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校上写作课的时候,老师总是教我们写作要有起、承、转、合。我写文章经常是想了个头,就一路顺着往下写,写到最后不知道该怎么收尾,只好写个圆满大结局,但总觉得没什么新意,经常为此而苦恼。二零零八年九月我正在写《重看〈东邪西毒〉》的时候,认识了散文大师董桥,我借此机会好好地向他讨教一番,他说得潇洒:“想在哪儿停,就在哪儿停。”有大师的一句话,我轻松多了。《重看〈东邪西毒〉》之后,每篇文章都得先过了金圣华那关才敢拿给董桥看。董桥很注重标点符号。我文章里的逗点、句点、惊叹号、问号……在他的调度和修改之下,就更加地鲜活了。
龙应台在辛苦耕耘她的大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时候,还抽空在四季酒店的咖啡座给我私人上了一堂课。她很快地翻阅了几篇我的文章,然后简单地赠了我几句:“不要写‘我觉得’、不要教训人、不要太客气地写我很荣幸我很庆幸这一类的话。写文章有些‘我’字是不需要的。要像雕塑一样,把不必要的多余的字都删掉。”这些话我都铭记在心,谢谢应台。
林燕妮说得好:“文章是脑子在演戏。”我在想,戏是我的文章,摄影机是我的笔,导演是我的脑子。我的写作过程不过是换一种形式演戏罢了。现在人都喜欢用电脑写字,我喜欢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在稿纸上,写不好就把稿纸搓成一团往地上丢,丢得满地一球一球的,感觉就像以前电影里的穷作家,很有戏。
有一次从外面吃了晚饭回到家,经过梳妆台,突然想到什么,怕一会儿忘记,马上伏在桌上写,不知不觉坐了几个小时,窗外传来鸟的叫声才知道天已亮了。看看镜中的自己,不觉失笑,原来我脸上的妆还没卸,耳朵上的钻石耳环正摇晃着,低头一看,一条蓝色丝质褶子裙,脚上竟然还穿着高筒靴。时钟指着六点半,正是女儿起身吃早点的时候,赶忙下楼陪女儿。两个女儿见了我,一点也不惊讶,只淡淡地说:“妈,你又在写文章啊?”
人说写作是一条寂寞的路,在这条路上我有杨凡,他在我还没正式开始写作之前送了我一大堆稿纸,先帮我铺好了写作之路。我有施南生,她为了鼓励我写作破费送了我一套名作家限量版的montblanc笔,让我开开心心地走上写作之路。我有远在洛杉矶的唐书璇、旧金山的幸丹妮,他们在香港的午夜,那边的早晨时刻跟我隔空讨论文章。我有陶敏明、林美枝、黄秀如沿途的支持和鼓励,一点也不感寂寞。每当写出一篇感动自己又感动朋友的文章,那种快感是再怎么辛苦都值得的。
十七岁踏入影圈,至今的三十九个年头里,有无数人写过无数篇有关我的文章,有的有根据,有的却完全是虚构。这是唯一的一本林青霞写林青霞的书。这本书,我以最真诚的态度写出我最真的感受,希望和你分享。
在此我衷心地感激金圣华、董桥、马家辉、感谢琼瑶姊和蒋勋老师在百忙中抽空为我写序,感谢张叔平帮我设计这本精美的书,感谢所有鼓励我、支持我的朋友,没有你们就没有这本书。
林青霞 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多年之后再看我的第一部电影《窗外》,仿佛视线模糊了,看到的竟是“窗外”后面的生活片段和“窗外”之后的人生。
那年我十七,就读台北县私立金陵女中。高中三年级,同学们都在准备大专联考。台湾就那几所大学,人人都想挤进大学之门,功课不尽如理想的我,常感焦虑和迷惘,不知何去何从。也许是命运的安排,我注定要走上电影这条路。
高中快毕业那年,我和李文韵、袁海伦两位同学走在当时最热闹的西门町街头,经过天桥前“西瓜大王”冰果室(那时候学生们都约在这儿见面)门前,听见后面两位中年男子正在谈论拍戏的事,我不经意地回头看了一眼,结果那两位男士就跟着我们,吓得我一路从“西瓜大王”跑上天桥。一位男子抓着跑得较慢的李文韵,说他没有恶意,只是想找我拍戏。当时我又瘦又小(还不到一百磅),心想他怎么可能看得上我。他们想请我们喝咖啡,我们不肯,请我们留下电话号码,我们也不答应。直说:“我们怎么知道你们是不是坏人?”他没辙,只好留下名片,请我们打电话给他,名片上写着杨烈。因为还在上学,回家后当然没有回电话。
高中毕业之后我没考上大学,白天没做事,晚上就到台北车站对面的补习班上课。有一天晚上我和同学张俐仁到“西瓜大王”隔壁的西装店,拿订做好的蓝白花纹喇叭裤。走到街角转弯处,有位矮胖、大肚子、突眼睛的男人,撞了张俐仁一下,问她要不要拍电影,回头又看了我一眼,说我也可以。因为有了上次的经验,跟他拿了名片就走了。这个人叫杨琦。
有一天,张俐仁到我家,两个人无聊,偷偷跑到附近的杂货店门口打公共电话给杨琦。互相推托了一阵,最后决定由我来打,我战战兢兢的。找到杨先生,他说:“你再找四个同学,你们六个人,有一场戏是你们六个美女穿着功夫装,在游泳池边练功夫,大家打打闹闹就掉到池子里,然后你们爬上来,于是若隐若现地看到你们的身材。”
我马上要挂电话,连说:“不演!不演!”他说:“那你要演什么角色?”我说:“我们刚高中毕业只能演学生。”他说:“有一部学生电影正在招考新人。”于是我留下了电话号码,等他有消息再打给我们。过一阵子接到他的电话,约我和张俐仁到咖啡馆,他帮我们填了履历表,带我们到八十年代电影公司。记得当时我穿的是紫色的棉质上衣喇叭长袖,胸口绣着四个大大的白色英文字母love,下着白色喇叭长裤,脚踩当时流行的松糕鞋。张俐仁则穿一条白色热裤和六吋松糕鞋。办公室里有导演宋存寿、郁正春,还有一位谢重谋副导演,他们要我们脱了鞋站起来比高矮。临走时和我们约了试镜的日期。
我们家是传统的山东人家庭,从来没有接触过电影圈。爸爸、妈妈、哥哥都反对,只有妹妹支持我。母亲为此卧病在床三日不起,于是我打消这个念头。
到了试镜那天,张俐仁要我陪她去。植物园里有六七位女生一起试,导演要求我也顺便试一下,当时用的是八厘米黑白无声录像机拍摄。过没多久杨琦到家里来,说是导演选中了我做《窗外》的女主角江雁容,我惊讶地说:“怎么可能让我做女主角?我以为只是演同学甲乙。”
父母为了保护我,坚决不让他们的女儿走入复杂的电影圈。我对拍电影充满了好奇心,怎么也不肯放弃。母亲苦口婆心地劝我,甚至拿当年最红的女星林黛和乐蒂做例子,她说:“最红的明星到头来也是以自杀收场,你又何苦……”电影公司三番五次派人到家里来都被赶走,最后来了位山东的国大代表。见了老乡三分亲,加上我再三保证,进了娱乐圈一定洁身自爱,母亲才勉强答应陪我到电影公司见导演。记得那天,母亲拿着剧本把所有接吻戏都打了叉,导演连哄带骗地说:“可以借位。”母亲要了《窗外》里演我父母的曹健、钱璐家地址,出了电影公司的门就直奔他们家按门铃。因为他们不认识我们,佣人说他们不在家。我和母亲在门口从下午一直等到黄昏,他们夫妇俩被我们的诚意所打动而开了门。母亲经他们再三保证宋存寿导演是电影圈出了名的好好先生,这才放心带我回家。
一九七二年夏,郁正春导演带着两份合约到我三重市光明路二零二号的家。一人一份,因为还未成年,母亲代我签了生命中第一张合约,片酬新台币一万元,分四次给。
签完约当天,我就和张俐仁到西门町逛委托行(当时没有名牌衣服,委托行卖的是国外进口的高级服装,非常昂贵)。张俐仁发现有一对穿着时髦的男女,一直在打量我们,她说一看就知道他们是星探,果然没错,那位美丽的女子过来问我有没有兴趣拍电影,我说刚签了约。看样子他们很惋惜。后来才知道那男士就是国联电影公司大制片郭清江。(进了电影圈之后,我还是为他们拍了一部他导演的《枪口下的小百合》。)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和几个同学又去逛西门町,迎面走来几位穿黑西装的男子,同学们惊呼:“柯俊雄!柯俊雄!”第一次见大明星,大家都好兴奋。刚一转身后面跟来一位高大的西装男士,同学们说他刚才是跟柯俊雄在一起的。他要找我拍电影,这次我竖起食指和中指老练地说我已经签了两年的电影合约。(成名之后,柯俊雄邀请我拍他公司的戏,我问他记不记得那年在街头,他身边的人找我拍电影的事,他竟然记得。后来我跟他合演了《小姨》和《八百壮士》两部戏。)
在这期间,还有一位中央电影公司的经理张法鹤,经他妹妹透过张俐仁打电话给我,邀我见面,当然我不可能再答应任何电影公司的邀约。(日后我也为中央电影公司拍了一部到旧金山出外景的《长情万缕》。)
就这样,命运的安排,我走进了“窗外”。
二零零八年八月八日
《窗外》摄于一九七二年,那年我刚高中毕业,还是个爱做梦的年龄,就像初生之犊,一头撞进了森森的丛林里。幸运的是我遇见的都是圈里的老实人,所以在这个大染缸里并没有被污染,一路走来也很顺畅。在影圈二十二年的日子里,我和我的影迷们一起成长着。
拍摄的第一天,一把大剪刀就把我刚刚留了三个月的头发剪短到耳朵之上,让我哭得眼睛都肿了。初中三年加上高中三年,一共六年时间,学校规定我们的头发长度在耳上一公分,于是毕了业第一件事就是把头发烫了留长。虽然知道演的是高中生,还是舍不得那一把长发。
电影前三分之二的学生戏,对于刚离开校门的我,演来不是问题。结婚以后的戏,在没有接受过演艺训练和没有生活体验下,演起来明显地生涩。我的初吻就献给了这部戏。还记得和男主角胡奇拍接吻那场戏。他教我把牙齿合上,嘴唇张开,其他的就交给他。我照做,两个人牙齿磨得咯吱咯吱响。导演喊“卡”之后,我见摄影师陈荣树的眼睛从镜头后面慢慢移出,一脸迷惘地说:“她像个木头。”
《窗外》女主角江雁容的知己由张俐仁饰演,她也是我要好的高中同学,现在育有一子一女,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演我妹妹的恬妞,当时只是个初中一年级学生,还背着书包来片场。(现在她的女儿已长大成丨人了。)她经过两次失败的婚姻,目前还在影圈发展,是个自食其力的坚强女性。
演我另一个同学的谢玲玲,在她只有几岁大的时候,就已做了童星。第一部戏是李行导演的《婉君表妹》。大大的眼睛,小小的嘴巴,又聪明又可爱。当时大受欢迎,也小有名气。很早就嫁入豪门,现在已经是单身,与五个儿女同住,是个伟大的母亲。
而男主角胡奇,戏拍完没几年就因病去世。
两年前《窗外》导演宋存寿住在疗养院里,我去探望他。我们紧紧握着对方的手许久许久,导演的神情就像当年一样,眼皮低垂着,像是陷入深深的思绪中。我则忆起当年的少不更事,常惹他生气,仿佛我们又回到了三十五年前拍《窗外》的时候。他喃喃地说,梦里胡金铨导演找他拍戏。两年之后(二零零八年),他离开了人间,或许是应了胡导演的约,上天堂拍戏去了。
《窗外》合伙人郁正春,也是《窗外》的导演之一,对电影十分狂热,每天准时到片场,经常指导我演戏,他不厌其烦地跟我对戏,拍到需要大笑时,他会在我对面哈哈大笑,让我跟着入戏。因为宋导演的去世,我约他到四季酒店叙旧。当我踏入四季酒店的咖啡厅,眼前见到的是一位步履蹒跚、身形肥胖的背影。在这个时髦而现代的场合,似乎显得很不搭调。我心里一紧,几年没见,他,他怎么会这个样子?哦,不是几年,是十几年。我赶忙上前搀扶,他很费力地坐在对面那柔软的沙发上。我望着他,眼睛湿润了,当年那炯炯的眼神,变得灰白而无神,似乎对什么事都提不起劲似的。最记得当年在杭州南路,八十年代电影公司的办公室里吃饺子,郁导演说:“青霞,你以后红了就不会在这儿跟我们吃饺子了。”唉!真希望能回到从前,再跟他吃一回饺子。我们谈到电影,他眼神即刻闪出亮光,仿佛又见到以前的他。
这些幕前幕后的伙伴们,经过数十年光阴的洗礼,都有着不同的人生风景,沧海桑田,永恒不变的只有《窗外》,它留住了我们的青春。我们的梦想,提醒我们曾经拥有的一段回忆。
还记得拍摄《窗外》的日子,每天就像只快乐的小鸟,从片场飞到家里,和母亲诉说着拍戏有多么好玩,有多少人陪着我呵护我。母亲躺在床上,双臂环抱着头,语重心长地说:“希望你以后都这么快乐。”
一九七三年夏,《窗外》在香港上演,我一夜成名。接下来的二十年里,没停过拍戏。有了名,有了利,更有了得失心。在忙碌的工作和巨大的压力下,已经忘了什么是快乐。一九九四年嫁到香港,育有三名可爱又美丽的女儿。在人生的道路上历经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生离死别。虽然离开影圈十几年,还是逃不开媒体的追逐。
世人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真实人生这场戏,比虚构的剧情更富有戏剧性。
二零零八年九月十一日
一百年前香港第一部电影《偷烧鸭》开启了香港电影之路,那是黑白无声电影的年代,记录了百年历史的变迁,变到现在的彩色宽银幕加上电脑特技。一路走来,中国人的电影,走出了香港,走出了台湾,走出了大陆,走到世界上许多角落,捧回无数的国际大奖。身为中国电影人怎不感到与有荣焉?
七二年从街上被人领入影圈,拍了第一部电影《窗外》,从此改变了我的命运。如果说我平均每年拍一部戏的话,那得拍上一百年。我的电影生涯跨足了七零、八零、九零三个年代,历经了电影的三大潮流,也是我人生的三个阶段。
七十年代的唯美文艺爱情片。
八十年代的社会写实和诙谐喜剧片。
九十年代的武侠刀剑片。
七三年我来香港宣传《窗外》,香港人被我的清纯所吸引。媒体给了我一个“清纯玉女”的称号。《窗外》票房录得六十五万港币,当时对文艺片来说是相当高的票房。我一夜成名。
至今《窗外》没有在台湾上演过,一九七四年台湾上演我的第一部戏,是刘家昌导演的《云飘飘》,当时西门町大排长龙,卖座四百万。从此我片约不断。七二年至八零年我总共拍了五十五部戏,其中五十部是唯美文艺爱情片。那个年代的台湾还在戒严期,民风保守纯朴,电检尺度很紧,我们这种片子最受欢迎。现在的情爱片关系很复杂、层次也丰富,有同性异性恋的,有政治色彩做背景的,有讲前世今生的。我们那时候的爱情片非常简单,就单纯是男女谈恋爱,多数是男追女,几乎每部戏都有父母角色的参与。很容易拍,不用搭景,不需造型,阳明山的别墅我们都拍遍了,服装自己带,导演前一天告诉你带几件衣服,你回家就自己配,化妆梳头也可自己搞定,一部戏三十个工作天,两个月内就可拍完。
琼瑶小说改编加上俊男美女最受欢迎。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观众更是疯迷。当时制片只要签到秦汉、秦祥林、林青霞、林凤娇其中两个人的合约,就可拿到新、马片商的资金,也就可以开镜了。所以媒体称那个年代是“二秦二林”年代,那时候我们每个人手上同时都有几部戏。我最高纪录是同时间有六部戏在拍,忙起来两个礼拜没上过床。男女主角一到片场就找床,见了床倒头就睡。有一次我靠着墙站着就睡着了,导演喊:“预备!预备!”才把我吓醒,现在想起来还很怀念那段轧戏的日子。
成名带来的压力和长期的体力透支,我就像快断了的弦似的,终于承受不了了。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我离开了电影世界,到美国加州进修和享受自己支配自己时间的自由。
在美国的十五个月,拍了一部谭家明导演的《爱杀》。这部戏是非常讲究的奇情戏,也稍带血腥,导演为了要表达一种冷的感觉,整部戏在洛杉矶和旧金山拍摄,戏的背景以蓝、红为主,在我的电影里是第一次有美术指导(张叔平)。从这部戏开始我进入了电影和人生的另一个阶段。
八三年三月回到台北,电影界已经大移位,文艺片不再受欢迎。八十年代台湾解除戒严,电检尺度放宽,电影类型也多样化。这十年我尝试了各种类型的戏,没有一部是唯美文艺爱情片,电影里也不再出现父母的角色。也许是时代改变了,开始崇尚自我感觉的关系。起初片商对我持保留的态度,直到拍了朱延平导演执导的诙谐喜剧片《红粉兵团》,票房再创佳绩。从此又开始了我的轧戏生涯,甚至是港、台两地轧。
七十年代是戏里文艺戏外也文艺,常在人情的压力下接了不少不想接的戏。八十年代是戏里江湖戏外也江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情况下也接了许多不想接的戏。拍徐克执导的《蜀山》后跟香港结了缘,八四年拍林岭东导演的《君子好逑》之后,就在香港待下了。香港信息发达,电影也较国际化。香港人不讲人情,不求人,合则来不合则去,我没有了人情的包袱,也不再身不由己,拍了些比较考究的电影。
因为时代的改变,港台电影开始陆续到大陆出外景,九零年第一次到长春、哈尔滨拍摄《滚滚红尘》,这是以大时代的动荡期作为背景的爱情故事,也因为这部戏我得了唯一的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
九一年接拍《东方不败》,《东方不败》之后的十七部戏里有十一部是武侠刀剑片。徐克拍《东方不败》的念头是因《蜀山》而起,八三年拍《蜀山》有两个镜头,是我站在水中的大石佛像上,一身红,挥舞着衣裙转身邪魔似的狂笑。下了戏导演以坚定的眼神跟我说,将来他会找我演一部戏。八年后他来找我,要我演企图一统江山的教主“东方不败”,是个男人,我没什么犹豫就答应了,因为我对他有信心。这部电影的票房是想象不到的好。这部戏带起了武侠刀剑片的潮流,九十年代大部分电影公司找我演的都是反串男人的武侠片。
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九四年的二十二个年头里,我从飘逸的纯情玉女,演到刀里来剑里去的男人,见证了人世间的浮浮沉沉和电影潮流的起起落落。拍过一百部戏,演过一百个角色,其实,林青霞最难演的是林青霞。
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朋友有时会问我,看自己的电影有什么感觉。我说我不只是在看自己演的戏,同时也在看拍那部戏时的戏外戏,我会想我在拍那部戏的时候,做了些什么、想些什么、发生过什么事,在拍某个镜头的时候,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情景,剧中的演员经过了岁月的洗礼,在真实的人生中又有着什么样的转变。
重看二十八年前拍的《红楼梦》,更加赞叹李翰祥导演的才华和功力。电影的剧本、演员的造型、戏中的布景、道具、剪接、配音,甚至指导演员演戏和古装身段,全都出自李导演之手。
二十八年了,电影的画面依然那么清晰,脑子里的记忆依然那么清楚。
二十八年前我和张艾嘉每天一大早就到邵氏清水湾片场,由公司最好的古装梳头师傅彭姑帮我们梳头,为了贴古装头套,还把我额头两边的细发都剃了去,化妆是小青哥,小青哥把我的眉毛尾端用胶水往上贴,再用眉笔把它加粗加长。服装师傅先用白布把我的胸部包扎起来(使得胸部不至于显得太突出),再穿上戏服。最后李导演拿出他的古董私货头饰,亲自帮我们戴上。贾宝玉造型完成之后,我站在镜子前面,那种兴奋的感觉,简直就像是醒着做梦一样!
我们早上开工,到了中午吃饭时间就脱了戏服,穿着里面打底的白色水衣,顶着头套,到片场附近李导演家吃午饭。李导演太太张翠英(我们称她李阿姨)总是亲自下厨煮她的拿手好菜给我们吃。重看宝玉“洞房花烛夜”那场戏,回想李导演一遍又一遍地连唱带踉跄地走台步,加上激动的情绪示范给我看,我又老是演不好,他就这样耐心地来来回回地走了十几二十趟。我的演出终于过关了。过了一会儿,胡锦姊很神秘地在我耳边说,李阿姨刚刚来了现场。我心想拍戏她从来不到现场的,莫非是来查勤的?
原来当时那么个大热天,片场里至少有摄氏四十度以上的高温,大灯光打着,我们又穿着厚厚的古装戏服,汗水就在戏服里顺着大腿往下流,而李导演忘情地指导我演戏,大家都担心李导演会心脏病发作,所以偷偷地把李太请来安抚他,喂他吃药。我心想,好险,如果再不ok的话,那不是谋杀了大导演吗?
女儿爱林最怕看我的电影,大概是因为我后期拍的武打片,大多打打杀杀,不是杀人就是被杀,有时龇牙咧嘴,有时血淋淋的,她觉得很恐怖。前期拍的文艺片又卿卿我我、搂搂抱抱,她也看不惯。
有一天我带两个女儿到甄珍、刘家昌家去玩,甄珍拿了张《纯纯的爱》盘片问小女儿言爱,知不知道照片上的人是谁,言爱一眼就认出来是妈妈。这部片是我从影的第三部戏,第一部是《窗外》,第二部是《云飘飘》。《纯纯的爱》是刘家昌导演,也是我第一次到韩国在冰天雪地里拍摄的戏。我拿回家放给女儿看,八岁的爱林有点担心地问我戏里说些什么,我说:“《纯纯的爱》,就是很纯很纯的爱情故事喽,不过我只记得最后一幕戏是我穿着白色的婚纱和男主角秦祥林躺在冰河中央。”爱林问我为什么要躺在冰河上,“大概是病了吧。”不过我又说,“我演这部戏的时候,只比你的大姊姊嘉倩大一岁,当年我十八。”她一听和她最崇拜的姊姊差不多大,还有点兴趣,结果看到戏里我心脏病发的痛苦表情,也心痛地受不了,不想看了,要我关机。
这么多年来,《红楼梦》从来没有在戏院和电视重演过,这次能够发行盘片,我和家人、朋友都很兴奋,杨凡说,孩子们应该会喜欢看。有一天我和两个女儿在家很无聊,我建议,不如看我的电影《红楼梦》吧,没想到老大爱林惊恐地嚷着:“妈妈不要!不要!”三岁的小女儿言爱也不知所以地捂着眼睛说她怕。我啼笑皆非地解释:“这部戏,不打、不杀,也没有亲嘴,还有许多歌儿唱呢。”母女三人这才安静地坐下来。两个小朋友一左一右听我讲解剧情,看我拿着风车出场也觉得有趣,我告诉她们我演的是个小男生,言爱见宝玉生气地把胸口的玉丢在地上,皱着眉头认真地问我,他为什么要丢那个东西?看到宝玉学他爸爸和一些老头儿走路,又哈哈大笑,言爱还站起来表演贾父喝住宝玉的神情,三个人笑作一团。看到宝玉挨爸爸打屁股那场戏,言爱含着泪,红着脸问我为什么会这样,我说:“因为戏里的宝玉不乖,所以爸爸打她喽,不过那不是真的,是演戏,我拍戏的时候屁股垫了毛巾,打起来不痛的。”言情
爱林听说有毛巾垫着也就放心了,言爱还是无法释怀,紧紧地抱着我,脸紧贴着我的脸,背对着电视说她不想看了,还指定要换《纯纯的爱》,大的很不高兴,开门走人,小的也没真的在看。后来大的问我:“妹妹才三岁,为什么她说什么我们就得照着她说的去做,还非得看《纯纯的爱》,其他片子还不成!”
十四年之后再重看《东邪西毒》,不只我看懂了,其他人也看懂了。不知道是不是王家卫的思想领先了我们整整十四年?
十四年前在威尼斯影展,我第一次看《东邪西毒》没看懂。心想:“为什么每个人说话都没有眼神接触?好像个个都对着空气讲话。到底谁爱谁?到底谁跟谁好?这么多人物,谁是谁都搞不清楚,怎么会好看?”看完电影我失望地吐出三个字:“不好看!”
十四年后,经过重新配乐(马友友演奏)和调色,音乐美,颜色浓。每个画面就像是一张完美鲜艳的油画。加上人生阅历多了,对人、对事、对感情的看法也不像从前那么简单,我终于看出了苗头。整部戏讲的就是一个“爱”字,每一个人都有对爱的渴求,每一个人都很孤独。无论你被爱或不被爱都逃不掉那种孤独感。导演用现代的手法古典的气韵来表达这种孤独感。
看他的电影是一种享受,拍他的电影却是一种磨炼。
那年在榆林,每天将近黄昏时刻,所有演员都得把妆化好,在山洞口等天黑。吃完便当,天一黑就得进山洞。就那么一点大的空间,又打灯,又放烟,再加上工作人员抽烟,空气坏得使人几乎窒息。拍到天快亮了,导演还一次次要求重新来过。我一头乱发,眼神涣散,木无表情,导演还笑着说:“青霞快疯了。”其实他就是想要我那疯了的感觉。
记得很清楚,张国荣第一天到榆林,闷闷不乐的。原来之前他在香港拍的戏都报废了。我也是演员,所以很能体会他的感受,很替他难过。有一天晚上,在拍戏空档,我坐在洞口躺椅上休息,他走过来告诉我他后脑勺给蝎子螫了。大家傻了眼,蝎子是有毒的,这可怎么了得?收了工回酒店,见他坐在大厅椅子上低着头,旁边两个黑黑瘦瘦的当地人,拿着一瓶满是蝎子泡的水让他搽,说是比看医生管用。国荣已被吓得六神无主,只有一试。那晚,他一直没敢合眼。第二天就没事了,也不知道是不是以毒攻毒的效果。
《东邪西毒》定妆那天,我的电影《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刚结束上映没多久,票房是意想不到的好,我更是火红得厉害。带着《东方不败》的余威,信心无比地到泽东电影公司。然而拍完定妆照以后,我的信心就完全被瓦解了。导演要求我摆出各种不同的姿势拍照,无论我怎么摆,他都说我像东方不败。我心想,我不是演男人吗?男人不就得这个样子吗?
第一天到片场,混在所有大牌演员(梁朝伟、张国荣、张学友、梁家辉、张曼玉、刘嘉玲、杨采妮)之间,简直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演才好。记得那天是十一月三日,正好是我的生日,公司准备了一个大蛋糕,让所有演员围着蛋糕唱生日快乐歌,可是我一点都快乐不起来。后来听刘嘉玲说,那天我还哭了呢。真丢脸,这点小事……
结果《东邪西毒》里的我,还真的不像东方不败。那是一种——一种带点神秘感的男人味。
开镜之前,我想先做做功课,所以不停地跟导演要剧本,没想到导演说:“我就是不要你们做功课。”
后来导演实在被我逼得急了,送了个剧本给我,但他说,等戏拍出来肯定跟剧本不同。
我一直不谅解,导演为什么不给演员剧本,为什么要瓦解演员的信心,为什么演员千辛万苦演的戏会被剪掉?
经过这许多年,自己开始写文章才体会到,原来摄影机对导演来说,就好比他手上的一支笔,他要下了笔之后才知道戏怎么走下去才是最好的。他要演员拿掉自我,走进角色。他像雕塑一样,把那些多余的、不好的去掉,剩下来的才是真正的精华。
二十多年拍了一百部戏,巧的是第一部《窗外》和第一百部《东邪西毒》的版权都在王家卫的手上。即使拍了一百部电影,仍然因为没有一部自己满意的作品而感到遗憾。看完《东邪西毒》,我跟导演说:“我少了遗憾,多了庆幸。”
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六日
“用力!用力!再用力!”梦里我用尽全身吃奶的力猛地一甩头,才从梦魇中醒了过来。“撑着点,别再睡着了又醒不过来。”我告诉自己。眯着眼睛往窗外望去,漫山的烟雾,许多光着膀子的大男人,手里提着装满点燃稻草冒出大量轻烟的水桶,一边叫嚷着,一边漫山遍野地跑,制造出烟雾弥漫的气氛,摄影机架在高台上,特大号风扇在摄影机的后侧,摄影师正在试镜头,导演用大拇指和食指托着下巴,微皱着眉,正在跟摄影师交换意见。我坐在破旧的七人小巴(小型汽车)里,穿着东方不败的戏服,在那荒山上也算是个男人。唉!这是何苦?大姑娘家的,三更半夜混在这些“臭”男人堆里扮男人,累得差点醒不过来。
副导演请我就位,到了现场才知道我得站在高高的树顶上,表现东方不败高强的武功。武术指导把两条钢丝穿过戏服,扣在戏服里绷得紧紧的衣服上。“一!二!三!拉!”我上了树。个把钟头后才听导演喊:“预备!预备!预备!开风扇!放鸽子!action!”一大群鸽子朝我这儿飞,“啪”的一声,一只鸽子打在我脸上。脸滚烫。我心想千万别眨眼,忍着点,挺起胸来扮威武。否则重拍更辛苦。结果因为鸽子没演好还是得重来。
东方不败练功。
沙尘滚滚。
我在沙滩上,张开双臂奋力向前奔,大风扇吹起红木泥,银幕上的我神勇威武,银幕下的我灰头土脸。
东方不败要从海面升上来。
拍这场戏前一晚,我告诉自己一定要早睡。
电话铃响了,是杨凡找我打麻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