之前，也没有能够见到他的影子。我等不到他了。但是，我相信，这一次重返北大荒，我和他一定会见面的。
撞入怀中的记忆
我一直这样认为，记忆是一种情感，是只有人类才具有并区别于动物最重要的地方。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拥有记忆，靠的不是历史典籍或自己的日记，以及那些发黄的老照片，而往往是一个看起来不大起眼的地方，一个和你一样普通的人，在某个特定的时候蓦然之间撞进你的眼里或怀中。这个地方，这个人，是记忆的必备的调料，它们能够迅速而神奇地将过去逝去的一切链接，让过去如同焰火，死灰复燃，含温带热，甚至活色生香。在这里，地方，是记忆的背景，让记忆有了连贯一致的方式，将过去断片的生活整合一起，让一直处于冬眠状态的记忆有了特殊的情境，方才能够得如惊蛰后的小虫子似的以复活出场。而人则是记忆的血肉，独个的人，构不成记忆，独木不成林，记忆必须连带别人，哪怕只是另外的一个人，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曾经说过的一句俏皮的话：就像上帝需要我们一样，记忆也需要他人。有的地方，有的人，之所以一辈子也忘不了，永远存活在记忆里，它的意义就在这里吧。
当车子跨过七星河，笔直朝南开出大约10里地，开到3队的路口时，这样的一个地方，这样的一个人，突然出现在了我的面前，像路标似的指向了过去，记忆复活了。
3队的路口是一个丁字路口，往西9里，是我们2队，往东9里，是农场场部。这是每一个在大兴岛生活的人进出大兴岛必经的路口。对于我，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交通，而在于人生，青春时节最重要的记忆，许多都埋藏在这里了。因此，车子刚刚往东一拐弯，我犹豫了一下，是集体的行动，怕影响大家整体行程的安排，但在那一瞬间，我还是忍不住脱口而出：要不让我下车去看看老孙家吧，下午我再到场部找你们。那声音突然的响起，而且是那样的大，连我自己都有些吃惊。
回北大荒看望老孙，一直是我心底里的一种愿望。这种愿望自登上北上的列车，就越来越强烈，在3队路口一拐弯，更加不可抑制。
怀念铁匠老孙
就在我此次重返北大荒之前，我刚刚给羊城晚报写了一篇文章怀念铁匠老孙。在那篇文章中，我回忆了工作组进驻我们2队，查抄我的所有日记和写的所有的诗，并没有像我自己想像的那样自信，以为全部都是雷锋和王杰的日记一样充满革命的内容，在那个鸡蛋里都能够找出骨头的年代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日记里，我记了队长把毛主席的诗“借问瘟神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给念成了“借问瘟神欲何住”；还记了写西行漫记的美国作家斯诺刚去世，队长念报纸：“埃德加帕克斯斯诺去世了。”然后，他进一步解释说：“啊，美国的三位友人先后去世了。”便都成了我的罪状，对领导不恭，继而上升到对党的不满。而在诗里，他们找出了我写的这样的诗句：南指的炮群，又多了几层。明明是指当时珍宝岛战役之后要警惕苏修对我们的侵犯，却被认为那“南指的炮群”指的是台湾，最后上纲到：“如果蒋介石反攻大陆，咱们北大荒第一个举起白旗迎接的就是肖复兴”现在听起来跟笑话似的，但从那时起，几乎所有的人都像是躲避瘟疫一样躲避着我。这时候，我知道，厄运已经不可避免，它就在前头等着我呢。
那一天收工之后，老朱悄悄地告诉我，晚上要召开大会，要我注意一点儿，做一些思想准备。我猜想到了，大概是要在这一晚上把我揪出来，和那3个“反革命”一勺烩了。因为早好几天前这样的舆论在全队就已经弥漫开了。
那天晚上下起了大雪。队上的头头和工作组的组长都站在了台上，我知道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硬着头皮，强打着精神，我虽然做好了思想准备，心里还是忍不住瑟瑟发抖，我不知道待会儿真的要揪到台上我会是一种什么狼狈的样子，他们会不会也在我的脖子上挂链轨板我真的一下子如同丧家之犬。我只好等待着厄运的到来。这时候我才知道英雄人物和反革命都不是那么好当的。
谁能够想到呢，那一晚上，工作组组长声嘶力竭地大叫着，一会儿说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一会儿重复着说如果蒋介石要反攻大陆真打过来了，咱们队头一个打白旗出去迎接的肯定是肖复兴总之，他讲了许多，讲得都让人提心吊胆，但是，一直讲到最后，讲到散会，也没有把我揪到台上去示众。我有些莫名其妙，以为今晚不揪了，也许放到明晚上了
我坐在板凳上一动不动，等着所有的人都走尽了，才拖着沉甸甸的步子走出食堂。我忽然看见食堂门口惟一的一盏灯光下面，很显眼地站着一个人，他就是老孙，我们2队洪炉上的铁匠，他是我们队上地地道道的老贫农、老党员，雪花已经飘落他的一身，就像是一尊白雪的雕像。
那时，四周还走着好多的人，只听老孙故意大声地招呼着我：“肖复兴，到我家喝酒去”我被他一把拉住胳膊，当着那么多人其中包括队上的头头和工作组组长，他旁若无人似的把我拖到他的家里。
炕桌上早摆好了酒菜，显然，是准备好的。老孙让他老婆老邢又炒了两个热菜，打开一瓶北大荒酒，和我对饮起来。酒酣耳热的时候，他对我说：“我和好几个贫下中农都找了工作组，我对他们说了，如果谁敢把肖复兴揪出来批斗，我就立刻上台去陪斗”
谁肯艰难际，豁达露心肝
算一算，36年过去了，许多事情，许多人，都已经忘却了，但铁匠老孙总让我无法忘怀。有他这样的一句话，会让我觉得北大荒所有的风雪所有的寒冷都变得温暖起来。对于我所做过的一切，不管是对是错，都不后悔。什么是青春也许，这叫做青春。青春就是傻小子睡凉炕，明知凉，也要躺下来是条汉子，站起来是棵树。
1982年夏天，我回北大荒那一次，回到大兴岛上，第一个找到的就是老孙。那是我1974年离开北大荒和老孙分别8年后的第一次相见。他在我离开北大荒之后，从2队调到了3队。当时，他正在洪炉上干活，我找到了他，握着他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他拉着我到他的家，让他的老婆把早就用井水冲好一罐子椴树蜜的甜水端到我的面前在北大荒的那些夏天的日子里，我没少到他家喝这从井里冰镇好的椴树蜜，那年冬天的情景一下子也一起涌在了面前。
在那篇文章中，我写道：“今年的夏天，我和老朱、李龙云在内的十几个同学商量好了，准备再回北大荒一次，我的心里一直在想像着和老孙再次重逢的情景。已经又是22个年头过去了，我不知道老孙变成什么样子了。算一算，他有70上下的年龄了。我真的分外想念他、感念他。”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前一天晚上，我在建三江宾馆里等赵温的时候，向人打听老孙，谁知，人家告诉我：老孙两年前去世了。这多少让我感到意外，在我的印象中，老孙一辈子打铁，身体非常的硬朗，他和赵温年龄差不多，不该那么早就去世的呀。人应该感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古人的话不该忘记。老孙不在了，我更该去看看他的家。所以，在路过3队路口的时候，我是真想立刻下车去看看他家。
场长先拉着我的胳膊说：别，等我和3队打个招呼，再说午饭我们都准备好了，下午再去吧。下午，我陪你一起去。
陪我们来大兴岛的建三江管理局的一位头头，和场长一样都是我们看着长大的孩子，即使现在他已经是独当一面的领导，我们还是叫他的小名：喜子。他也愿意我们这样叫他，感到很亲切。他对我说，先到农场场部吧，场长都已经把饭准备好了，吃完午饭，我陪你去3队。
喜子当年也是我们2队农业技术员的儿子，后来在3队组建武装营，他和我都先后调到营部，我负责组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他是营部的警卫员。那时，营部是里外两间屋，营长和教导员住里屋，我们俩，再加上宣传队打洋琴的袁柏林，3个人在外屋的一面火炕上睡了一年多，要是场部演电影，他就骑上自行车，前车梁上坐一个，后车架上坐一个，带上我们两人一起骑上8里地，记得那时看朝鲜电影鲜花盛开的村庄、卖花姑娘，都是骑着自行车这样去的。3队，也是他的3队，他陪我去3队，也是应该的。但是，千万就别惊动场长了。场长不干，非要下午陪我一起去，热情得让我不知如何是好。我对他说，本来就是私人的事情，这样兴师动众，让我心里不好受。我开玩笑说，下次再来大兴岛，我可不敢再找你，我自己找辆车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他不像是开玩笑地说：那我就派人把你的车拦住，你可别忘了，我们是当地的一级政府。我笑他说：那你就是“当地政府”了玩笑归玩笑，心里却想，下午，可千万别让“当地政府”跟着，前呼后拥的，像什么样子。
中午，刚刚吃完午饭，幸亏场长喝多了，躺在我的床上呼呼大睡，喜子悄悄地拉上我，躲开他，匆匆离开了住处。在还没有出场部的路上，我问喜子：商店还在原来的老地方吗能买点什么东西喜子说，原来的商店早拆了，路上有一个超市，到那里买东西吧。到了超市，一个比原来商店还小得多的店，私人承包，只有前后两排货架，不少是过期的东西，心里充满歉意，后悔昨天没有在建三江买好东西，带给老孙家，只好挑了挑，买了点儿吃的喝的，又上了车，往3队赶。一路风吹着，汗还是不住地冒，路两边的白杨树呼呼往后闪着，闪得心里怦怦的一个劲跳。9里的路，一会儿就到了。
到了3队，模样依旧，却又觉得面貌全非，22年的岁月仿佛无情地撕去了曾经拥有过的一切，只是顽固地定格在青春的时节里罢了。先在场院上看见了现在3队的队长，是当年我妻子在3队当小学老师时教过的学生，他正在鼓捣拖拉机，看见我们，一脸的陌生，似乎和喜子也不大熟，缺少了“当地政府”的陪同，喜子这样的管局的头头，也显得有些强龙难压地头蛇的感觉。喜子向队长介绍了我，他多少还记得，又问他铁匠老孙家住哪儿然后催促他：快带我们去。
队长带着我们往西走，还是当年的那条土路，路两旁，不少房子还是当年我见到的老样子，只是更显得低矮破旧，大概前几天下过雨，地翻浆得厉害，拖拉机链轨碾过的沟壑很深，不平的地就更加的凹凸不平。由于是大中午，各家人都在屋子里吃饭休息，路上，没有见一个人，只有一条狗和几只鸡，在热辣辣的阳光下寂寞地吐着舌头或刨土啄食。记忆中，1982年来时，也是走的这条路，先去洪炉上找到的老孙，后去他的家。那时，这条路没有这样的破旧和冷清。也许，是老孙在，他放下手中的活，拉着我的手就往他家走，一路上洪亮的笑声，让我没有太注意路上的情景。
斯人已去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前面就应该是老孙家，我不大敢保证，问了一下年轻的队长，队长说就是。正说着，走到老孙家前十来步远的时候，老孙院子的栅栏门被推开了，从里面走出来一个女人，正是老孙的老伴儿老邢，仿佛她就像知道我要来似的，正在出门迎我。我赶紧走了几步，走到她的面前，她有些感到意外，愣愣地望着我。别人指着我问她：“你还认识吗看是谁”她只是愣了那么一瞬间，立刻认出了我来，一把抓住我的胳膊，眼泪刷地流了出来，我也忍不住哭了起来，我们俩什么话也没有说出来，只能够感到彼此的手都在颤抖。
走进老孙的家门，她才抽泣地对我说老孙不在了，我说我听说了，便问起当时的情景。老孙一直有血压高和心脏病，一直不愿意看病，更舍不得吃药，省下的钱，好贴补给他的小孙子用。那时，小孙子要到场部上小学，每天来回走18里路，都是老孙接送小孙子上学。两年前的3月，夜里两点，老邢只听见老孙躺在炕上大叫了一声，人就不行了。小孙子整整哭了两天，舍不得爷爷走，谁劝都不行，就那么一直眼泪不断线地流着。
我想像着当时的情景，开春前后，正是心血管病的多发期，3月的北大荒，积雪没有化，天还很冷，就在这间弥散着泥土潮湿地气的小屋里，就在我坐的这铺烧得很热的火炕上，老孙离开了这里，离开1959年他26岁从家乡山东日照支边来到这里就没有离开过的大兴岛。那一年，老孙才69岁，他完全可以活得再长一些时间。
望着老孙曾经生活过那么久的小屋，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22年前，我来看老孙时，就是在这间小屋里。22年了，小屋没有什么变化，和老孙在的时候几乎一个样。所有简单的家具，一个大衣柜、一张长桌子，还是老样子，也还是立在原来的老地方。一铺火炕也还是在那里，灶眼里堵满了秫秸杆烧成的灰。家里的一切似乎都还保留着老孙在时的老样子，只要一进门，仿佛老孙还在家里似的，那些简陋的东西，因有了感情的寄托，富有了生命，那些东西还立在那里，不像是物品，而像是有形的灵魂和思念。
一扇大镜框还是挂在桌子上面的墙上，只是镜框里面的照片发生了变化，多了孙子外孙子的照片，没有老孙的照片，我仔细瞅了瞅，以前我曾经看过的老孙穿着军装和大头鞋的照片，和一张老孙虚光的人头像，都没有了。那两张照片，都是老孙年轻时照的，挺精神的，老孙和赵温都爱唱京戏，老孙唱的是青衣，和赵温一起还组织过一个票友的班子，外出唱戏的时候在富锦照的相片。一定是他老伴儿老邢怕看见照片，触景伤情，取下了吧
我问老邢：老孙的照片还在吗
她说：还在。说着，从大衣柜里取出了一本相册，我看见在里面夹着那两张照片。还有好几张老孙吃饭的照片。老邢告诉我：那是前几年给他过生日的时候照的。我看到了，炕桌上摆着一个大蛋糕，好几盘花花绿绿的菜，一大盘冒着热气的饺子，碗里倒满了啤酒。老孙是个左撇子，拿着筷子，很高兴的样子。那些照片中，老孙显得老了许多，隐隐约约的，能够看出一点病态来，他拿着筷子的手显得有些不大灵便。
我从相册里取出一张老孙拿着筷子夹着饺子正往嘴里塞的照片，对老邢说：这张我拿走了啊
她抹抹眼泪说：你拿走吧。
我把照片放进包里，望望后墙，还是那一扇明亮的窗户，透过窗户，能看见他家的菜园，菜园里有老孙打的一眼机井，我那次来喝的就是那眼机井里打上来的水冲的椴树蜜。似乎，老孙就在那菜园里忙乎着，一会儿就会走进屋里来，拉着我的手，笑眯眯地打量着我，如果高兴，他兴许还能够唱两句京戏，他的唱工不错，队里联欢会上，我听他唱过。
你的青春并不是一无所获
那一瞬间，我有些恍惚，在走神。人生沧桑中，世态炎凉里，让你难以忘怀的，往往是一些很小很小的小事，是一些看似和你不过萍水相逢的人物，是一些甚至只是一句却能够足以打动你一生的话语。于是，你记住了他，他也记住了你，人生也才有了意义，才有了可以回忆的落脚点和支撑点。我一直以为回忆的感动与丰富，才是人一辈子最大的财富。
当我回过神来，发现老邢不在屋了，我忙起身出去找，看见她在外面的灶台上为我们洗香瓜。清清的水中，浮动着满满一大盆的香瓜，白白的，玉似的晶莹剔透。这是北大荒的香瓜，还没吃，就已经能够闻到香味了。
我拽着她说：先不忙着吃瓜，带我看看菜园吧。
菜园很大，足有半亩多，茄子、黄瓜、西红柿、豆荚姹紫嫣红，一垄一垄的，拾掇得利利索索、整整齐齐。只是老孙去世之后，那眼机井抽不出水来了。空旷的菜园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午后的风也凉爽了许多，整个三队安静得像是远遁尘世的隐士。前排房子的烟囱里有烟冒出来，几缕，淡淡的，活了似的，精灵一般，袅袅地游弋着。远处，是蓝天，是北大荒才有的那样湛蓝湛蓝的天，干净得像是用眼泪洗过一样，安静得连蜜蜂飞过的声音都听不见。
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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