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三年三月的一个晚上，我吃完晚饭约施南生看电影，她说她刚好约了张国荣看电影，她要先问问“哥哥”再打电话给我，我心里纳闷，干嘛要先问他，就买多一张票一起去看好了。
在又一城商场戏院门口的楼梯上方，他靠在墙边对我微笑，那笑容像天使，我脱口而出：“你好靓啊！”他靦腆地说刚剪了头发。
我们看的是《纽约风云》，这部戏太残忍、太暴力了，我看得很不舒服，散场走出戏院，他搂着我的肩膀问我好看吗？我摇摇头，就在他的手臂搭在我肩膀的时候，我被他震抖的手吓得不敢做声。他很有礼貌地帮我开车门，送我上车，我跌坐在后车座，对他那异于往常的绅士风度感到疑惑的同时，他已经关上了车门。我望向车窗外，晚风中他和唐先生走在前面，后面南生那件黑色长大衣给风吹得敞开着，看起来仿佛是他们两人的守护神。总觉得不对劲，回到家打电话给南生，问她leslie （张国荣的英文名字）怎么了，她说：“问题很大。”我了解状况之后，断定他得的是忧郁症。南生说他的许多好朋友试了各种方法，看了许多名医都没用。我听说大陆有一位医生不管你生什么病，只要用他的针刀一扎就好，希望能说服他去试一试。那段时间正是非典沙士传染最盛的时候，就把这事给搁置了。没想到从此以后，除了在梦中，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四月一日晚饭后南生告诉我leslie出事的噩耗，我捶胸顿足：“为什么不帮他安排！ 为什么不帮他安排！”其实也不知道那位医生对他会不会有帮助，但还是一再地责怪自己。
leslie走后，几乎每一位朋友都为自己对他的疏忽而懊恼。他是被大家宠爱的，他也宠爱大家。
岁月太匆匆，转眼之间他走了六年了，今日提笔写他，脑子里泛起的尽是他那天使般的笑容。
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已经是第七天了，他的手还在我的头上、身上，动动这又动动那的，他的身影就在我的眼前晃过来又晃过去。我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零乱的二楼小房间里。从来不抽烟的我，无聊地从桌上拿起他的烟盒，抽出一支烟燃上，学着人家吞云吐雾，俏皮地对他说：“你知道吗？我只有在最高兴和最悲伤的时候，才会试着抽烟。”他的手没有停下来，轻声问道：“那你现在是开心还是不开心？”我说：“开心！”他的国语说得好多了。
认识他那年我二十六，独自一人住在洛杉矶，跟他通电话时还没见过他的人。因为他国语不好，我广东话不灵，于是我们在短短十分钟内，用了国语、英语和广东话三种语言，才把话说清楚。
他的手停了下来，带着满意的笑容。我的发型有一尺高，身上穿挂着七彩飘逸的敦煌美女装，摆出敦煌美女的姿势，“咔嚓”一声，拍立得照片出来了。我松了一口气，经过了七天不停地试身，改了又改，电影《新蜀山剑侠》瑶池仙堡堡主的造型终于定了下来。
后来因为这堡主的造型，电影公司的宣传语句从“纯情玉女”转为“中国第一美女”。从此就因为这“美女”的称号，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新蜀山剑侠》拍于一九八二年，是我跟他合作的第二部戏，第一部是《爱杀》。《爱杀》于一九八零年在洛杉矶拍摄，在这之前的八年里，我所拍过的文艺片，无论是发型、服装和化妆都是由我自己一手包办，所有的戏几乎是一个造型。《爱杀》是我拍戏以来第一次有美术指导。
他重新改造我，第一件事是把我一头长发剪到齐肩，看起来很清爽，还能接受。第二件事，把我的嘴唇涂得又大又红，我一照镜子，吓了一跳，这明明是血盆大口嘛！第三件事，要我不穿胸罩上镜头，这点我是完全不能接受，他坚持，我也坚持，最后他拗不过我，用拍立得照相机，拍了两张戴之前和戴之后的照片给我看，要我自己挑。我穿的是大红丝质洋装，那料子轻轻地搭在身上，戴上胸围，看起来是比较生硬。不戴胸罩那张，很有女性柔美和神秘之感。教我不得不折服于他的审美观。
而《我爱夜来香》（一九八三）是三十年代的戏，开拍第一天，才在片场试装。先定了化妆，再定发型。我的头发要用发胶，把头发固定成波浪形，紧贴着头皮，再将银色钉珠叶子一片一片贴在头发上，最后穿上黑色蕾丝透明背心长裙，外加黑羽毛披肩。就这样从下午四点直到凌晨四点，整整花了十二个小时，我两个大黑眼圈都冒了出来，化妆师又得忙着用遮瑕膏遮住黑眼圈，等到我累得半死才开始拍第一个镜头。爱美的我，看到镜子里的自己，虽然累，心里还是欢喜的。
第二天拍戏前又花了六个小时造型。
第三天，化完妆，换上粉红睡衣，外罩滚着粉红羽毛的粉红透明飘逸长袍，头上用粉红缎子紧紧地打了个大结，扎得我头昏眼花，四个小时后，他满意地点点头。我无力地伏在桌子上，半天不起来。副导演请我入片场，我抬起头来，一脸的泪水。当我站在摄影机前，摄影师说我的眼睛又红又肿。导演只好喊收工。
《梦中人》（一九八六）有一部分是秦朝的戏，我的妆是白白的脸，粗粗的眉，淡淡的唇，不画眼线，不刷睫毛膏。我简直不敢想象，要我眼睛不化妆上镜头，这不等于是没穿衣服吗？于是我准备个小化妆包，心想等到他看不见的时候我就偷偷地画上眼线，怎晓得他一路跟着我，使我没机会下手。等到站在镜头前，我拿出小包，求求他让我画一点点眼线，他也求求我叫我不要画。我只好依了他，演戏的时候眼睛拼命躲镜头。
看了试片之后我才明白，为什么他这么坚持。原来美并不只在一双眼睛，而是需要整体的配合。他所做的造型是有历史考据的，花的时间相对的也比较长，他的坚持是有必要的。
自此以后，我对他是言听计从，他说一我不敢说二，更不敢擅自更改他的作品。
继《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一九九二）之后的两年里，我连续拍了十部武侠刀剑片。也难为他了，在短短两年之内，要造出数十个有型又不重复的造型。
如果说我是个美丽的女子，不如说我的美丽是他的作品。
“他”就是我的好朋友——张叔平。
二零零八年六月九日
她牵着我的手，很实在，很有力，仿佛有股能量经过我的手掌、手臂直到我的心。这是我从来没有的感觉，我一直在寻找原因，是她慈悲？是她有爱心？是她……？最后，我终于找到了答案。
她，是个什么样的女子？第一次见到她，她很静，不太说话，坐在她姊姊旁边。我对她很好奇，不停地偷瞄她，有时候问她一两个问题，也是一句起两句止。那时候她已经很有名气，我们的戏路截然不同，所以在影圈十年都没有碰过头。我七九年赴美，在美国待了一年多，回台湾转了戏路，才有机会跟她合作，那时候她演的戏多数是社会写实片，角色也多数是黑社会老大的女人，我们合作的第一部戏是《慧眼识英雄》，那是部警匪片。有一个镜头拍她的背影，她依附着一个男人，从码头的甲板走向等着他们的小船。我在摄影机后面欣赏她演戏，她穿着黑色长裤，藏青色风衣，颈上围着围巾，海风把她的衣角和围巾轻轻吹起，我见到的画面是一个飘零的痴情女子紧紧地跟随着她爱的男人。我吓到了！她演得太好了！连背影都演得这么好。那时候我知道我碰到了对手。
第二部跟她合作的是诙谐喜剧片《红粉兵团》，戏里有七个女孩子，个个造型奇形怪状，我的造型是头顶大毛帽，颈系红领巾，腰缠一排子弹，足蹬过膝大马靴，一身劲装，一只眼睛戴着黑眼罩的独眼龙。她戴着一头刺猬状的金色假发，假发几乎遮住她的眼睛，有点怪异，即使如此，她的戏还是七个人当中演得最为入神的。
第三部是《七只狐狸》，有一场戏是我们七个勇猛的女子，一个个拿着枪站在墙头上。在等开机前，几个女孩子叽叽喳喳大声说笑，只有她默默望着前方的导演和摄影机。我站在她左边，彭雪芬站在她右边，我左边站的是叶倩文，我们三人嘻嘻哈哈说个不停，忽然一声枪响，叶倩文的长枪走火，“砰！”的一声打在她的心脏位置，我跟雪芬傻了，只见叶倩文两手颤抖，惊恐地叫着：“惠姗！惠姗！对不起！对不起！”惠姗只转头望了望叶倩文，低头看看打在她胸前那个小泥团，淡然地说：“没事，没事。”我们已经吓得说不出话来，叶倩文傻傻地说：“我还以为她会死。”这惊恐后的松懈，笑得我们眼泪直流。笑归笑，我对她的敬佩之心从此开始。
今年九月到上海，张毅和杨惠姗带我参观他们二人打造的琉璃中国博物馆和琉璃工房厂房。博物馆外墙墙角上，铁丝网做成的硕大牡丹花随风摇曳，张毅骄傲地介绍说这是惠姗做的，惠姗微笑着仰望自己的作品。我望着那外形柔软质材坚硬的牡丹花，再望望惠姗，我看不到电影里那个飘零女子的影子，我望到的是信心满满、外柔内刚的艺术家，正如那爬在高楼上的铁牡丹。“惠姗！你真棒！”我由衷地说。
我跟惠姗进入吹制工作室，那里闹哄哄的，室内温度高达摄氏四十五度，因为正中有个大熔解炉，还有几枝喷着熊熊火焰的管子，只见几个大汉头上包着毛巾，大滴大滴的汗珠子往下坠。惠姗见我兴致很高，说要示范给我看。不一会儿她已经加了件藏青色棉制短外套，说是里面那件衣服容易着火。她从工作人员手上接过刚从熔解炉里拿出棍头连着滚烫琉璃的大棒子，一面下达口令，声音洪亮利落，几个大汉迅速地跟随她的指令配合着。那一千四百度熔炉的炉门打开，一股强烈的热气往外冲，她撩起大长棍，就往炉里伸，马步十分稳健，又仿佛孔武有力，就像是置身沙场指挥若定的女将军，他们分秒必争不容有失，看得我心惊胆战。工作人员透过那枝大长棍把琉璃吹制成花瓶。惠姗搬了张椅子坐下：“青霞，我镀金给你看。”话音一落那琉璃火球已伸到了她面前，她淡定自如地拿着一张张金箔纸片，纤纤玉手往花瓶上一挥，空中即刻燃起一团轻火，那金箔就贴在几百度滚烫的花瓶上，看得我目眩神迷。
在琉璃博物馆，我最欣赏的作品是树脂做成将近五米高的彩色千手千眼观音，观音法相庄严而体态轻盈，这是慈悲观音，有四个面相，四十二只手臂，每一只手都有一只眼，代表他眼看众生需求，四面无所不在。我面对观音，说不出话来，事实上说什么也是多余的，我完全可以感受得到惠姗离开影圈二十多年是如何一步一脚印地走到现在。她要花多少个昼夜，用多大的慈悲、耐心和毅力，才能呈现出眼前这座观音的完美化身。
我仰望惠姗，她长高了，不，她变高了，她仿佛变得跟观音一样高，这时候我明白了为什么她牵着我的手，有股直透我心的能量。
我和惠姗静静地燃上了香，对着观音三鞠躬。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六日
车子缓缓地驶上山，这里不像香港的夜晚，很静，周围不见一个人，也没有其他车子往返。
我和小秘书下了车，山上的树叶被风吹得刷刷作响，万分寂寥。我们转进香港大学柏立基学院，学院是中国庭园式回廊建筑，楼梯转角的灯泡好像坏了，忽明忽暗，我身上那件开司米针织雪白大袍子给吹得飞了起来，心里有点毛毛的，往回看，小秘书穿着一身绿，两手拎着一袋袋东西，正低着头往上爬，那是家里刚煮好的饭菜，热腾腾的，还冒着气。我心中暗笑，这情景好像白蛇和青蛇给书生许仙送饭似的。
“咚！咚！咚！”门打开了，昏黄的灯光下，书生显然已经心力交瘁，见到我即刻露出灿烂的笑容，透着满室的书香，高兴地给了我一个满怀的拥抱。
我环顾书房，室中央放着一个大画架，架板上架着厚厚的一叠像麻将纸般大小的纸张，纸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和线条，朦胧看见是“俘虏营”、“解放军”、“长春”、“满洲国”、“留越国军”等等字眼。左边长桌上放满了书。我走向窗前，窗外一片漆黑，一座座山深得见不着影，却偶然看见被月光照亮的浓叶在风中起舞，我冲口而出：“这里好聊斋噢！”书生忙摇手认真地说：“你不要吓我！这里只有我一个人。”
我们把墙边的小圆桌拉开，饭菜摆上，我陪着她吃，碗筷不够，她请小秘书到楼下已打烊的餐厅去借。
她碗筷都拿不稳。我想她大概是饿了，又可能是写作体力透支，我赶紧帮她夹菜，她这才定下来吃饭。刚缓过气来，她说：“青霞，讲一个故事给你听。”
“话说古时候有一位书生到海边散步，见到沙滩上有个活的蚌壳，快被太阳晒干了，便顺手拾起往海里丢去。过了几天，书生发现每天晚上家里都有丰富的饭菜摆着，觉得奇怪。有一天晚上，门外有轻轻的敲门声，书生打开门见到一名美女，美女说她就是那天书生丢入海里的蚌壳。”
“哈！哈！哈！……”书房里充满着两人清脆的笑声。
古时候的书生十年寒窗苦读，为的是想高中状元。我这位二十一世纪书生朋友，为了著作一本具有时代历史意义的书，上山、下海、大陆、港、台三地奔波，还要跟时间竞赛，采访生在上世纪初、身历中日交战、国共内战而幸存无几的历史见证人。
在写作方面她是翘楚，在生活方面却是白痴。写起文章没日没夜，衣、食、住却全不花心思。她认为作家不可以太享受，所以没请佣人。你绝对想象不到一个经常要查书看资料写作的作家，家里灯泡竟然旧得昏黄而不够光度。有一阵子教授宿舍里发现有臭虫，书生大惊失色，我请小秘书派除虫专家去杀虫，书生安心了，又很“学术”地说，“这是全球化的结果，美国德国的臭虫都在以几何倍数增加呢。”还好书生巧遇蚌壳精，灯泡不敢不亮，臭虫也没法久留。
有一天陪书生买上台演讲的衣服，我走在她身后，见她穿着几年前我送给她的那条米白七分裤，很是开心，忽然发现裤腿后面交织绑着的绳带，右裤腿绑得好好的，左裤腿两排空空的小洞眼，绳带不见了。也没好意思提醒她，心想她自己会发现。没想到第二天出来吃饭，她又穿了那条裤子（后来在杂志上见她接受访问时也穿同样的裤子。可能那时候已经是一边有绳带一边没有）。我实在忍不住，轻声提醒她，她这才诧异地说她完全没有注意到。我说：“你是我见过最不爱漂亮的女孩。”她趴在我肩膀上笑个不停。
古时候那位书生十年寒窗苦读也未必中举，眼前这位现代书生夏天开工，春天动笔，秋天上市，洛阳纸贵。书名《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二零一零年四月十八日
琼瑶姊和我的命运，都是因为同一本书而改变了自己的一生，而这本书令我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成了名。
十七岁那年，高中毕业，走出校门，脱下校服，烫了头发，走在台北西门町街头，让星探发现了，介绍给八十年代电影公司，电影公司送我一本小说——《窗外》。
小说第一页
江雁容纤细瘦小、一对如梦如雾的眼睛、带着几分忧郁。
两条露在短袖白衬衫下的胳膊苍白瘦小，看起来可怜生生。
小说第二页
江雁容心不在焉地缓缓迈着步子，正沉浸在一个她自己的世
界里，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世界。
我当时心想，这不就是我吗？我天生纤细瘦小、敏感、忧郁，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三岁。初中三年加上高中三年，每天上学和回家都得走上十分钟的路。而这十分钟我总是陶醉在自我的幻想世界中，天马行空地胡思乱想。看完《窗外》，我深深感觉，《窗外》正是为我而写的，而江雁容这个角色舍我其谁呢？
八十年代电影公司导演宋存寿果然确定由我饰演《窗外》里的江雁容，当时母亲坚决反对我走入娱乐圈。我想拍的意愿正如小说里江雁容爱老师康南那样的坚定，母亲为此卧床三日不起，最后还是拗不过我。转眼间三十九年过去了，当年母亲拿着剧本（剧本里所有接吻的戏都打了叉）牵着怯生生的我到电影公司那画面，仿佛就在眼前。
拍摄《窗外》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戏里江雁容最要好的同学周雅安，正是我高中的同窗好友张俐仁，拍这部戏就仿佛是我们高中生活的延续，对我们来说没什么难度，导演直夸我们演得自然。记得有一场我喝醉酒躺在老师康南床上的亲热戏，我不让张俐仁看，她爬上隔壁墙很高的窗台上张望，我怎么也不肯演，导演没法儿，只好把她关起来，为了这个她气了我好几天。
虽然母亲和我在剧本里打了许多叉，最后导演还是拍了一场接吻戏和许多场夫妻吵架的戏，因为我刚从学校毕业，很怕老师和同学们看到会笑，所以好希望这部电影不要在台湾上演，没想到正如我当年所愿，《窗外》一直到今天都没在台湾正式上映。
琼瑶姊总是一头长发往后拢，整整齐齐地落在她笔直的背脊上，小碎花上衣衬一条长裤。第一次见到她，她就是这样打扮，那是我拍《窗外》四年后的事。她和平鑫涛到我永康街的家，邀请我拍摄他们合组的巨星电影公司创业作《我是一片云》。平先生温文尔雅，他们二人名气都很大，态度却很诚恳，我们很快就把事情谈成了，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拍拍胸口说，见他们之前好害怕好紧张，他们也拍拍胸口说，见我和我父母之前也好害怕好紧张，结果大家笑成一团。
从七六年到八二年，我为巨星拍了八部琼瑶姊的小说，《我是一片云》、《奔向彩虹》、《月朦胧鸟朦胧》、《一颗红豆》、《雁儿在林梢》、《彩霞满天》、《金盏花》、《燃烧吧，火鸟》。
之前的七二年至七六年已经拍了四部不是巨星制作的琼瑶电影，《窗外》、《女朋友》、《在水一方》、《秋歌》。可以说我的青春期，我生命中最璀璨的十年，都和琼瑶姊有着密切的关系。
少女情怀总是诗，那十年我如诗的情怀总是和琼瑶小说交错编织，那些忙碌的岁月，除了在睡梦中，就是在拍戏现场饰演某一个角色，生活如梦似真，偶尔有几个小时不睡觉不拍戏做回自己的时候，我会跑到琼瑶家倾吐心事。琼瑶姊总是奉上一杯清茶，优雅地坐在她家客厅沙发上，耐心地倾听我的故事，我们时而蹙眉，时而失笑，她写出千千万万少男少女的心事，所以我们也有许许多多共同语言，有时一聊就到半夜两三点。有人说琼瑶姊的书是为我而写，我倒认为是因为我的性格和外形正好符合琼瑶姊小说中的人物。
那些年母亲经常为我的恋情和婚姻大事而操心，不时打电话给琼瑶姊了解我的状况，琼瑶姊形容母亲爱我爱得就如母猫衔着她的小猫，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才能安全。最近重新翻看《窗外》，原来琼瑶姊也是这样形容江雁容的母亲。
从十七岁饰演《窗外》的少女，到现在拥有三个女儿的母亲，我很理解江雁容的情感，也能体会江母爱女之心切。心想如果我和女儿是这对母女我会怎么处理。于是我推开爱林的房门，她正坐在书桌前对着电脑做功课，一头如丝的秀发垂到肩膀，望着她姣好清秀的脸孔，我看傻了，她今年十五岁，出落得有如我演《窗外》时候的模样。我坐到她身边跟她讲《窗外》的故事。“如果你是江雁容的母亲你会怎么做？”我很茫然。“年龄不是问题，我会先了解那个老师是不是真的对我女儿好。”“他们年龄相差二十岁欵！”她看我一副紧张兮兮的样子，想笑，小手一摆淡淡地说：“我是不会交这个男朋友的——”
七十年代末，忘了是哪年哪月哪日。有一个黄昏，我正好走在琼瑶姊仁爱路的家附近，突然想起找她聊天，于是就按了门铃。一进门见她神情黯然，垂首独坐窗前的沙发上。待我走近，她幽幽地说：“听说xx死了。”“谁？”“我老师。”“……”窗内的灯一直没开，窗外橙红的落日渐渐消失，我脑子里泛起的竟然是读书时期看的一部《窗外》黑白片，电影的最后一个画面是江雁容的背影，她独自走在偌大的校园操场，镜头慢慢拉开，背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
琼瑶姊从来没有跟我谈起她的爱情故事。依稀记得平先生曾经说过，琼瑶姊写完《烟雨濛濛》后，从高雄到台北接受他安排的记者访问。回去时，平先生送她去车站，不知怎么居然跟她一起上了火车，在车上聊了很多很多，结果他一直聊到台中才下车，我听了很感动，问他聊了些什么？他说他们的话题围绕着琼瑶姊的小说《窗外》、《六个梦》和《烟雨濛濛》转，但是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谈《窗外》。
我认为，平先生一定是被那个敏感、忧郁、多情的江雁容和她的创作者深深地吸引了。
二零一一年四月八日
今年七月的某一天，我们在徐克家聊天，徐克很自在地抱着小狗apple，他那自在的手，偶尔也会搓搓他那白得似乎没晒过太阳的脚巴丫子，看他搓得自然，我也就不觉碍眼，仿佛他是山上修行的高僧，随心所欲地做他喜欢的事。聊着聊着，他拿起桌上的芒果和刀子，徐太施南生急着叫他去洗手，怪他抱过狗没洗手就吃东西不卫生，我想起他手搓过脚，也皱着眉头扯着嗓子劝他去洗。徐克一动也不动，我只好劝南生去拿条湿毛巾，南生边走边嘟囔着：“用毛巾和洗手到底是不同。”我说总好过什么都不做。话刚讲完，一条雪白湿毛巾已经递到徐克眼前，混乱中芒果已经传到了另一个女孩手中。这女孩从北京来，是演员孙红雷的助手，孙眼很尖，一看这情形，马上吩咐助手帮忙切芒果，那美丽的助手对着芒果发呆，我觉得奇怪，心中暗忖，是不是因为生长在大陆没见过芒果？再仔细一看，原来徐克已在芒果上方划了三刀。
曾经听南生说过，她在一家高级餐厅见过一名高贵女子优雅地吃芒果，芒果吃完，除了表面开的方块小洞和吃掉的果肉，整个果仁完好无缺地包在果皮里。于是我故作优雅地说：“让我来。”接回芒果，我再划上一刀，果皮上有个口字，我把口字上的皮拿掉，递了个小调羹给徐克，问他是不是要这样吃？
徐克在纷乱中，手还保持着刚才被抢掉芒果的姿势，圆瞪着大眼，还没合上的嘴巴发出一声：“是啊！”我松了一口气：“哦——这样就不怕你手脏了。”徐克这才在众目睽睽之下，把芒果肉从那小口子挖出，一勺一勺地往嘴里送，吃完上面和周围的肉，再用调羹把下方的果肉和果皮分开，然后两手拿着芒果两头，把果仁一转，果仁下面的果肉就给翻了上来。就这样，大导演干手净脚地就把整个芒果给干了。
我猜他心里一定在想，我老爷只不过是想吃个芒果，瞧他们几个紧张成什么样子！
二零零六年八月一日言情
其实自认连信都写不好的我，哪有资格为才子马家辉写序。在我认识他的头三次会面里，他每次都递给我一张名片，并且邀请我在《明报》写专栏，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也被他的诚意所感动。
大约在两年前，我和施南生在半岛酒店的瑞士餐厅吃饭，刚好徐克和一位教授在隔壁谈事情，南生知道我不喜欢应酬和怕见生人的性格，事先征求我的同意，虽然我爽快地答应了，但心想这餐饭一定很闷。没想到和徐克一起进来的是一位翩翩风度的青年书生，而我们整晚的话题竟是女儿经，当时非常同情他那爱女儿、疼女儿的（可怜）天下父母心，很想好好地开解他。他递给我一张名片，名片上写着“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助理主任马家辉，他答应下次见面时送我一本书《女儿情》，那是他和太太合写，送给女儿马雯一岁的生日礼物。
第二次见面，是在我从台湾回来的那个夜晚，在赤鱲角的高速公路上，心里有些感伤，拨了个电话给南生，刚巧他们请了马家辉夫妇在家里吃大闸蟹，要我过去，于是我直接从机场到南生家。
家辉太太美枝跟我一样是嫁到香港的台湾姑娘，也是我们林姓本家，聊起天来特别有亲切感，我跟她聊起这两年奔走于台北、香港的感觉，就好比经常游走于地狱与天堂之间，我描述着每当在桃园机场下机，我的心情就渐渐地沉重起来，虽然是大白天，总感觉整个天都是灰暗的。而每次离开台湾的时候，在中正机场，心情已经渐渐地开始放松了。回到香港通常已是晚上，从机场回到家必须经过一条长长的高速公路，公路两旁的路灯，因为车速的关系，形成了两道强光，四周安静无人，仿佛正在经过一个时光隧道，从地狱回到天堂，迎接你的将是欢笑和希望。家辉很安静地听，只问了一句：“为什么你认为台湾是地狱？”我说：“能够经常回台照顾父母，固然是自己的福气，但是所接触到的都是医院、轮椅和病人，心情非常沉重。”家辉递了第二张名片给我（怕我第一张不见了）邀我在《明报》写专栏，我好奇地问：“为什么你这么大胆，敢邀请一位从未写过文章的人写专栏？”他说我能形容出那天堂与地狱的感觉就能写文章。
第三次，也是在南生家吃饭，读了《女儿情》，我说他那爱女之情简直就像在跟女儿谈恋爱，他也挺同意我的说法。内里有些文章让我忆起小时候和父亲在一起的片段。他又递了第三张名片给我，再次邀我写稿。前两张名片真的不知收到哪儿去了，这次我接过名片珍而重之地收了起来。
每天买多一份《明报》，只为了要看马家辉的专栏，专栏里有比较通俗的维园阿伯甲、乙对话，有比较严肃的政治话题，最喜出望外的是读到有关电影的评论，家辉真的是喜爱电影，他从来不曾恶意地批评任何一部戏，总是很仁慈地和你分享电影的观后感。
在《回不去了》一文中讲到王家卫导演的《2046》，梁朝伟提着笔，镜头近摄笔尖，几乎看得见墨水滴下，一秒、五秒、十秒，镜头凝止不动，导演其实在向观众诉苦，这么多年了，我仍然在找寻自己的书写方式。不知道这是不是家辉的心声。不过，此刻我也正提着笔，许久、许久，不知怎么才能写好这篇文章。
不敢赞美家辉的文章，他是不需要赞美的，只想说，看了《爱恋无声》的手稿，一张张纸，几乎张张都能令你产生共鸣，虽然说的是寻常事的寻常趣味，就是因为这些寻常事，使你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知音，他和你谈天说地、诉古道今，使你的情感和灵魂找到了宣泄的出口。
马家辉《爱恋无声》里提到台湾那些往事，看电影、唱国歌、啃鸭翅膀、戏院门前烤鱿鱼的香味和煮玉蜀黍的热气，使我忆起少女时期，每个周末和几位好同学一起到台北西门町压马路、看电影那种快乐时光，我们几位身穿迷你裙，脚踩凉鞋，神气活现地走在西门町的大街上，好像整个世界就在你的脚底下，只有你才最大。当年我被星探发现，走入影圈而转变了我的一生，也就在这个时期。蓦然回首，已年过半百，这才发现要学习的事情实在太多，时代进步了，科技发达了，过去那些是回不来，也回不去了，我们被时间的巨轮推着向前走，眼睛往前看，偶尔回顾一下，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在《午夜危情》里，家辉提到克林顿夫人的脑袋，希拉里说自己的脑袋有几千个抽屉，随时精准开关。
马家辉，你又何尝不是。
香港有了你，将不再是张爱玲口中“一个华丽但悲哀的城市”，它将会是“一个华丽而温暖的城市”。
二零零六年七月四日
“徐克，你看外面！漆黑一片，没有路灯，没有电线杆，只有在路上行驶的车灯。这么静谧，感觉很迷离，很神秘。”在我前座的徐大导演觉得我大惊小怪，不疾不徐说：“新疆也是这样呀！”他在新疆拍摄电影《七剑》，待了很长一段时间。过了一会儿我又说：“在这沙漠地方，万一车子抛了锚，或其他原因，把我们给扔在外面那可怎么得了？”徐克语调平静地说：“那就是一个故事啦！”到底是大导演，什么事情都能想到故事和电影。我旁边的施南生，这两天出出进进忙着，很辛苦，正闭目养神。
这次迪拜电影节大会颁发“亚洲电影终生成就奖”给徐克。我是因为从来没到过中东，所以跟他们结伴而来，同时也可分享他们得奖的喜悦。
到了迪拜的头两天，眼睛所接触到的都是摩登建筑和所谓的七星级酒店。每家酒店都极尽奢华之能事，有的装饰得像水族馆，客人可以一边吃饭一边观赏深海鱼。有的金碧辉煌，酒店门前那许多和真马一样大小漆成金色的马匹，栩栩如生的奔跑状，异常壮观。我住的酒店，周围是引进的海水，客人可以坐上小船到隔壁的酒店和商场，像威尼斯一样。更奇特的是，在一个大商场里，他们打造了整个滑雪场地，就像电影布景一样，隔着玻璃窗可以看到穿着厚厚滑雪衣的人踏着滑板从小山丘上滑下来。这里用金钱堆砌出他们的梦想，就像拉斯维加斯一样。我看不到中东式的传统建筑，感觉不到阿拉伯世界的神秘气息，有点失望。但是在去会场的车程中，那属于中东的气息越来越浓厚。
车子在行进中，静静的，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