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卡尔梅达自认为自己是“思想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不过问政治，不和政客来往，不和资产阶级搀和，不加入任何组织，全力以赴去想象。”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他的行动并不是如此简单。他在自觉不自觉间，以笔为利器，用以鞭笞敌人，抒发政治主张。1973年智利发生的军事政变，使他成了新政权的“天敌”。对独裁政权愤慨，对社会民主的强烈向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心境下，他于1982年发表了文学生涯中的一部重要作品——小说《叛乱》。这部书问世后即引起了人们的热切关注。当时作者侨居德国，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该书先以德文发表，继而被译成丹麦文、荷兰文、俄文、瑞典文广为流传之时，才在美国一家企业的资助下，以西班牙文的形式出版发行。《叛乱》的问世奠定了他在拉美文坛上的重要位置。《叛乱》的素材取自真实的历史事件。小说以尼加拉瓜人民反对索莫萨独裁政权为背景，表达了作者坚信人民的斗争必然战胜反动独裁者的信念，也同时表达了他对智利国内形势的政治立场。小说由德国著名导演，斯氏多部电影的合作伙伴彼得？利连索尔改编制作成电影，并在德国的电影节上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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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其人其作（2）
众所周知，在智利这块国土上诞生和养育过一位伟大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巴勃罗·聂鲁达，他是斯卡尔梅达的导师和朋友，他亲自指引这位当时的年轻的文学爱好者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当斯氏还是一个毛头小伙时，他曾拿着自己的第一部作品向诗人请教。聂鲁达匆匆翻阅了几眼，一边提提裤子一边说道：“好的，年青人，两个月后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两个星期后，年青人敲响了诗人在黑岛别墅的大门的铃铛，诗人走了出来。“是我，诗人。”“我看到了。”“您读过了？”“读过了。”“您觉得怎么样？”“很好。”年青人正要表现出得意的神情，诗人说道：“但是那不说明任何问题，因为所有的智利作家的第一本书都写得非常出色，让我们等着看第二本吧。”作为自己所崇拜的老师和朋友，聂鲁达的诗句或曰聂鲁达式的诗句几乎在斯氏的每部作品中都可以见到被他巧妙地加以引用。聂鲁达在他的心目中，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也是他政治和生活方向的指引者，因此，当智利发动的军人政变把这位爱好和平和民主的诗人置于死地时，也深深震撼了斯卡尔梅达的心灵。1983年，智利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巴勃罗·聂鲁达逝世十周年之际，作为聂鲁达的朋友、学生，当时已很有名气的斯卡尔梅达，倡议国内每位作家创作一部小说，以纪念逝去的诗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作家的《火热的耐心》一书。小说中有一节叙述的是智利人民观看聂鲁达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情况，聂鲁达在演说词中引用了法国诗人亚瑟·兰波的一句诗：“只要我们怀着火热的耐心，到黎明时分，我们定能进入那壮丽的城池。”本名正是源于此处。大概令作家本人也始料不及的是，小说一发表便得到如潮好评，除了被译成多种文字，还被选作欧洲和拉美很多国家大、中学校的教科书。作家本人以小说为蓝本，亲自将其改编成电影剧本，改名为《聂鲁达的邮递员》，由意大利著名导演迈克尔·拉德福德福执导，由意大利著名喜剧演员马西莫·特洛伊西担任主要角色邮递员。马西莫在上这部电影之前，因其成功地扮演过的角色，已是一位家喻户晓的著名演员。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但是他一看完剧本，就认为这将是他今生最成功的角色。因此他不肯为治病而放弃这个机会。导演几次提醒他“一部电影不值得搭上一条性命”，而他却说：“这部电影就是我的生命”。他执意用自己的全部身心再现所扮演的角色，到最后录音阶段他完全和剧中所饰演的人物融为一体，人们很难看出是在演戏，还是在现实之中，虚弱的他最多只能录音两小时。他所扮演的邮递员果真获得巨大的成功，然而。就在电影停机后十二个小时，还没来得及看到鲜花和听到掌声，在摄制组的同行们在酒吧庆祝成功之时，在他应如约前往医院手术的这一天（因而没有参加同行的庆功宴），他却永别了人世。这一真实的故事为这部为人们所热爱的文学作品添加了一抹美丽的色彩。电影在世界范围内的几个重要的电影节获奖后，至少获得五项国际大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影片获得1996年第68届 奥斯卡金像奖五项提名，除最佳影片外，还有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改编剧本和最佳电影音乐提名，最终获得一项最佳原创音乐奖。于是小说更是在很多国家一版再版。作者本人承认他“迟迟不能从这部作品的巨大成功中走出来。”可以肯定地说，这部作品的成功，把作者推到了名利双收的巅峰。
继1987年中篇小说《邮递员》问世后，1989年作家发表了另一部小说《爱情的速度》。它被美国的文学评论家称为“爆炸后文学”的新浪漫主义作品。写的是一个52岁的在德国居住的美国医生，平日办事循规蹈矩，却在头发花白的年纪爱上一个15岁的网球世界冠军，那早已离他而去的热烈的爱情又在心中复活了。这样的几乎可以说荒诞不经的故事在斯氏的作品中让人感到见怪不怪。这本小说发表后三家电影制片商争购改编权。
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其人其作（3）
接下来是作家长久的“沉寂”，达十年之久，甚至有个杂志戏称之为“一个忘了写作的作家”，似乎斯卡尔梅达在文坛上消失了，他或许成了名副其实的电影人，电视人。因为他以前发表的所有小说全部拍成了电影。人们说，斯卡尔梅达“一本小说，一部电影”。此外，他还受邀为几本名著改编成电影，如埃娃？鲁娜；又如智利著名女作家伊萨贝尔·阿连德的《幽灵之家》等；共达二十几部。虽则如此，他一天也没离开过他所爱的文学事业。1990年他回到了阔别十五年的祖国，在首都圣地亚哥定居。在诸多他所投入的文学和文化工作中，他发起创办了电视节目“书秀”， 并亲自出马担任主持人，被人们亲切地称之“书先生”。这一文化性质极强的节目，用幽默风趣、生动活泼的形式介绍文学，介绍作者，介绍新书，是个健康、高品位、受到广泛欢迎的节目，特别是它所起到的刺激人们阅读兴趣的作用，受到一致好评，先后在智利、西班牙和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获奖。后来这一节目又有了新的发展，随着它的影响日益扩大，走出国门，由美国有关部门制作，通过美国《人民与艺术》有线频道向美国、西班牙、拉美，包括巴西和葡萄牙转播。节目的名称是“书塔”。rrelos papeles）节目邀请拉美地区最著名的作家共同参与，可以相信，在这些知名作家和学者的努力下，定会对介绍和传播拉丁美洲文学发挥更大的作用。但这不是斯卡尔梅达回国后的全部工作。在文坛上“沉寂”了十年，“不写字的作家”，终于首先在西班牙，然后在智利，向读者奉献上他的新作：长篇小说《诗人的婚礼》。
小说先在西班牙发表，一个月后在智利出版，拉美各国文坛上再次掀起了斯卡尔梅达热潮。小说以移民问题为题材。在小说的开头作者写道：“我爷爷在安托法卡斯达时对我说过……”众所周知，作者的祖父母是从南斯拉夫移民到智利的，作者本人虽出生在智利，作为移民的后代，他是熟悉移民的生活的，特别是1973年智利军人政权上台后，他和千万个背井离乡的智利人一样，离开了自己的祖国，斯卡尔梅达和家人移居德国多年。因此，他对移民的题材有着非同一般的感受。但是如果认为这是一本自传体小说，那就错了。作家本人认为，当今世界战事频频，随之而来是大量的难民问题，除此之外，国际社会中移民现象越来越普遍存在和使人关切，加上他本人天生具有的移民情节，这些都是他写作的初衷。故事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亚得利亚海岸一个叫赫玛的小岛上，小岛隶属于奥匈帝国。描述的主要情节是，奥地利人赫罗尼莫？菲朗克；即书中的富人移民到这个岛上；收购了本地的一家商店；并准备和岛上最漂亮的姑娘阿丽亚？埃玛尔结婚。生活在岛上的一家人；父亲柯贝达？何塞；长子科贝达？雷依诺；次子埃斯特万一家两代人都力图从帝国中独立出去，他们不但有思想而且有行动 。作者通过一系列荒诞不经的情节表达了独立和反独立两派之间的抗争。诗人科贝达？埃斯特万也和岛上最漂亮的女子深深相爱；最终他们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奥匈帝国的代言人；一名盲目听信帝国命令的“将军”，带领士兵破坏了新婚家庭的生活；并用武力制服了整个小岛；新人乘坐的船只被俘；新娘爱上了别人；科贝达两代人争取独立的斗争无果而终，甚至家破人亡，走上了移民流亡的道路，两兄弟一人在智利的圣地亚哥登陆，另一人抵达了美国的纽约。这两个城市发生的事情，也为作者下两部小说打下了伏笔。小说的创新之处在于用非常现代的方式把人的爱情、心理活动和历史有机地浓缩为一体，书中的主人公全是小人物，他们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去完成了一些英雄创举，而他们正是重大历史事件的牺牲品。有人把这部作品称之为反史诗（ntra…epica）文学。作者的这本长篇小说于2000年五月获得智利阿尔达索尔（altazor）文学奖。 小说在西班牙连续六个月高居畅销书榜首；并被译成英文、意大利文、德文、法文、葡萄牙文、土耳其文等等。估计不久就会看到被改编成的电影。
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其人其作（4）
2001年，《诗人的婚礼》的姊妹篇《长号手带来的女孩》如约而至。埃斯特万·科贝达流亡到智利的安托法卡斯达。一天，从欧洲来了一个长号手，他把一个两岁的女孩交到埃斯特万手中，说是他的孙女。尽管他对此持疑惑的态度，但最终还是接受了她，于是女孩在他身边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时代，他们之间由于爱、痛苦、嘲笑和幽默发生的许多事情，使他们之间的亲密联系远远超过了血缘的关系。当得知当年地中海那个岛上那位不幸的新娘阿丽亚可能是她的祖母，她决定要把这件神奇的事情进行到底，她相信这就是自己的身世，并使用祖母的名字给自己冠名。阿丽亚·埃玛和生活在这里的其他移民一样，特别喜欢电影，爱干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英雄举动，执着地向往着纽约，梦想着有一天在那里找到自己的叔爷雷耶诺·科贝达，而且相信他就是神奇的电影的发明家，于是在寻找同行去冒险逃往纽约的过程中，她认识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人，也发生了一千一百件、作家用其特有的讽刺、夹杂着欢乐讲述给我们的妙趣横生的故事，同时也为尚未问世的“三部曲”中的最后一本书，即赫玛岛上的人逃到纽约后发生的故事留下了一个活扣。
纵观斯卡尔梅达的主要作品，我们有充分理由称之为拉美“爆炸后文学”后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斯氏在1973年发表故事集《热情》之后，特别是发表《瓦房顶上的裸体人》获美洲之家奖后，以立即引起文学界的极大关注，甚至可以说，斯氏的开山之作也是“爆炸后文学”时代开始的重要标志。下面就让我们在斯氏发表的主要作品中去印证这一看法。
1973年斯氏《热情》一书发表，读者感到眼前一亮，耳目一新，因为人们在这里看到了在此之前智利文学作品中从未见到的题材和典型人物。这本故事书中的主人公们，或游荡在大街上，或痴心地爱恋着，他们是以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的面目出现的。如果说“爆炸文学”中的主人公们沉陷在一种神秘的、昏暗的、甚至有时是为某种任意的、不可认识的信条所束缚，则可以在斯氏笔下看到一个面目全新的群体。他们大胆、活跃、充满激｜情。虽然他们大多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他们有生活，（也许是极其艰辛地生活在社会上），他们有激｜情，（也许仅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但是，作者赋予了他的主人公一种信念，使某种行动成为可能，使某种想法成为可能，某种“幻想”或是“魔幻”与现实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于是一个新的文学的境界就这样产生了，而这正是“爆炸后文学”的一个特点，这是一个崭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看点。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不可忽视，也可以称之为“爆炸后文学”的另一特点，那就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在“爆炸文学”中几乎被作家们遗忘的对感情的描述，具体来说就是对爱情的描述。按照作家发表作品的大致顺序，让我们先来看看作者在70年代发表的短篇故事中的一篇《相好》：一位生活在纽约的智利青年在地铁里遇到一位年青姑娘，看见她第一眼便疯狂地爱上了她。但他不会说英语，他不知如何去沟通，他唯一想到的是偷她一只鞋。他拿着她的鞋子不知如何是好。故事叙述的是直到姑娘下车这段时间内年青人所想到的一切事情。他想了很多，想得很远，想到会和这个在瞬间所爱上的姑娘在一起共同生活，一起购买唱片、听音乐、买房子、早晨七点体面的早餐、那是充满了笑声的日子，还有无尽的温存和亲热，还有“性”，“我会用一个世纪的时间停放在你的深谷之中……”，总之，面对面前真实存在的女孩的身影，通过无边际的幻想，使一个智利孩子的梦想得以实现，虽然就在此刻之前，在纽约的小酒吧里“他早已将自己消耗殆尽：收拾桌子上的残粒7埂3迳u勺┑孛妗15每闪睦投寐虻皆谄凭傻男÷霉葜猩彼泪烛氲娜Γ刻欤诠褡由系睦渡撑枥铮阃伦湃崭匆蝗盏募拍庥靡豢榭梢园哑u砂卜畔碌哪就罚梢酝渫淞酵龋纯醋约涸谑澜缟险飧鲎畲蟮某鞘欣镆虮コ17肆で喽溲煺偷乃取比欢词乖谡庋木秤隼铮髡呓柚魅斯目谄档溃骸叭缓螅惆趺聪刖驮趺聪氚伞d憧梢曰倜鹞摇3胺砦摇4绻冶吃加谀悖呐略谖业拇采希憧梢院捅鸬哪腥怂酰牵紫纫栉蚁虮鹑遂乓愕幕幔梦蚁蚰阆允荆魏我桓鲋兰6觥19挥幸靶牡亩锒寄芄怀晒Γ寄苊蜗搿薄h梦颐蔷痛酥魈夂汀氨ㄎ难А弊鲆幌露员龋魑桓鑫?动，近二十年来，虽然“爆炸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各式各样，但总让我们感到或看到了某种空白，那就是存在的空白，感情的空白……，而斯氏笔下的主人公们，毅然决然地从空白中走了出来，即使生活在下层，即使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他们充满激｜情、幽默自嘲，他们冲破使人之间分隔开的诸如语言、不信任、恐惧感、强烈竞争等等障碍，而去和对方沟通、交流、表示爱慕……因此可以说，感情、爱情是斯氏作品中“爆炸后文学”的一个重要题材。
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其人其作（5）
“嘴上叼着康乃馨的男人”，也是作者早期发表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故事，因为作者的视角独特，立意新颖。写的是一个叫豪尔赫的葡萄牙青年，他在推翻葡萄牙独裁争权后，曾发誓要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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