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怀仁的人生阅历不可谓不丰富。他生长在上海闸北区的一个棚户人家，属于被上海人瞧不起的“江北人”。贫寒的家世、繁华的上海滩给了他最初的启蒙。他天资极好、悟性很高，又刻苦用功，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学习尖子。和同时代青年一样，“文革”的巨浪卷走了他的梦——和十万上海知青一道被卷到了北大荒。八年后，又被回城潮卷回了大上海。甫回上海，他就以过人的敏锐意识到：这世界要变了。于是，在伙伴们还在为进一个国营企业别去街道小厂而四处奔走时，他却一头扎进了中学课本，全然不管周遭的一切。大学毕业，当同辈还在津津乐道“攻上海，退北京，拼死也不去边疆”时，他已经悄悄地向美国数十所大学发出了奖学金申请信。站在密西根湖畔，望着气象万千的现代大都市，他油然想起了巴尔扎克笔下的那个外省青年拉斯蒂涅——埋葬了高老头，望着辉煌的巴黎，在心底里攥紧拳头呼喊着：“巴黎，现在就剩我们俩儿了，让我们来拼一拼！”
六年美国生活，物欲横流的美国呵！碰到、听到、见到的一切使他大彻大悟。他在心底深处彻底埋葬了以往的一切。他再也不想用自己的学识供任何人驱使了。拿到建筑学博士学位后，在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攻读理工特别是计算机学位的浪潮中，他毅然读起了第二学位——工商管理硕士……
男人的天方夜谭（4）
正在这时，堂哥打来了电话。
几个月来，他废寝忘食地研究了鲁军项目的全部资料。所有数字和许多段落已经烂熟于心。堂哥的工作做得没话讲，毕竟是中央机关的处长。几个月下来，他相信，他对这个项目的了解与理解，超过了包括鲁军在内的任何一个人。
鲁军们报上去的盘子是4000万人民币。按时下的汇率，折合800万美元左右；其中48％强为设备款。而从他在芝加哥所能收集到的美国和世界天然饮料生产设备资料上来看，其实际花费连一半都不到！当他第一次意识到这个结论意味着什么时，浑身的血液“轰”地一下涌上了脑袋，一时竟有些晕眩起来。后来多少次，半夜醒来，他都怀疑自己记错了，翻身爬起来，从头再看一遍资料。那一段时间，他常常会无端地想起生产建设兵团时的那些口号：“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不打无准备之仗”，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思想真是英明。为此，他一次次操起电话，隔着太平洋向堂哥了解进度，商量细节，了解鲁军其人其事。月底，电话账单令他倒吸一口冷气：乖乖，2800多美元！几乎比他六年电话费的总和还多。但他平静地寄走了支票。是的，我成怀仁永远也不是那种干大事惜身、见小利忘命的人。在心底潜藏了多年的那个声音越来越响亮地在告诉他：你一定能出人头地！
是的是的是的！上帝远远没有慷慨到那种程度——赐给很多人这种机会，使他通过一次生意、在几个月中便成为百万富翁，而且是美元的百万富翁！
是的，远远没有。
这是千载难逢的！
深夜，万籁俱寂。蓦地，传真机响了，nd521nd522中他吓得浑身一机灵。
看着那一页页陌生的笔迹，他盘算着银行里的存款——那六年来，靠了劳苦、屈辱、精细和节衣缩食的全部积蓄。心血不会白费。他想，该去找老混蛋维克多了。
还有朱迪。
四
是的，最开始我们的确只是想通过成怀仁介绍一些美国厂家并做我们的翻译；后来，变成了我们从他那儿买设备。事情变得无法收拾，也是这样开始的。大概情节你都知道了。
细节？我尽量回忆吧。有些，时间上可能会有出入，但事情大致应该不会错。
到了芝加哥，我们都有些吃惊。成怀仁和一位美国小姐，对，就是我给她发过传真的朱迪小姐——成怀仁的私人秘书——一起来接我们。说起来，我们在国内也都算有头有脸的人物了，可是我们谁都没见过那种豪华的加长凯迪拉克，更别说坐了。车里有电视、电脑、电话，还有一台很薄的小冰箱。司机是个高大的黑人，穿一身笔挺的制服，戴着大檐帽，对成怀仁毕恭毕敬，一口一个“yes”，的确给我们心理上的冲击不小；我当然感觉得出来。包括我在内，大家对成的态度一下子客气起来了。后来我们在美国期间，一直都是这个车子和司机。我们没好意思问，但都一直以为这是他的私家车。
成怀仁白白净净，南方人，显得很年轻。聊起来才知道他和我同岁，都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更巧的是，在北大荒兵团，他所在的连队离我所在的农场不到一百里，我们是一个师的。我们同年生，同年上学，同年去的北大荒，同年回城，同年考上大学，经历几乎一模一样。这使我们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许多。
成怀仁这个人的最大特点是：平淡。不是别的平淡，是他说话做事时的动作、神态、语气总是淡淡的，慢条斯里不慌不忙的样子。他不太爱讲话，说起话来很简洁，很平淡。这些年，我们之间有过极严重的冲突，在这种时候他也不激动，仍然是淡淡的，喜怒不形于色，让人捉摸不透。
到芝加哥的第二天，成怀仁把我们接到他的公司。在他办公室里，我们才知道他就是做饮料设备生意的。
从他公司墙上的示意图里，我们看到他们的业务遍布欧洲、日本、四小龙……我和成处长开玩笑说：“您可真不愧是中央机关的领导，我算领教了什么叫守口如瓶。”成处长挺不好意思，用手挠着头“嘿嘿”笑。成怀仁解释说，因为忙，加上国内市场不成熟，所以他这些年很少和国内联系也没回过国，“他们（指成处长）也并不很清楚我到底在干什么”。
成怀仁的公司与他的办公室，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且不说其办公条件比我们省长的办公室都要豪华得多。那几十台闪烁的计算机，此起彼伏的电话铃，压低的嗓音，匆匆的脚步，快速运转的复印机……在国内，很少能看到这样的工作气氛。说起来不怕你笑话，我们都是第一次见掌纹识别的电子门锁，那玩意儿一下子就能把人带进惊险小说似的氛围里，弄得人说话都小声小气的，不敢高声。
我暗地里留心算了一笔账：在他外间的大办公室里有四十多人，加上他介绍的在世界各地的办事处与散在外面的销售人员，按照当年美国人均收入计算，光是人员工资，就是一两百万美元；那么营业额呢？显然是一笔天文数字。我尊敬有本事的人；我不能不对这位同龄人刮目相看。当时，我就是有天大的想像力，就是做梦，我也无法想到这一切的一切居然会是租的，包括那位气质高雅、姿容出众的美国姑娘——朱迪小姐。当时如果有人告诉我这一点的话，我一定会认为说这话的人不是疯了就是别有用心。
男人的天方夜谭（5）
现在分析起来，我们被解除了思想武装的原因——请相信我不是为了替自己辩护，至少不仅仅是为自己辩护——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国内宣传的影响。
这些年，直到今天，我们看到、听到了太多太多海外华人华侨如何如何成功、如何如何爱国、如何如何渴望为祖国现代化作贡献等等诸如此类的说教了。我敢说，这种宣传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自欺欺人的一厢情愿。它掩盖了一个基本事实，就是特定社会存在的人，一定具有无可逃避的特定属性。资本家就是人格化了的资本；商人的基本追求就是利润的最大化。
我认为这没有什么可怀疑，没有什么可不好意思说的。
我们的宣传却总是要刻意地回避这一点，总是喜欢把经济行为泛政治化、泛伦理化，把它套上一层政治的或伦理的光环，故意把本质上极为冷酷的国际商业交往弄成灯红酒绿、友爱情深的一团锦绣。据说这种极片面的宣传，是为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真是荒唐可笑！建立在虚假信息上的东西，怎么可能与严酷的现实对抗呢？它的直接危害，就是在霍霍磨刀的海外商业对手面前麻醉自己人的警惕，造成一种极幼稚的侥幸心理、懒惰与无能。
这种愚蠢的、几乎等于为虎作伥的宣传是怎么来的，我不知道。领导机关的极左思想？新闻从业人员的幼稚无知？我不知道。但我痛切地感受到：是这种宣传教育，使中国的企业家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时显得幼稚可笑，其行为与心理正好和美国人的作法相反：
美国人是先做生意，从不讲什么情谊。在做生意的过程中，有可能的话自然而然地成为朋友，成为合作伙伴，也有可能成为陌路人，成为竞争对手，甚至敌人；我们是友好交往，重情重义，先交朋友，再做生意，充满了礼尚往来的真诚。孰不知，在对方眼里，这完全是莫名其妙的愚蠢幼稚。
我们五个人，真的是交朋友去了，光是高档礼品就带了满满两大箱。
景泰蓝、茅台酒、苏州刺绣、黄杨木雕……现在，我们曾送过礼品的那些人，没有一个和我们还有交往，百分之百的是在糟蹋钱。有一次，在我们的再三邀请下，一个美国人喝了一杯茅台酒；事后，他对别人说“从来没喝过这么可怕的酒……”我相信他没有恶意，是习惯和文化差异造成的。
可在当时，我们就是这样一厢情愿地在做事情，花了钱、送了礼，还被人家看成是活该倒霉，是莫名其妙的乡巴佬土老冒。你能怪人家吗？
我们就像一个懵懵懂懂而又充满激｜情的傻丫头，一头扑进了成怀仁的怀里，把他当成了可以托付终身的如意郎君。哪里会想到，那是一个早就张好网、冷冷地等在那儿的采花贼呢？
五
几句话谈下来，成怀仁心里有数了。
第一，这五个人对美国的了解，差不多停留在大陆报刊宣传与世界知识手册介绍的水平上；第二，他们即便懂英语，也是中国式的哑巴英语：借助词典能读、能看，听不懂、说不出；第三，基本谈不上具有专业知识。原来以为那位总工程师懂专业，结果一问才知道，此公二十五年前毕业于天津轻工学院机械专业，此后在省计委项目处一口气搞了二十多年项目审计。这位总工基本是个外行了：对计算机程序控制的生产线所知有限，所提问题差不多全是六七十年代的机械常识，成怀仁都不好意思翻译给美国佬听。
听堂哥说，鲁军请他来做总工，主要是因为他在省里特别是在国家主管部门的关系多。
那位项目负责人——未来的王厂长，主要的职责，似乎就是给鲁军拎包、开门、倒水、点烟、拿资料；而那位省厅厅长，则是个典型的官僚：哼哼哈哈，不学无术。美国厂家执行副总裁介绍设备性能、技术参数与经济技术指标时，他老人家居然四脚拉叉地仰在沙发上睡着了，鼾声大作，涎水一直淌到领带上。难为他还箍了条领带。
成怀仁注意到，鲁军的脸“唰”地红到了颈根，在空调开得有些冷的房间里，他的额角霎时间渗出了密密的汗珠。在这五个人中，成怀仁已经看出，只有这位同龄人还值得认真对付：从到了美国起，除了睡觉，成怀仁就没见鲁军闲着。不是看书、翻资料，就是问东问西，问题极多极烦。偶尔，他也会表现出刚到美国来的人经常会发生的愚蠢。比如，在成怀仁以厌恶的口吻，谈到黑人兄弟给美国社会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时，鲁军一下子表现出了毛泽东式的敏感：“你一个中国人怎么也跟着白人闹起种族歧视来了？”成怀仁冷冷一笑，毫不客气地来了一句：“我对政治说教不感兴趣。”噎得鲁军半晌说不出话来，车厢里一阵死寂。多亏堂哥打了个哈哈，才把这难堪岔过去。
自视极高但不乏理性的成怀仁，很快就意识到，这个去过北大荒的少年新贵，并不愚蠢，其智商与悟性决不在自己之下。而且他也同样读了大量的书。这个人不贪小，不爱钱，是个工作狂式的人物。这种人的最大特点是野心，是视政治前途为生命。年轻，精明强干，精力充沛，急于干出成绩来。这种人的心理盲区不明显，不过，按现代生理、心理学的规律推断，这种生命力旺盛的人，进取心、占有欲和性欲望也都会很旺盛。他们最常见的毛病就是患“寡人之疾”；一旦他们认为不会危及到自己政治前途，或者自以为安全时，便十有会犯病。成怀仁见过很多这种人。从堂哥的介绍中，鲁军在此方面似乎很干净。不过，谁知道呢？听堂哥说，他是北大经济系毕业的，给那位改革派省长当过秘书。
男人的天方夜谭（6）
接触下来，成怀仁一方面松了一口气，可是另一口长期压在心底的恶气，却被勾起来，梗在了胸口愤愤难平。使他撒了弥天大谎之后隐在心里的内疚与不安几乎荡然无存。
还在北大荒时，成怀仁就曾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个人品、能力、苦干都不如自己的人，在“两招一征”（即招工、招生与征兵）或提干中远走高飞了。他真希望能被推荐去读书，哪怕是农学院。为了争取表现，他曾在那片黑土地上累吐过血。
可是，有靠山的走了，善钻营的走了，有钱送礼的走了，有姿色肯献出贞操的走了，惟独他走不了。长夜漫漫，他在煎熬中企盼，在遥遥无期中煎熬。八年间，看不到任何希望。
考上大学后，他曾经以为从此可以凭本事扬眉吐气了。然而，种种迹象表明，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一批看不出何德何能的小青年突然成了县团级、司局级，甚至省军级。原因仅仅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好爹好妈。
成怀仁的心寒透了。从此，他不顾一切地选择了出国留学的道路。当飞机在虹桥机场腾空而起的一霎那，他在心中暗暗发誓：这一辈子再也不回这个让人伤透了心的国家了。
当轻工厅长的鼾声骤然响起时，成怀仁心中的愤恨被极为猛烈地勾起来了：
在外国人面前的羞耻、对素餐尸位者的蔑视，凝成一股寒风，迅速将他心底对祖国的一丝温情扫荡殆尽。你看吧，就是这样一些做官有术、做事无能的庸碌之辈！就是这样一些丢尽了国家脸面的人，却在掌握着国家的权力。只要可能，他们还会把这权力传给他们的儿子、孙子，子子孙孙传下去……
是的，这笔钱掌握在这种蠢猪手里，我不赚，也会让美国人、德国人、日本人，或者随便什么破烂人赚去。我要不择手段。是的，不择任何手段也要把这笔钱赚来。
可能就在那一刻，成怀仁不再犹豫了，下定决心用最无情的手段来对付鲁军和这位厅长，一举拿下这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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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了，北大荒。这是你我的宿命。”看着鲁军那略显尴尬的脸庞，成怀仁知道，用不了多久，在他的重击之下，这张脸上还将出现更大的尴尬。“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既然处在了这个位子，我就不能不这样做；我看出来了，你也许是个优秀人物，比你的同僚出色许多。可我顾不了那么多了，我别无选择。”
成怀仁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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