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吴淞铁路上，沈李二人却表现出了越来越大的分歧。沈的态度十分强硬，甚至当英国军舰赴到上海进行武力恫吓时，他还宣称“兵轮何足虑，何日何口无英国兵轮耶？……兵轮恫吓，吾辈勿闻之，不足措意。梅辉立此来必有数次强辩，吾辈能毅然不挠，彼亦自就范围”。这令正在与英国艰难谈判的李鸿章大为不悦，认为沈某人实在太不顾全大局了。
李鸿章虽然尽力避免过多干预这一本归沈葆祯主抓的工作，但也毫不掩饰地希望沈不必过于强硬，“总期两边都过得去，始足见中英和好真心”。当时，大清国的中心工作就是经济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韬光养晦，加速发展。尤其当法国、日本和俄国都纷纷觊觎中国领土时，吴淞铁路的纷争，就显得相当次要了。
李鸿章虽然也是地方干部，但实际上却起到了“副总理”的作用，“当国”与“当家”显然是不一样的。在吴淞铁路问题上，李鸿章并不介意收回后让英国人承包，然后中方自营，他希望借英国人的“东风”推动一直受阻的中国铁路建设。而沈葆祯坚持英国人必须完全退出。双方打的旗号都是“主权”二字，但显然，让英国人承包经营并不丧失任何主权。沈并非当国之人，没有李鸿章那般的不可承受之重，他的着眼点更在于“爱惜羽毛”：英国人在他的鼻子底下偷偷修建这条“地下”铁路，令他的行政能力、个人威望等大为受损，他必须以一种戏剧化的夸张的手法，乃至不惜矫枉过正，避免给政敌留下任何的把柄。
此时，改革开放虽然已经成为大清国的中心工作，但却并非主流的话语体系，脚穿新鞋子，口喊旧号子，依然是恭亲王、李鸿章等改革者们的无奈选择。包括铁路在内的新玩意，都可以摸着石头过河，但绝不可高声嚷嚷，否则便会成为政治上的把柄，成为大清国最可自豪的先进的社会制度的敌人。沈葆祯没有李鸿章那种敢于“虽万千人吾往矣”的资本和个性，他能做的，也就是在红灯面前假装“宁左勿右”，先把自己晾干了再说。拆铁路，是他的政治求生本能；拆了后又运到台湾，则是他骨子里改革派的基因推动。另一个往往被史家们忽略的细节是，沈葆祯在拆毁吴淞铁路的同时，还给其中一台名为“总督号”的火车头做了整容手术，将车身上的“总督号”三个汉字锉去，这实在是再清晰不过的一种防护手段。
吊诡的是，李鸿章似乎对沈葆祯这种无奈之举嗤之以鼻，他在写给郭嵩焘的一封信里说：“幼丹（沈葆祯）识见不广，又甚偏愎。吴淞铁路拆送台湾，已成废物。不受谏阻，徒邀取时俗称誉。”老李的这一评价，实在有点刻薄。沈葆祯无非就是忧谗畏讥的被动防守而已，哪里谈得上是沽名钓誉的主动出击呢？
郭嵩焘曾认为，晚清的几位改革派大佬中“中堂（李鸿章）能见其大，丁禹生（丁日昌）能致其精，沈幼丹（沈葆祯）能尽其实”，这是很中肯的。屁股决定脑袋，立场决定观点，实力决定行为，这似乎是颠扑不破的官场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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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恭亲王：绝版之外
—雪珥答《中国经营报》记者问
【《中国经营报》记者】“绝版恭亲王”系列告一段落，读者通过恭亲王这一晚清政坛二号人物，得以一窥清廷政局之堂奥以及清末改革中坚人物的坚守与无奈。作为将这一切呈现给读者的人，你为何选定了恭亲王这个人物，他的哪些性格吸引了你去探究？能不能谈谈你从开始关注到研究恭亲王的过程？
【雪珥】二十多年前，我痴迷般地喜欢上了一本书，那就是尼克松的著作《领袖们》。这位美国前总统在书中，如此描绘中国总理周恩来：“他是个伟人，本世纪罕见的伟人。我感到惋惜的是，他生活在巨大的阴影之中，他总是小心谨慎地让舞台的聚光灯照射在毛泽东身上。”
厄克松当然不会明白，在中国的舞台上，聚光灯必须也只能照在一个人的身上,其他人则必须谦恭地将自己湮没在巨大的阴影下，明智地躲避着，或者耐心地等待着聚光灯。
那时，我刚刚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求学，在几位师长的帮助下，给自己制订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读书计划。当我读完几本讲述洋务运动的书后，书中那着墨不多的恭亲王，却令我总是想起尼克松的这段评述。
谦卑，韬晦，在领导面前勇于并且善于自我批评，乃至自我贬低，在时机未到时静如处子，在时机到来时动如脱兔，所有这些，也正是我在那所号称“青年黄埔”的大学内所接受的官场入门训练。
那位在风华正茂的青年时期，就成为国家掌舵人，之后又被历史贬低到无限小的恭亲王，是否就是中国特色的从政之路的典型呢？我对此很感兴趣。但这种兴趣，只是一闪而过。从1987年赴北京求学，到1999年移民出国，这12年间，中国大多数人都难以安宁地守着一张书桌了。恭亲王，连同周恩来一道，被忙碌的名利追逐扫出了我的关注范围。直到2002年我重新回国，并在从事房地产开发的漫长六年间，为了抵御孤独和诱惑，才开始重新提笔写作，并将笔端伸向我最感兴趣的中国改革史时，那个阴影中的人物，才又回到了我的脑海。
在我今年撰写的恭亲王专栏中，我不止一次地提到了那些阴影中的人物的共同点：老二性格。恭亲王曾经是有棱角的，在“垂帘听政”和“亲王辅政”的“一国两制”早期，权力的重心在恭亲王手上。但在经历了几次碰撞后，他彻底找准了自己的定位：帝国的管家，而太后们才是真正的女主人。自此，那个神采飞扬、风度翩翩的恭亲王就不见了，郁郁寡欢，忧谗畏讥，言辞谨慎（“谨言”却未必“慎行”），成天忙于事务，只管埋头拉车，不管抬头看路，消极“抓革命”，积极“促生产”，“老二性格”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令我震撼的是，在参观整修如故的恭王府时，我在百年的宫墙发现了一些四十年前的红色标语，其中就有：
努力学习最高指示
忠实执行最高指示
热情宣传最高指示
勇敢捍卫最高指示
那一刻，我真感觉头皮发麻，对历史的无情和荒诞充满了敬畏。那个从恭亲王联想到周恩来的离经叛道的念头，又在脑海闪现：为什么在如此多需要他操心的大事小事中，周恩来要将整修恭王府对外开放，作为自己交代给谷牧的三个遗愿之一呢？（请读者自行查阅相关官方报道）为什么周恩来在“抓革命，促生产”的百忙之中，还多次来到恭王府，他真是为了发掘“大观园”的原型，还是在凭吊什么，还是想传递什么信息？
【《中国经营报》记者】作为一个体制内改革派的代表，恭亲王身上似乎充分体现了一个体制内改革者对改革分寸的拿捏，在这一过程中，体现了其自身的哪些纠结和矛盾？这其中，有哪些是恭亲王无法摆脱的历史局限？
【雪珥】我们常说的所谓“局限”，其实就是观察者以自己的标准，以当下的标准，乃至以自己在当下的利益诉求为标准，去丈量历史人物所发现的那些不如意的地方。认为历史人物都有“局限”，这本身有一个逻辑前提：历史是在不断进步的，“今”必胜于“昔”，“新”必胜于“古”。但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今”与“新”往往就是“昔”与“古”的某种翻版而已，绕了几十上百年的圈，抬头一看，可能又回到了起点。
任何人都有自己的无奈之处，所谓“势禁形格”。所以，我更愿意谈论的是恭亲王的“势禁形格”，而不是他的“局限”。
我曾经很深地介入体制内的运作，几乎零距离地观察了处于改革开放第一线的浙江在整个90年代的全面蜕变。我曾经提出一个很有意思但也很尖锐的观点：浙江的发展，关键是受益于地方政府有意无意的不作为。改革初期一直到90年代末，浙江并非一个官场的亮点和“要缺”。既非冲要之职，则官员们的首要思想便是“平安无事”，为求“平安无事”，便要自己少惹事，首先便是不敢提倡什么敢为天下先的东西，不会涌现出什么明星式官员，吸引舆论的目光和炮火。其次便是没有能力消灭那些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已为天下先”的新生事物，比如温州这样的“资本主义萌芽”，不是不想消灭，而是这样的野草实在太茂盛了，要消灭就必须大动干戈，一大动干戈就要引人关注，就无法“平安无事”。这种官场本身的非主流性，导致在浙江的几个改革发祥地，对草根改革的践踏都很不彻底，敷衍了事，斩草不除根，这就在客观上为小草的繁衍提供了极大的空间。这实际上形成了一种良性的“钱权交易”模式：权力对资本的维护，起初还谈不上“保护”，而仅仅是“不伤害”而己。
主观上不想折腾，客观上无力折腾，顺应潮流与时俱进，这其实也是恭亲王发动的体制内改革的基本特征，也是恭亲王能够四两拨千金、举重若轻而.且保持自我低调的原因所在。中国近代改革史那些公认的改革实践先驱们（康有为及洪仁埽╣an2）之类的“口水改革家”不在此列），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背后，其实都站着一个低调的恭亲王，为他们保驾护航。尤其在早期的改革中，他们瞻前顾后，逡（qun2）巡不前，恭亲王就在背后推着他们。从中国历史的传统来看，曾、左、李等人都触犯了官场上的最大忌讳：一是功高难赏，没有他们的浴血奋战，即使那位自称是耶稣弟弟的洪教主不能君临天下，大清帝国至少也早已分崩离析，群雄割据了；二是权高盖主，他们手握重兵，在中国最为富庶的地区，集军权、财权、人事权于一身；三是“非我族类”，在严厉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清帝国，这是汉人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地手握雄兵。换在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曾、左、李等都不可能有善终，更不要说参与政权的建设，并分享胜利的成果。实际上，在战后的重建和改革中，曾、左、李几乎无时不受到政敌们的攻击，有的时候，这种攻击是直奔要害而来的，但这些都在恭亲王及慈禧太后的支持下，被一一化解。
晚清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有人说是李鸿章，那是不准确的，李鸿章无非是前台的操盘手兼新闻发言人，知名度高而已。真正画圈、掌舵的就是恭亲王。如果要画一幅漫画来解释大清改革，恭亲王就是把着方向舵、带着望远镜的船长，而曾、左、李等则是拿着桨的水手。
改革与革命相比，难度更大。改革最难的，并非目标的确定。现行体制下存在什么问题，只要不是瞎子和傻子，都一目了然，其中大多数的问题其来有自，积重难返。比“要改什么”更重要，也更艰难的，是“如何改”，也就是步伐、节奏、分寸的把握，以及各种利益团体的平衡，特别是对其中的既得利益者的安抚。这些既得利益者拥有强大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处理不好，就会成为改革的极大阻力。这就是恭亲王作为改革当家人的艰难之处。
从民国开始，主流史学界多认为晚清的改革，胆子不够大，步子不够快，并且总是羞羞答答地不敢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种评价就是典型的“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改革的具体操作，首先必须有人，也就是操盘的团队，还必须有机制去贯彻落实，但这就出现了巨大的矛盾：现有的干部队伍腐败严重，行政体系运行艰难，而短期之内又无法重建一个行之有效的团队和体制。李鸿章晚年自嘲为“裱糊匠”，其实，改革者的定位就是“裱糊匠”，因为他不可能什么都推倒重来，那就不是改革，而是革命了。何况推倒重建的新屋子，其问题未必会比旧屋子少。这种无奈，也决定了改革是渐进的、缓慢的，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的。
其实，一个由体制内主导的改革，其首要目的当然是为了稳固政权，以达到“大治”，而绝非“大乱”。这种改革的基本前提，就是推动并且维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也是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政权的基本政治诉求。那种对如火如荼的乱象的期待，其动机无非是浑水摸鱼而已。先砸烂了一切再说，“越乱越好”，“不破不立”，“破”了之后能否再“立”，如何再“立”并不重要，一切等老子手上有权了再说，这正是恭亲王临终前告诫光绪皇帝要多加警惕的。恭亲王尸骨未寒，所谓的“戊戌变法”便闪电般登场，随即又闪电般失败，根本原因就是那些“口水改革派”们所要的只是砸烂旧体制、砸烂大多数人的铁饭碗，却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和耐性去建立新体制，所以缺乏民意支持。
恭亲王的身份，当然决定了他的改革出发点、立场及底线，那就是坚持和巩固满清皇族对政权的领导。这是他不可能动摇的基本国策。许多改革措施在他手上无法进行，大到政治体制改革，小到铁路建设，并非因为他颟顸、愚昧，而是作为当家人的无奈。操之过急，不仅无法凝聚改革所需的民心士气，而且，只能给野心者提供浑水摸鱼的工具。他的最主要助手、被西方公认为最坚定的改革者的文祥，就不止一次地告诉洋人们，如果操切行事，大清改革将走向反面。这在戊戌年和辛亥年的改革大跃进中，都得到了验证，改革沦为争权夺利的幌子，真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我在上本书《国运1909》中涉及了不少此类细节。
“治大国如烹小鲜”，“小鲜”不是不能翻动，而是不能频繁翻动，更不能任性翻动，否则就烂在锅里了。这个火候的掌握，或许就是对改革者能力和资源的考验。
【《中国经营报》记者】恭亲王的改革努力并未让大清避免覆灭的结局，站在今天的视角来看，你觉得恭亲王的改革为何没能拯救大清，而以他为代表的体制内改革者在历史上是否有带领改革走向成功的机会？
【雪珥】对于一个政权来说，改革只能治病，却未必能救命。在治疗过程中，在手术之前，尤其是大的手术之前，必须要有预案，保护好心脏和大脑。而心脏和大脑，我认为就是改革者赖以行动的权威资源。我在上本书《国运1909））中多次谈到，清帝国的覆灭，不是因为其改革不够快、不够猛，而恰恰是因为是改革超速失控。我会在即将开始的有关辛亥革命的专栏中，再细致阐述这些看法。
如果我们以“裱糊匠”来作比方，裱糊匠的工作也是循序渐进的，从上房换瓦开始到更换房梁，有个漫长的过程。“裱糊”过程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加固地基，随时监测，尤其是不能因“裱糊”工作而掏空了地基。清末新政中，自1906年开始的政治体制改革，动作猛，幅度大，其实就是毁坏了地基，最后造成整体的坍塌。
恭亲王这样的体制内改革者，当然是有机会成功的，但需要他们随时注意对自己要害部位的保护。恭亲王在临终前叮嘱光绪皇帝小心康梁等“小人”，其实正是老成谋国之言。那种认为一旦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就需要放开放开再放开，宁右勿左的极端想法，如果不是出于天真，就是出于某种别有用心了。改革从来不应是极端语言的游戏，执行力在其过程中至为关键。
需要指出的是，不能因为政权的最终覆灭，而否定了改革的作用。改革的作用，不仅及于当时的政权，更及于整个民族。发韧于恭亲王的近代改革，超越王朝更替和种族的界限，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具有深远的意义。自恭亲王之后，只要有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即使是那些草莽出身的统治者，也会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实行类似的改革，张作霖的东北、阎锡山的山西、马家军的甘肃，莫不如此。
【《中国经营报》记者】你通过对恭亲王及清末改革成败的回溯，一直在强调权威性是推动改革的前提，但改革本身就是对现有利益权力格局的调整，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保持改革者的权威性呢？
【雪珥】改革是一种牵涉面很广的政治和经济实践，不是坐在书斋中做点沙盘游戏就能做到的，不是在领导讲话中多用几个排比句，在中央文件中多加几个感叹号，就能达成的。它涉及到许多人的利益调整，它既会产生受益人，但也会产生受损人。最郁闷的是，大多数人，包括大多数受益人也都在不断抱怨，无人喝彩，改革完全可能出现这样的结局。中国历史上从商鞅开始，几乎都是在大多数人群享受着改革的成果时，其倡导者却被押上了改革的刑场，他们的作用要过很多年甚至很多世纪后才能被历史所认同。
改革往往就如同在迷雾中行驶，没有权威性资源作保障，不仅改革的路线、方针、政策难以落实，会被官僚体系在执行中走样，而且在面对激烈的利益冲突时，改革将严重受阻，中途夭折，甚至倒灌。
“治大国如烹小鲜”，改革者最艰难的就是把握火候。戊戌变法之所以成为一场儿戏，就是因为动机不纯，而分寸又太乱。几个年轻干部刚刚摸到权力的边儿，就贸然地砸了上到中央各部委，下到各省的一大批干部的饭碗，搞得人人自危，把几乎整个干部队伍都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这至少是政治手腕上不够圆润，缺乏技巧，也说明自称“改革者”的那些人对自己的目标定位及达成途径的盲目。恭亲王临终遗言，并非反对改革，而是提醒光绪皇帝要慎重，欲速则不达。戊戌变法失败带来的最大影响，不是那个儿戏般的政治体制改革被喊停，而是光绪皇帝及整个中央的能力和权威受到严重损害。为了保住光绪的皇位，慈禧太后出面和稀泥，并且以册立“大阿哥”的方式，来安抚愤怒的既得利益者们，从而导致了“极左派们”的全面回潮，一路往左飞驰，直到酿成义和团的大动乱。国家在短短的两年之内，就由戊戌的“极右”转向庚子的“极左”，直到辛酉变法开始才回到正轨上来。但在这一大折腾中，帝国仅存的元气即中央权威资源几乎耗尽，从而点燃了十年后分崩离析的导火线。
如何维持和不断增加权威资源，是对改革者能力、毅力和手腕的考验。这方面，以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为代表的学者们，有不少精彩的阐述，也在中国得到无数人的关注，当然也引起了很多争议。我不是个政治学学者，没有能力提供药方，我只是个努力回到历史现场的“记者”，希望通过自己的发掘，给大家提供一些细节而已。
【《中国经营报》记者】以恭亲王为代表的王朝势力推动的改革一定是一种渐进模式，以清末各种势力的博弈态势为例，在这种渐进改革路径中，如何不断地化解集聚起来的风险呢？
【雪珥】有利益整蔡，就必然有利益冲突。
有的冲突是根本性的，比如干部下岗分流，被分流的人，当然不高兴了，而这恰恰是晚清改革迟迟难以涉及政治体制的主要原因之一；不是“反动、腐朽”的清政府不肯放权、让权，而是那些寄生在旧体制上的官僚们难以安置。精简政府机构，这自始至终都是晚清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但恭亲王时代不敢涉及，因为国家刚刚从内忧（太平天国动乱）外患（英法联军入侵及中法战争等）中复苏，需要一大批干部，哪怕是贪官污吏或不称职者。思想观念不一致，这比较容易解决，恭亲王就常将反对改革的“保守派”们，直接安排到总理衙门工作，让他们尝尝当家人的感觉，其中大多数人几乎都成了彻头彻尾的改革派。但涉及到利益冲突，那就不是“换位思考”能解决的。
恭亲王一死，戊戊变法就先拿公务员开刀，结果反弹力最大到差点端掉了光绪的皇位，这可不是什么加强对领导十部的政治思想教育就能解决的。直到1906年哀世凯主持干部人事体制改革，他这么强势的人物，最后也只能草草收场。实行宪政改革之前，慈禧太后征询出洋考察的载泽和端方等的意见，他们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立即进行，因为它不仅利国、利民，而且利君，因为可以保障皇帝“世袭罔替”，但就是不利官，这是很精辟的见解。
从晚清的实践来看，中央化解改革积累的风险，多采取延迟甚至取消改革的办法。但放弃具体的改革措施，并不意味着旧有的矛盾能得到解决，新旧矛盾越积越多，到最后终于积重难返。这也是选择循序渐进的改革的代价，如果选择剧烈的“休克”疗法，或许能彻底解决一些问题，也有可能就此昏死过去成了植物人。
【《中国经营报》记者】恭亲王与慈禧的关系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你如何定位？他们是中国传统的帝权与相权的博弈吗？他们之间的微妙关系又如何影响了清末改革的走向？
【雪珥】恭亲王与慈禧，就是政治搭档的关系，我将此称为“叔嫂共和”，其实就是“垂帘听政”与“亲王辅政”两种并存的特殊体制，一种特殊的“一国两制”。我们历来只强调了“垂帘听政”，却忽视了“亲王辅政”，这很容易导致对晚清政治运行机制的误判，以为慈禧太后可以一手遮天。
恭亲王与慈禧太后之间，当然是有合作、有斗争。摩擦的存在，是古今中外任何一种合作模式必有的伴生品。1884年中法战争时，慈禧太后成功地将恭亲王罢免，但还是必须换上醇亲王负责“亲王辅政”，而不能只搞“垂帘听政”。
清代从多尔衮～孝庄太后的“叔嫂共和”之后，到了末代又出现三段：恭亲王～两宫太后、醇亲王～两宫太后、摄政王～隆裕太后。从权力制衡的角度说，这种“叔嫂共和”是最能有效防止亲贵篡权或外戚专权的制度设计。晚清五十年，三任皇帝几乎都是少不更事的年龄，而且内忧外患严峻，但朝局却没有出现大的波动，既没有出朱棣，也没有出武则天，纵观中国历史，这是相当不容易的。“叔嫂共和”这种创造性的权力制衡设计，确保了晚清的政局不因“叔嫂”之间的矛盾而发生大的动荡。
【《中国经营报》记者】你的写作，有一个国内学者无法取代的优势，就是对大量海外史料的掌握。通过你对一些海外史料的钩沉，我们发现，清末的国际环境并没有那么险恶，而且西方列强似乎对中国的改革及改革者一直抱有某种期待，这是历史的真实吗？还是你娇枉过正的结果？当时的国际环境怎样影响了清末改革路线？
【雪鲜】并非我矫枉过正，而是历史本身已经被后世有意识地误读了。
晚清的国际形势，正如恭亲王等所分析的，只要自己处置得当，就很难出现列强“合而谋我”的局面。在恭亲王的年代，列强中除了俄国和日本，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真正是对中国有领土野心的，当然，他们都在索取各自的利益。
后世总是批评恭亲王和李鸿章等的“以夷制夷”政策，但那些批评者似乎也没有能力回答：作为一个弱国兼大国，除此之外还能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吗？除日俄两国之外，中国的稳定、富裕乃至逐渐强大，与列强的根本利益并没有冲突，甚至还有促进。这也是列强之所以在太平天国动乱时，决心援助大清政府，而非那位自称是耶稣弟弟的洪教主。可以说，恭亲王执政后，中国争取到了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第一轮改革开放（洋务运动）的三十年，就得益于这一时期的和平与均衡。
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恭亲王等的改革路线就是要成长为西方那样的强国，同时尽可能地保留自己“最具有先进性”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这与日本明治维新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但区别在于，大清国能动用的中央权威资源，被迅速消耗，而日本却通过尊王攘夷等，强化了中央的权威资源，迅速将改革的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战斗力。
中国近代史固然充满了屈辱，但我们不能因此抹杀这其中的转机和相当程度的复兴。在甲午战争之前，清帝国的国际地位和威望是在不断上升的，在一些国际冲突中，清帝国似乎比后世的一些政权更具有亮剑的勇气。而即使那些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也几乎都是在清帝国血战之后或兵临城下之时被迫签订的，没有一个是为了内斗的需要而主动投怀送抱。民国开始，为了宣传的需要，执政者总是要把清政府描绘成一团漆黑，以便显示自己的伟大、光荣、正确。
【《中国经营报》记者】我们知道，你除了公务员、商人、律师的经历，还曾做过财经作家，今天你又选择了一家财经媒体开设专栏，你是否有某种媒体情结？为何在财经媒体刊载自己的历史研究成果？
【雪珥】我开始近代史的写作，至今已经五年多了。随着读者群的不断扩大，我也发现在一些场合，包括红墙之内和国土之外，在赞美声或讨伐声中，我的文章和观点有时会被有意无意地误读了。研究历史，资治通鉴是我的主要目的。我把自己的写作模式又定位在“历史现场记者述评”，有意识地强化了现场感和现实感，便于读者自我“代入”，这些都促使我在选择发布渠道上十分慎重，避免产生不必要的联想。
曾经有海外媒体约请我开设专栏，开出了十分诱人的稿酬，但我谢绝了。不是我想和钱过不去，而是我不想被人当枪使。我有自己的生意，可以养家糊口，不必卖文为生，赚取版税和稿酬被严格限定在“卖艺不卖身”。只有经济上的独立，才能保证人格上的独立，才能保持思想的贞洁。
我偏爱财经媒体，一是财经媒体比较务实，可以少卷人一些不必要的争论之中；二是财经媒体的受众群多是中产阶级，有相当强烈的社会担待，这一人群不仅是社会稳定的骨干，也是社会发展的主力，这令我可以远离那些装腔作势的八股混混，以及少不更事的愤青们––尽管我并不讨厌他们，但实在没有时间伺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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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完】
【白猎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